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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輕人開始“刪除”親戚。

“家族群已退”“春節不回家”……社交平臺上，年輕人與親戚關系的疏離正從個體選擇演變為集體現象。豆瓣“斷親互助小組”聚集了數萬成員，知乎“如何禮貌拉黑親戚”的提問獲得百萬瀏覽。

這種與傳統宗族紐帶決裂的“斷親潮”，究竟是數字時代的特有癥候，還是人類道德演進的必然結果？

德國哲學家漢諾·紹爾在《善與惡的發明》中給出的答案令人深思：當代“斷親”絕非孤立事件，而是人類500萬年道德史中“合作與背叛”“傳統與革新”的漫長拉鋸戰在今日的投影。

現代的譜系

舊世界的龐大帝國和最早的城市中心已經消亡。昔日輝煌的廢墟，如今讓游客們嘆為觀止，他們在社交平臺Instagram（照片墻）上記錄下這些廢墟和城墻遺跡業已逝去的輝煌。

這一個世界，也就是我們的世界，是如何從另一個世界中興起的呢？

追溯現代的譜系：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對人類自主與個性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迫使我們的價值觀、制度以及確定我們共存規則的規范性基礎結構發生徹底變革。它釋放出新的經濟、科學和技術能量，挑戰傳統的等級制度，要求個人權利。這種發展是全新的，還是它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自人類最早的大型社會出現不平等現象以來的5000年間，我們人類是如何生活的：在貧窮、骯臟、苦難和農奴制中度過的短暫的一生，聽命于兇殘的暴君，飽受流行病的困擾，在毫無意義的戰爭中疲于奔命，被宗教迷信恐嚇，害怕（或期盼）死亡。

孩子們的脊背因挑水而彎曲，婦女們被懷孕、分娩和再次懷孕的枷鎖束縛，直到過早地死去。

生命的基本方向是由出生的偶然性預先決定的：如果祖父和曾祖父曾是村里的鐵匠、木匠或牧羊人，那么其子孫幾乎沒有人能夠離開那個永遠不變的村莊。

即使離開，也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徒步或在顛簸的馬車上來回搖晃，穿過黑暗的森林或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那里潛伏著危險的動物和不法之徒；或者乘坐木船穿越驚濤駭浪，踏入未知世界的邊緣。

在這一發展過程的末端，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全球聯網的世界主義者必須展現出創造力，才能讓他們如今已經翻倍的生命長度富有意義和樂趣。

在這個時代里，擺脫了艱辛工作枷鎖的人不在少數，許多人可以自己決定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想在哪里生活；

在這個時代里，來自遙遠國度的甜美果實——它們曾經是如此稀有和遙不可及，甚至連富人也只能從更富有的人的沙龍畫作中知曉它們——可以隨時享用；

在這個時代里，人類飛翔的夢想已經成真，陌生人的心臟可以在昔日必死無疑的人的胸膛里跳動。

罕見的人

關于人類心理普遍天性的一般論述，都是根據從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中提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得出的：幾乎所有心理學研究的參與者都來自富裕的西方工業化民主地區，受過高等教育。

對于這個群體，有人創造了一個縮寫詞：“奇怪的人”（WEIRD people），其首字母分別代表“西方”（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

假如這個群體的人能夠代表其他人，假如“奇怪的人”與其他人之間不存在系統性的巨大差異，那么問題就不大了。

但是顯而易見，這種可能性并不大：倘若從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挑選一批高智商的青少年，讓他們在少數幾所極端挑剔的精英大學中學習，他們的認知直覺、感知模式、偏好和行為傾向還與從其他群體中隨機選出的個體相同，那將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奇怪的人”表現出一系列復雜的認知和道德特征。從現在起，我只稱他們為“罕見的人”，“罕見的人”的典型聚集地點是現代西方民主國家，如丹麥、德國、挪威、瑞士、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西班牙和阿根廷，但這群人也并非僅在此出現。

然而，從全球范圍來看，“罕見的人”在統計學上是一種反?，F象。

“罕見”道德的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有道德普遍主義的明顯傾向。普遍主義道德與所謂的特殊主義道德的主要區別在于，普遍主義道德假定普遍有效的道德規則平等地適用于每一個人。

在“罕見的人”聚集的國家中，絕大多數人認為，將自己的朋友與其他沒有私人關系的人區別對待是不可接受的。這就是道德普遍主義。

全世界“罕見”人群的道德情感也是不同尋常的。在許多傳統社會中，存在著一種“榮譽文化”：社會交往中的一種重要貨幣是個人作為妻子或丈夫、母親或父親、商人、工匠或社區成員的聲譽。

這種名譽可能取決于各種因素，如個人的職業成就、可靠性或性行為。一個人對名譽受到侵犯的反應是羞恥：感到自己被貶低、被羞辱、被公開暴露了，想要躲避別人的注視，遁入地下，遮掩臉面。羞恥感會讓他們在別人的社會評價中感到自己的地位下降。

“罕見”人群（平均而言）傾向于分析性思維，非“罕見”人群則傾向于整體性思維。進行分析性思考的人試圖把世界理解為一系列孤立實體的集合，實體之間以特定的屬性彼此區分。

整體思維方式則強調事物之間的關系，力求發現事物之間的關系和共性。整體思維者看到的是“整體”，分析思維者看到的是“部分”。

“罕見”人群的普遍主義道德觀和分析性思維方式是歷經1000多年發展的結果，在此期間，天主教會摧毀了歐洲的傳統家庭結構。

作為經濟、政治、法律、宗教和私人生活的核心組織原則的親屬關系網絡被摧毀，人類社會從而啟動了文化進化進程，約在500年前進入現代。

在之后的幾個世紀里，教會對誰可以與誰結婚的規定越來越嚴格，甚至越界管控。禁止堂表兄弟姐妹通婚在西方教會的婚姻與家庭計劃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也成為區分西方教會和東正教會的一個重要特征。

在這一發展的末期，原資產階級小家庭出現了，它取代了人人之間都有親屬關系的大家族宗法結構，代之以由基本獨立的家庭組成的松散聯合體。這一趨勢也反映在各種親屬關系和法律關系的詞匯中，家庭成員的特定名稱（許多社會將母系兄弟與父系兄弟區分開來）被強調性關系亂倫性質的概念取代。

因此，妻子的母親成了岳母，兄弟的妻子成了嫂子——或者用英語更直白地稱為“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aw）。沒有任何生理障礙能夠阻止遺傳學上的親屬之間發生性關系，所以大多數社會都必須找到鏟除亂倫繁衍這一事實的可能性的辦法。

這個問題的一部分可以從生物學角度解決：從小在一起長大的非常親近的孩子，成年后彼此之間會自動發現很難產生性吸引力，無論他們之間是否真的存在血緣關系（這就是所謂的韋斯特馬克效應）。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幾乎所有人都對兄弟姐妹之間的性行為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直覺性厭惡；如前所述，這是出于生理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

此外，準則規范的文化演變必須闡明亂倫禁忌的微妙之處。有關這一點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差異，早期歐洲教會采取的措施是其中的一個極端。

現代靈魂的文化進化

天主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雖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確實逐漸摧毀了西歐的家庭和宗族結構。緊密的親屬網絡作為社會組織原則的作用被瓦解：從這時起，政治和經濟活動越來越不依賴基因上的忠誠。

這促進了分析性思維方式的文化進化，而對道德史來說，更重要的是，非個人的親社會性和道德個人主義的出現，使陌生人之間能夠在自愿的基礎上互利合作。

其結果是，關系結構得到了更大的擴展，經濟增長、技術發展、政治解放和科學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為現代社會的這些關鍵要素恰恰需要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和更流暢的合作形式，其開端正是西方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

文化進化的概念能夠表明，變異和選擇的過程可以產生復雜的人工制品，如工具或凌駕于人們頭上的制度。我們在這里面對的很可能也是一個文化進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自然選擇的力量或多或少對偶然產生的文化“變異”施加壓力。

在西方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尚在奠定基礎的時候，還存在一系列其他的宗教流派，它們可能也是出于巧合而已經遵從于截然不同的道德規范和禁忌。

最后，在沒有人能夠計劃或預測的情況下，“罕見”模式在漫無目的的文化進化過程中發掘出一種變體，使人們能夠過渡到現代，現代體制里包括市場經濟、平等—參與的政治、非個人化的官僚機構和擺脫了宗教教條的科學。

后來，教會向富人承諾，即使他們在此時此地保留并享受財富，只要他們愿意在死后將財富遺贈給教會，就也能進入天堂。

這種財富結構鞏固了教會在現世的權力，同時從道德上阻礙了財富在家庭內部的傳承，以此進一步削弱了既有的家庭結構。

血濃于水

自300年以來，西歐社會對天主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中的規范接受的“劑量”越大，社會就越“罕見”嗎？

簡單來說，是的，這一點可以得到清楚的證明。亨里奇和他的同事們成功研發出了一些數字量表，它們既反映了一個社會與教會家庭政策的接觸情況，也反映了既有親屬關系的相對強度（即所謂的親屬關系強度指數）。

如果對這些數值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前文詳細討論的心理特征無一例外地與這些指數密切相關。

西方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注入的“劑量”越大，人口在親屬關系強度指數上的得分就越低，相關人口就越“罕見”。

個人主義、意向性、分析性思維、愧疚感而非羞恥感、不順從、非個人的親社會性以及對陌生人的信任，一切都與這兩項指標密切相關。

天主教家庭道德觀的影響太大，以至于在整個轉變過程完成500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精確地追溯意大利93個省的市鎮邊界。

在那里（就像在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有時仍然可以發現思想和行為上的巨大差異，村與村的現狀截然不同的情況并不少見，這取決于它們在教皇領導時期與西方教會的婚姻和家庭計劃的聯系有多緊密。

例如，500年前堂表兄弟姐妹之間的通婚頻率有多高，仍然可以從今天有多少人匿名獻血，有多少人比起其他形式的儲蓄更喜歡手握現金，以及一個地區的腐敗程度有多高等事實上看出來。

最后，這些例子還表明了社會性合作對人類共同生存的核心作用：在人類歷史上，能夠促成與更多人進行更具包容性的合作的道德，幾乎總能帶來科技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和軍事優勢的增強。

世界的祛魅

道德的現代化不僅推動了政治和宗教的發展，而且推動了整個思維方式的發展。新的道德不可能不產生深刻的認識論后果。

馬克斯·韋伯在1919年將其描述為“世界的祛魅”，這種祛魅并不是說已經發現了所有真理，解開了宇宙的所有謎團，而是相信世界上的事情總是有其道理的。沒有什么神奇的、超自然的或不可知的力量能夠逃脫自然法則的全面控制。

我們對自然的理解越深刻，舊形而上學中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就越沒有存在的空間。宇宙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基本空洞的容器，荒蕪得令人厭惡—沒有親愛的上帝的蹤跡。即使在很小的領域內，世界也是由神秘的微粒組成的，微小到人類的眼睛永遠無法看到它們；人類尋找一個仁慈的造物主的努力付諸東流。

在哲學方面，“罕見”的發現引發了一場思想革命，它從個人或群體為自己立法的能力中尋找道德行動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由上帝頒布、經教會批準的自然法權已經過時。從現在起，個人應從傳統的家庭和統治結構的權威中解放出來，只按照自由公民的合理規則生活。

英雄無處可尋

過去5000年的英雄主義倫理不愿了解女性的忍耐。當然，古典時期和中世紀史詩中宣揚的英雄主義在相當程度上一直是意識形態多于現實，而且無論怎樣都是皇室上層階級的特權，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不起作用。

盡管如此，前現代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卻能如此迅速地從騎士的大男子主義轉向謹慎的精致和克制的情感，這一點令人矚目。

僅僅幾個世紀之后，用桌布擤鼻涕、隨地吐痰或吃飯時不用叉子都被看作是粗魯無禮的行為。

諾貝特·埃利亞斯將這一趨勢描述為“文明進程”，它掀起了一股新的馴化浪潮，確立了統治階級極致細化的行為規范，并將加強對沖動的控制作為社會的區別標志，用英勇取代粗暴，宣傳更適合晚宴而非刀劍格斗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大逃離

對“罕見”的發現是對信仰、統治和探索的新形式的發現。然而，其最戲劇性的結果產生在經濟領域：人類一直試圖擺脫讓其幾千年來的生活水平幾乎不變的“馬爾薩斯陷阱”，卻徒勞無功。

因為與通常的設想相反，貧窮是沒有原因的。富裕是有原因的，而貧窮是不受干擾的正常狀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曾經富裕的人不會因為戰爭、管理不善或自然災害而變窮，而是說社會富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成就，而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此之前，人類一直深陷馬爾薩斯陷阱，無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因為生活水平的任何一點提高都會立即被隨之而來的人口增長吞噬干凈。

由于傳統家庭結構被破壞，“罕見的人”不得不逐漸訓練成熟非個人的親社會性，這是上述發展得以扎根的必要條件。

西方必勝主義？

人沒有“罕見”和不“罕見”這兩種“類型”之分，“奇怪”是一個連續統一體，這上面雖然存在著大致的趨勢，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個人的自我控制、分析性思維或廣泛的親社會性方面的差異并不是基因決定的，而是心理特征及其所處的制度框架共同進化的結果。

當前世界，社會上的各種發展趨勢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體制和所謂的“消費文化”，這有時被描述為“殖民主義的軟化版本”。

西化只是一種邊緣現象，其重要性被嚴重高估了。西化是存在的，但嚴格說來，只有當非西方國家接收制度上可有可無的文化實踐時，才能被恰當地描述為西化。

東方國家的精英人士也會穿著深色西裝，打著純色領帶，這才是真正的西化。因為這種著裝方式起源于西方國家，除了能喚起穩重感和可信賴感的象征性效果之外，讓人們穿著西裝而非東方傳統服飾來做出政治決策并沒有更深層次的理由。

目前，世界上許多地區都在走歐洲最先走上的現代化道路。出于前文所述的那些偶然性原因，歐洲是最早實現現代化的地區；然而這里所講述的歷史中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只是由于接近歷史而產生的假象。

實際上，我們目前正處于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的生活正被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同一股現代化浪潮所席卷——我們只是因為離得太近而看不清楚。

當年輕人按下退出家庭群的按鈕時，他們既在反抗五千年的等級桎梏，也在回應五百萬年前刻入基因的終極叩問：我們究竟想要如何生活在一起？答案或許藏在這本書的結尾：“道德如同車燈，照不遠前路，但足夠走完漫長的旅程。”

德國哲學新銳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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