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96歲的香港富豪李嘉誠再次站在輿論風暴的中心。這一次，他拋售的不僅是價值228億美元的43個全球港口資產，更是一場牽動中美戰略博弈、撕裂民族情感的歷史性事件。當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被美國貝萊德財團收入囊中時，這場交易已遠非“商業套現”所能定義——它暴露出全球化退潮時代資本與國家利益的尖銳沖突，更叩問著所謂“商業自由”背后的歷史責任與道德邊界。我這里想從三個方面談一談個人感受。

第一，從“黃金水道”到“地緣絞索”：巴拿馬運河的戰略之重。巴拿馬運河，這條1914年通航的“世界橋梁”，承載著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更是中國與拉美60%貿易往來的生命線。2024年，中國6400萬噸貨物經此穿行太平洋與大西洋，占運河總貨運量的22.7%。這條水道不僅是中國“一帶一路”在拉美的戰略支點，更是保障全球供應鏈穩定的“七寸之地”。然而，當李嘉誠將運營27年的運河港口控制權拱手讓予美國資本時，這條“黃金水道”瞬間淪為懸在中國航運咽喉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美國對此早有布局。特朗普年初高調宣稱要“武力收回運河控制權”，貝萊德財團董事會中三名五角大樓前高官的身影，以及美方計劃對中國船舶征收單次150萬美元“政治附加費”的提案，無不昭示著資本交易背后的軍事與政治圖謀。正如《大公報》所言，這絕非單純的商業轉讓，而是“地緣絞殺”的關鍵一環——美國可通過算法限流、差別化費率、甚至“長臂管轄”等手段，系統性打壓中國航運企業，徹底瓦解中國在拉美數十年的戰略布局。

第二，“撤資教父”的歷史悖論：這是商業理性還是民族背叛？李嘉誠的“撤退藝術”向來精準。2015年拋售內地資產轉投英國基建，被輿論諷為“別讓李嘉誠跑了”；如今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的敏感時刻，他又將戰略資產售予美國資本，可謂在民族情緒的傷口上再撒鹽。盡管其支持者強調“商人無國界”，但歷史的天平早已傾斜——當張謇以實業救國對抗列強資本、霍英東頂著港英政府封鎖為內地輸送物資時，他們用行動定義了“商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永恒價值。相比之下，李嘉誠在聲明中強調的“規避地緣風險”“優化資產配置”，在民族大義面前顯得蒼白而冷漠。

更令人警惕的是交易中暗藏的數據主權危機。港口智能調度系統與船舶安檢數據庫的移交，意味著美國可精準掌握中國商船貨物類型、航行軌跡等戰略信息，為對華制裁提供“靶向導航”。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曾以“安檢”為由滯留中國貨輪72小時導致訂單違約，這種“系統性打壓”的預演，或將因數據掌控而升級為常態。

第三，沉默背后的制度困局：資本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博弈迷思。面對兩任香港特首的公開批評、港澳辦官網罕見轉發檄文、民間“背叛全體中國人”的聲浪，李嘉誠的持續沉默暴露出更深層的制度困境。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既無《反外國制裁法》的適用機制，亦未建立類似美國CFIUS的“戰略資產審查制度”，使得這類表面合法卻危及國家利益的交易陷入監管真空。當《大公報》質問“為何將戰略咽喉拱手讓于美國霸權”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資本全球化的敘事下，單純依靠“文化認同”或“輿論施壓”來約束跨國資本，無異于與虎謀皮。

這種困局折射出全球化時代的治理悖論。注冊于開曼群島的長和實業，其離岸架構本為規避監管而生，卻在關鍵時刻要求其承擔“中國戰略責任”，制度設計上的割裂顯露無遺。正如歐盟《關鍵實體韌性法案》（CER）將能源、交通等列為“關鍵資產”，中國亟需建立戰略設施交易審查機制，將港口、數據中心等納入國家安全清單，方能在資本自由與國家安全間筑起一道堅實的防火墻。

那么面對這樣的窘境，我們該如何破局呢？實際上，針對這一危機，中國的反擊已悄然展開。3月中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馬輝專機抵達巴拿馬，與當地政黨達成深化合作承諾，試圖在美方控制港口運營權后重建戰略平衡。與此同時，國內輿論場關于“建立離岸中資企業責任紐帶”的討論升溫，主張通過國資持股、法律協議等方式，將海外中資納入國家戰略框架。

更深遠的變革在于全球航運格局的重塑。當美國試圖通過控制巴拿馬運河扼住中國命脈時，中國正加速布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非洲吉布提港等替代節點，同時以占全球50%的造船份額為依托，推動智能碼頭系統與物流標準的全球輸出。這種“去中心化”的抗衡策略，或將改寫百年來的海運權力圖譜。另外對李嘉誠個人來說，我們完全有能力對他實行懲罰性措施。這對他本人和其他相關企業來說是一種警醒，更是一種鞭策。#大公報：停止交割港口切勿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