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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語錄

（2025年3月21日）

情緒不是敵人，學會與它們共處，你會更強大。

——〔英〕羅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

02

美國政治社會思潮之變與其對華競爭戰略

李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張璐薇，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實習員

《國際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雖然個性特征鮮明，但其施政也將受到國內因素的直接影響。在國內因素的分析框架中，除了兩黨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形勢等因素之外，2024年大選進程尤其折射出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諸多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將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外政策走向產生潛在影響。隨著美國國內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越發深入和復雜，在對華戰略競爭與全方位遏制難以根本動搖的背景之下，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新變化將如何進一步塑造其對華競爭戰略布局？這些變化是否會加劇或緩解美國對華負面認知？中美關系中的競爭和合作領域將有哪些新變化？在系統分析當前美國政治社會思潮變化的基礎上，本文將對上述問題予以集中探討。

一、既有研究與概念界定

在堪稱汗牛充棟的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研究中，關于美國政治社會思潮如何影響政府對華競爭戰略的系統性研究較為少見。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政治社會思潮原本屬于世界政治領域的研究范疇，它與傳統的國際關系問題、區域國別問題研究雖有關聯但也有較大差別，將之引入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分析框架因而存在天然難度。二是社會政治思潮問題具有相對恒定性，無論就國際社會還是美國而言，社會政治思潮的變化往往需要從較長的歷史周期加以分析判斷。這與現實問題眾多、且近些年急劇變化的美國對華競爭戰略演變態勢存在明顯反差，將兩者銜接也有不小難度。三是對于美國社會政治思潮的研究本身也相對偏少，這進一步限制了從該角度分析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問題。

關于這一主題的既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內容：一是有關選舉和國家遭遇重大危機事件時出現的思潮變化。尤其是“從選舉看思潮”，是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2012年中期選舉“茶黨”興起，到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現象”“桑德斯現象”成為關注焦點；從2018年中期選舉之后“身份政治”“認同政治”的聲勢浩大，到2020年大選前后“另類右翼”及“新右翼”的發展，美國政治極化背景下的思潮之爭成為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門領域。二是有關重要政治人物所持政治主張、新的戰略思想及其互動關系的研究。典型代表是圍繞歷屆總統所代表的“主義”類研究，諸如小布什時期的“新保守主義”“里根主義”、奧巴馬時期的“無核世界”理念等等，一般均與社會政治思潮問題緊密相關。將之從具體政策上升到思潮層面的研究，也是中國學者關注美國思潮問題的重要切入點。三是有關政治社會思潮與經濟問題的關聯研究。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視角看，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變化無疑是建立在國內經濟趨勢的基礎之上。例如，近年來美國“中產階層的沒落”“鄉下人的悲歌”成為研究民粹思潮興起原因的重要內容。四是有關美國思潮變化對于西方國家、對于經濟全球化影響的研究。此類研究注重將美國國內思潮置于西方國家整體思潮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有關美國民粹主義發展對西方世界帶動效應的文章為數不少。西方全球主義的興與衰、民粹主義的發展，也必然成為研究經濟全球化起與落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五是有關美國國內思潮變化如何影響其國際戰略觀和全球秩序觀的研究。比如“孤立主義”與“全球主義”的視角，集中探討美國應多大程度上介入或參與外部世界事務，這也是國內相關研究的重要關注點。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社會思潮”一詞可以區分為“政治思潮”和“社會思潮”，兩者存在天然的緊密聯系，但嚴格來說也有區別。政治思潮是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社會各階級的不同利益，代表各階級或集團的政治思想、愿望和主張。社會思潮屬于社會意識范疇，而社會意識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社會思潮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以動態形式相對集中地表現人們的理想愿望和利益要求的理想傾向”，“是一種群體意識”。就關聯性而言，任何一種政治思潮都是在社會思潮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政治思潮形成之后又會影響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思想觀念。

鑒于兩者的緊密關聯性、當前美國國內政治思潮與社會思潮的高度耦合性，本文使用“政治社會思潮”一詞概指影響美國的各類“思潮”。由于政治思潮和社會思潮涉及的范圍和領域非常之廣，本文采用研究美國思潮的傳統區分方法，即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分，作為分析考察當前美國國內思潮之變的基本框架。

二、當前美國國內的思潮之變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表面上看是兩位候選人、兩大政黨的對決，若從深層次看，卻是圍繞何為美國、如何維護美國利益的核心問題展開的價值觀抉擇，是針對美國主要社會矛盾以及核心政治議題形成的思潮之爭、路線之爭。如果說分歧、沖突和極化是當代美國政治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反思、調適與重構則是當前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整體圖景。具體表現為：美國國內思潮開始進入新一輪“保守周期”，新自由主義呈現新的反思與調整；與此同時，源于科技發展與生產力因素的新變化，諸如有效加速主義、科技至上主義之類的新興思潮，愈發對傳統政治社會理念產生重大影響，也成為當前美國國內思潮變化的重要方面。

（一）保守主義的“新回歸”

從歷史大周期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主導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兩大基本底色，兩者在美國國家發展進程中交替消長乃是基本規律。當社會出現大的改革變動時自由主義高漲，隨后便出現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評，每一次自由主義的高漲都會隨后帶來保守主義的高漲。因此，長期以來美國國內思潮基本處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周期性“擺動”之中，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交替執政。從2024年選舉周期及其反映的美國社會輿情、政治生態而言，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激烈互博不止，但保守主義主張顯然在此次選舉進程中占據不小優勢。

一方面，特朗普在八年內兩次勝選，彰顯其保守主張具有重要政治社會基礎，開啟了保守主義在美國全面回歸的新一輪浪潮。2016年特朗普“意外”獲勝后，英國《衛報》就曾評論稱“奧巴馬時代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后一口氣”，特朗普的當選意味著“美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推出的重要決策，包括放松槍支管制、取消墮胎權、取消對溫室氣體排放監管權、對外退約退群等，總體上迎合了美國社會對于“政治正確”走向極端化的厭惡，順應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多數民意民愿，并通過逐步滲透國內政策的方方面面，奠定了推動整體思潮趨向保守化的基礎。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再次獲勝，更是意味著美國社會中龐大且深層的保守主義力量到達新頂峰。“徹底的紅潮”預示美國民眾集體“右轉”。特朗普贏得全部7個搖擺州的選舉人票，在全國普選票總數上也超過哈里斯，實現共和黨20年以來的首次普選勝利。據《紐約時報》統計，相比2020年總統選舉，美國超過89%的縣在2024年轉向支持特朗普。在前兩次總統競選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來回搖擺，但2024年的結果顯示所有50個州都呈現不同程度的“向右轉”。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53%的美國人支持特朗普未來的政策計劃，59%的美國人表示對特朗普作出正確的經濟政策決策有信心，超過一半的人還表示對特朗普的執法和刑事司法、移民以及外交方面的政策有信心。此次大選后，對特朗普給予“積極”評價的美國人比例高于前兩次大選近十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保守思潮內部出現形形色色的極右理念主張，更愈發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推動美國政治社會思潮進一步趨向極端保守。在政治社會思潮整體右轉的趨勢下，當前美國國內各類保守主義思潮（包括極右思潮）噴涌而出并且日益龐雜，獲得更大感召力，包括傳統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圣經帶的宗教右翼、反建制主義、反墮胎主義、反移民主義、反穆斯林主義、“新右翼”、“另類右翼”等。如此種種，既具有傳統保守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內核，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當前美國社會意識對于自由主義議程的強烈抵制，其意識形態變得更為主流化。同時，在此次大選中，美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升溫，導致政治環境更加分裂并充滿對抗。右翼民粹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內心焦慮，與狹隘、排外的民族主義不謀而合。尤其是“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聲勢顯著，成為共和黨右翼力推的競選綱領內核，集中反映了激進保守主義議程的優勢地位。作為一種將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的政治意識形態，“基督教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保守主義色彩，追求在國內外政策中體現宗教與民族的融合特質，在美國社會通過宗教團體、政治保守派等勢力得以廣泛傳播和發展。其核心主張強調本國的民族認同與基督教信仰不可分割，主張將基督教信仰作為民族認同的重要標志；認為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國人或本民族成員，對其他宗教信仰和文化群體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主張限制移民，以防止美國宗教及種族人口結構的改變和美國文化遭受沖擊。《時代》周刊稱，白人基督教徒成為特朗普的忠實支持群體，他們懷有種族不滿和仇外心理，甚至支持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計劃中最極端的部分，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MAGA）中更深層次的DNA。可見，民族主義情緒與保守主張的合流，或曰民族主義主張對于保守主義的重塑，進一步推動了美國政治社會思潮向右轉、右翼民粹主義突出的基本態勢。保守主張和民族主義同時上升、相互呼應，對冷戰后初期占有強大話語優勢的新自由主義形成猛烈沖擊。在彼得·韋雷克（Peter Viereck）看來，“對很多保守主義哲學家來說，民族自豪感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理念中至關重要的部分；不過，民族自豪感只是諸多祖先傳統的一脈，并且絕非僅此一家。民族主義不同于保守主義的地方在于，它只保守人們諸多歷史根基中的一項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其他的根基和忠誠（如宗教、倫理和人道）統統讓位于民族主義根基，結果便是偏狹的狂熱主義”。

此外，美國保守主義回歸與國際社會右翼思潮疊加共振，使之更具有國際思潮支撐的背景。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右翼思潮流變不斷向歐洲、拉美和其他地區擴張，世界多個地區出現保守主義推動下的社會整體右轉。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自2020年美國大選以來多次公開表示對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勝選后，博索納羅聲稱希望在特朗普的幫助下重返巴西政壇。有著“阿根廷特朗普”之稱的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祝賀特朗普在2024選舉中“大獲全勝”，并稱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回歸”，特朗普“挑戰了整個政治體制，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其勝選“充分證明上天的力量站在我們這一邊”。從2024年全球多場選舉來看，社會政治思潮向“右”轉也成為重要特征：歐洲議會選舉幾乎成為各種右翼甚至極右勢力的造勢舞臺，法國、意大利等國均出現極右政黨持續坐大的局面；日本政壇的政治光譜加快右移，左翼政黨勢力進一步被削弱；拉美地區右翼民粹勢力、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等派別紛紛成勢，與西方國家的保守派聯動之勢凸顯。

（二）新自由主義的反思與調整

自由主義思潮的自我反思與新調適，是當前美國政治社會思潮變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危機使美國開始利用和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通常與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政策相聯系，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全球化、自由貿易、貨幣主義和緊縮性政策等，它們強調私營部門的作用和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精英沉迷于所謂“美式民主”加“無限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并將其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以便在國際上推行新自由主義。從克林頓、奧巴馬到拜登政府，民主黨人長期將新自由主義視作對內治理、對外維系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不二法寶。

然而，在內外變局的大背景之下，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議程在國內治理與國外實踐層面都不斷碰壁。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我反思由此而生，美國國內針對自由主義的“抵制力量”開始大規模孕育，內部分裂與外部競爭的雙重困境在美國內部激起了新的學術反思和政策辯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稱“新自由主義是錯的”，它以犧牲整個社會為代價、造福富人和強大利益集團，沒有帶來經濟增長，也未能兌現將人民置于通往民主和自由的安全道路上的承諾，而是帶來不平等加劇、環境惡化、企業壟斷加強、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及危險的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等弊病。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戴維·萊恩（David Lane）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和結構性矛盾，它作為資本主義框架維護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世界統治，加劇了對社會的剝奪；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半中心”國家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體系格局，克服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不利影響。

拜登任內在社會政策領域極力推動自由主義議程，但也針對經濟衰退和多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制造業空心化等問題，對數十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進行了系統反思，其中最重要的體現是“新華盛頓共識”的提出。2023年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魯金斯學會以“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為題發表演講，首次提出“新華盛頓共識”。他指出，美國在二戰后領導了支離破碎的世界，建立了國際經濟秩序，幫助世界多國實現繁榮，而這一舊秩序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產生了眾多裂痕；如今，美國正面臨產業基礎被掏空、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影響加大、氣候變化危機使清潔能源轉型壓力劇增、國內經濟不平等擴大以及民主制度受到威脅等挑戰，難以繼續堅守以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舊共識”。因此，美國應該通過“新華盛頓共識”將國內經濟政策與其全球安全議程相結合。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場演講標志著美國經濟理念和戰略實踐發生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大幅度的轉型，是對美國過去四十多年一直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深刻反思。面對選舉的政治需要，拜登總統及其團隊雖然試圖調整冷戰結束以來指導美國政策的自由主義戰略，但他們的嘗試顯然并不成功。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中的全面失利，更被視為美國社會對于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的“抵制”和“糾偏”，并且也會引發新自由主義的進一步自我調整。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反思，加之民主黨人在此次大選失利后對自身主張的重新校正，則將進一步放大保守主義的聲勢，圍繞移民、墮胎、氣候變化等焦點社會議題的政策大逆轉或將很快出現。

（三）新興思潮攪動美國社會

在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此長彼消的同時，新興思潮的涌現則在史無前例地影響著美國政治社會思潮演變的傳統路徑。在2024年美國大選周期中，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圍繞科學技術的思潮和議題日趨多元而復雜。其中既有技術霸權之下的競爭對抗和技術民族主義、反智主義等思潮的“共興共榮”，也出現了以“有效加速主義”“科技至上主義”為代表的新興思潮，對選舉進程和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深刻影響。

此次大選中，美國科技新貴及其所代表的“有效加速主義”，成為發揮重大影響的新興思潮。作為科技新貴的代表性人物，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捐款2.59億美元給支持特朗普的競選組織，不僅顯著改變了硅谷精英傳統傾向于民主黨的政治立場，也使得“有效加速主義”思潮一時風光無限。這一思潮強烈擁護科技發展，認為當前人類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奇點，主張利用科技快速推動社會變革，突破傳統體制與觀念束縛，追求經濟、技術等方面的高速發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人類生存；其核心在于借助技術力量實現社會的激進轉型，具有鮮明的激進性與前瞻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群體對快速發展和變革的渴望。“有效加速主義”在美國科技領域表現顯著，如硅谷的一些創新企業和技術極客群體推崇通過快速迭代技術來顛覆傳統產業，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領域的激進研發與應用嘗試；在經濟金融層面，加密貨幣的興起與部分基于此的金融創新實驗，反映了加速變革傳統金融秩序的沖動；在社會文化方面，其影響了年輕一代對未來職業、生活模式的激進構想，推動了如遠程工作、零工經濟等新型工作生活方式的快速發展。正如技術史學家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所言：“技術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它已成為人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結構、過程及變遷都已深深融入人類意識、社會和政治之中。”

作為具有鮮明科技革命背景和時代特征的新興思潮，“有效加速主義”與特朗普在此次大選中頗有相互成全的態勢，并史無前例地由一種邊緣化的思想主張成為可能長期塑造美國社會和政治的新主流思潮。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大力尋求高科技行業的支持，在其勝選后，包括云計算公司Box的首席執行官阿倫·利維（Aaron Levie）在內的多位著名科技行業人物表示支持與“有效加速主義”一致的立場，特別是在放松管制和技術進步方面。特朗普還宣布任命馬斯克領導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以“削減多余的監管法規和浪費的開支，為拆解政府官僚機構鋪平道路”。“有效加速主義”在加密貨幣領域（以區塊鏈技術為支撐）引發的影響更加具有轟動效應。大選落幕后，受特朗普公開表態放松監管和“親比特幣”的人事提名雙重影響，比特幣走出躥升行情，迅速成為全球輿論焦點。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17%的美國受訪者曾投資、交易或使用過比特幣或其他加密貨幣，這一比例在高收入群體中為23%，在30歲以下的成年人中為41%，如此龐大的人群被視為特朗普能夠贏得競選的新支持力量。加密貨幣崛起與大資本頻頻使用“比特幣造富神話”等輿論造勢有關，也反映出美國從事加密貨幣交易的資本政治影響力正在提升。

“有效加速主義”還引發了美國社會對于“科技至上主義”的巨大推崇。“科技至上主義”由來已久，并非全新理念。它原為一種將科技置于絕對核心和至高無上地位的思想觀念，認為科技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是推動社會發展、人類進步以及應對各種挑戰的根本力量和決定性因素，而相對忽視其他社會、文化和倫理等方面的因素對社會發展的作用；追求科技帶來的物質利益和權力優勢，強調科技在國家治理和國際競爭中的關鍵作用，主張通過科技手段提升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在2024年大選進程中，“科技至上主義”開始具有更多政治色彩。一方面，這一新思潮將對科技本身及其發展成果的敬畏和崇拜，擴展至對掌握技術的少量精英群體的崇拜，認為科技精英或專業人士應該在社會決策和資源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擁有更多話語權和決策權，呈現出鮮明的“精英主義”色彩。這對于美國社會思潮近年來崇尚反建制、反精英的既有態勢而言，可謂異乎尋常。另一方面，該思潮公開主張“公司利益高于國家利益”，“國家的作用應該降到最低，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市場和私人協議的自主系統”，引發了作為科技新貴的非國家行為體與傳統國家權力機器的潛在對立。尤其是隨著科技新貴就美國內外政策發表個人看法，“科技至上主義”的種種主張導致了美國國內輿論對于其損害大眾利益、危害國家安全的新擔憂。彭博全球億萬富豪實時排行榜顯示，幾乎所有億萬富豪的財富都來自擁有科技公司，這也凸顯了科技對當今全球經濟巨大且日益增長的影響。更有美國學者提出“富豪民粹主義”新概念，意指科技新貴實力和社會影響的不斷強化，將造成其裹挾民意并成為“新型民粹領袖”。

此外，曾被視為新興思潮典型代表的氣候變化思潮在這次大選中呈現被逆轉的態勢，反對氣候變化的思潮甚囂塵上。從全球范圍看，反氣候變化思潮在部分國家和地區有所抬頭，其中美國表現得較為突出。部分傳統能源產業巨頭擔心嚴格的氣候變化政策會影響其盈利能力，如煤炭、石油等行業。它們通過游說等手段推動反氣候變化思潮，試圖抵制清潔能源轉型帶來的產業變革壓力，維持其在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長期以來，應對氣候變化是美國兩黨的一個重要分歧點，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分化，使得氣候變化問題成為政治博弈的工具。一些保守派政治勢力為了反對民主黨所倡導的氣候政策，故意淡化甚至否定氣候變化的科學性，以迎合其支持選民的立場，從而形成了一股反氣候變化的政治勢力。同時，部分群體認為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應承擔更多責任，而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應受到過多約束，這種觀點導致對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機制產生抵觸情緒，進一步助長了美國國內的反氣候變化思潮。由此，“氣候變化否定論”“氣候懷疑主義”在美國媒體廣為流傳。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人類活動不是地球變暖的主要原因，14%的人不相信有證據表明地球正在變暖；約30%的受訪者認為，對氣候變化采取行動不太重要或不應該采取行動。在特朗普看來，氣候變化是一場“騙局”，其一再呼吁取消資助氣候友好型事業的相關補貼。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于拜登執政期間重新加入，而此次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很可能再次“退群”。特朗普宣布提名的能源部長、石油大亨、化石燃料行業高管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宣稱“不存在氣候危機，我們也沒有正在經歷能源轉型”，被稱為“業內反對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的最強烈聲音之一”。

三、思潮之變對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美國國內思潮的變化往往帶來對外戰略的調整。就宏觀層面而言，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升或降，通常帶來美國對于外部世界事務認知的調整，核心在于美國是否應積極參與和介入外部事務，集中表現為“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分野。就微觀層面而言，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不同傾向，也往往意味著對外戰略關注重點的不同。

當前，美國國內思潮的新一輪劇烈調整，勢必意味著其對外戰略總體規劃和政策重點的新調整。在其第一任期，特朗普認定中國為美國“首要對手”，終結對華“接觸”戰略，以“全政府”“全社會”啟動對華戰略競爭，推動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轉折。在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及共和黨陣營在美國政治和社會整體“向右轉”的思潮作用下，實現了數十年未見的“紅色浪潮”，這一態勢也將對未來一段時期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產生新的影響。

（一）“保守周期”與對華負面認知的固化

美國政治社會思潮進入新的“保守周期”，意味著美國對華負面認知可能進一步強化和長期固化。中國成為觸發美國反思新自由主義理念的主要外部動因。在此輪保守周期之前，美國對外戰略構想建立在后冷戰時代美國單極獨大、全球化持續加速、“全球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然而，隨著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上述基礎面臨多重沖擊。在相當多的美國人看來，“全球主義”不僅沒有帶給美國人所預期的幸福和美好，反而使得全球經濟危機暗流涌動，移民潮和難民潮連綿不絕，不平等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隨著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話語權和既得利益明顯下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困局迫使美國重新審視“全球主義”，全面反思全球化進程。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現，以及單邊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抬頭，也就在情理之中。于是，“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國際主義和自由市場，現在正被原始的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所取代”。此類思潮主張反對全球化，而中國被認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從而成為美國的主要攻擊目標。由此可見，美國進入新的“保守周期”，必然意味著美國將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崛起更多定位為“挑戰”和“威脅”，視為對美國利益的“擠占”，對華負面認知進一步強化不可避免。上述變化突出表現在經濟方面，保守周期中的美國將中國的經濟崛起視為對美國經濟霸權的挑戰，而不是共同發展的機遇；將中美經濟關系從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扭曲為零和博弈的競爭關系；強調貿易逆差問題，忽視中美經濟結構互補以及貿易往來對兩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頻繁制造貿易摩擦，試圖通過愈發“政治化”的經濟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

在保守周期中，“我們與他者”的分野更趨突出，中國議題更易成為政治操縱的對象。兩黨為了爭奪政治權力和選民支持，更傾向于采取極端立場，部分政客為了迎合保守派選民的情緒，將中國作為政治靶子，通過渲染“中國威脅”來轉移國內矛盾，提升自身政治影響力、撈取選票，這種政治操作會使美國對華認知更加偏離理性軌道。保守派往往將中國的正常發展視為對美國安全的潛在威脅，在軍事、科技等關鍵領域過度渲染“中國威脅論”。例如，無端指責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是為了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對中國在新興技術領域的發展進行惡意揣測，認為其可能被用于軍事目的，從而采取制裁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在此次大選中，由保守主義大本營傳統基金會發布、被稱為“民粹主義大戰略”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認定中國是美國經濟和安全問題的“原罪”，將中國作為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外戰略的優先針對目標，負面提及中國次數高達483次，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此外，從本次選舉周期中的相關民調數據看，美國社會對于中國的認知亦持續偏向負面。據2024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81%的美國成年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43%的人持“非常負面看法”；且自2020年以來，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成年人一直維持在3/4及以上。42%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敵人，這是該中心提出此問題以來的最大比例。就黨派和意識形態而言，共和黨人及傾向共和黨的獨立人士比民主黨人及傾向民主黨的人士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更多，其中保守派共和黨人有近70%持“非常負面”看法。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24年10月發布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華好感度僅為26分，創下46年來最低紀錄，且比上一年又下降了6分。此外，盛行于美國社會中的種種極端保守主義理念，往往注重白人種族觀念、經濟民族主義、基督教價值觀的復興以及激進外交政策，對中國的認知顯而易見更為激進、偏激。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認為，對中國的敵意或許是華盛頓留下的一個兩黨共識，這讓華盛頓同北京之間達成重大交易變得難以想象。

總體看，美國進入新的“保守周期”，不僅意味著對華政策政治生態與社會環境整體上趨于消極，也使得這一變化嵌入美國的政治理念和社會認知，形成“政客反華觀影響選民，選民對華負面認知強化政客反華”的惡性循環，進而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大概率會得到延續。

（二）意識形態因素上升與焦點位移

從歷史上看，美國兩黨在不同時期均不同程度地對中國推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外交，包括強調國家身份差異、放大政治體制差別等等。拜登政府大談中美之爭是所謂的“民主與威權之爭”。隨著美國保守勢力得勢，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或將被進一步放大化、對立化。尤其是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團隊充斥著一些極右翼政治勢力，這些人持反華、反共的鷹派立場甚至秉持“白人至上主義”，對中國的制度、社會治理模式等進行無端指責抹黑，試圖在國際輿論場上孤立中國，以此來鞏固其意識形態霸權，并為其對華強硬政策尋找所謂“道德制高點”。

基督教右翼是共和黨的重要選民基礎，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對華競爭戰略時會考慮這部分選民的態度和利益訴求，以鞏固其政治支持率。部分選民受宗教影響，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觀等存在偏見和誤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特朗普采取對華強硬政策，以迎合選民的心理預期。在本次大選中成為共和黨陣營重要理論支撐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可能對美國的對華競爭戰略產生重要影響。“基督教民族主義”倡導維護傳統基督教價值觀，宣揚中國文化和價值觀與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相悖，指責中國在宗教自由、人權等問題上的狀況，將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扭曲為一場價值觀的對抗。極右翼推動的對華負面認知還與種族、宗教等多種因素相關。特拉華大學政治學者戴維·埃布納（David Ebner）和弗拉基米爾·梅迪尼察（Vladimir Medenica）認為，表達出更高程度種族仇恨的美國白人更有可能將中國視為軍事“威脅”。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認為，曾在歷史上宣揚反共狂熱和陰謀論的宗教背景組織約翰·博齊協會（The John Birch Society）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預演，當前美國白人福音派對中國持有最大敵意，很多共和黨選民不僅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實力的“威脅”，還認為這是對白人基督教權力的“威脅”。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美國極右翼政治勢力蓄意炒作“中國病毒”等陰謀論，挑起美國民眾針對亞洲裔美國人特別是在美華人群體的更大敵意。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對華貿易戰，部分背后邏輯可追溯到“基督教民族主義”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推動。其主張保護美國本土產業和就業機會，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威脅”到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這一觀點與“基督教民族主義”中對美國自身“神圣使命”下經濟繁榮的維護相契合，這其中蘊含著對美國經濟霸權“宗教使命感式的捍衛心理”，實為將經濟競爭上升到文化與宗教價值保護的層面。

意識形態因素在共和黨政府對華戰略中的強化趨勢，既符合對華戰略競爭背景下的對華總體敘事，也與此前民主黨政府強調的對華價值觀外交有所區別。由于宗教和文化層面對華偏見的影響，加之部分極右勢力渲染所謂“宗教美國”與“世俗中國”的對立，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和對立更加難以調和。拜登政府時期往往以意識形態議題作為對華施壓的工具，顯示出一定的“交易型”特征，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則會實施真正的意識形態攻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開始炒作所謂新疆等問題，啟動“以疆治華”攻勢，反映了其對此類問題的更多關注。同時，與拜登政府關注特定群體權力的“身份政治”外交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聚焦點可能更多表現在宗教和民族議題上。

（三）科技思潮崛起與反華利益集團重組

思潮的轉變往往是社會各要素相互耦合與競爭的產物。當前美國國內思潮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既源于諸多社會要素的綜合作用，也會對社會組成結構產生新的影響。按照美國學者杰弗里·M. 貝里（Jeffrey M. Berry）和克萊德·威爾科克斯（Clyde Wilcox）的相關理論，利益集團與社會思潮、社會運動緊密相關，利益集團反映不同意識形態、議程和戰略的主張，思潮變化也會帶來利益集團的重組。作為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態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利益集團在當前的思潮變化中也在進行重新組合和立場調整，尤其是數智技術的發展帶來新的利益集團形態。從涉華利益集團的視角看，思潮之變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

科技相關思潮的崛起會進一步放大美國國內對華“科技冷戰派”的影響力。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至拜登政府時期，技術以及對華科技遏制被賦予了更多的地緣政治對抗色彩，對華科技“脫鉤”、持續加大對華科技封鎖一直是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這一戰略既符合美國對華遏壓的基本思路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國內科技利益集團的實際利益需求。“科技冷戰派”主要由政府官員、部分國會議員、行業精英及智庫學者等組成，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等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用的主要反華政客均將科技領域作為與中國進行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戰場，認為限制中國科技發展可以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從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實現其政治和戰略目標。半導體等領域的部分企業也配合美國政府對華打壓行為，通過游說制定《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等相關法案，企圖在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制裁和限制中謀利。當前，無論是“有效加速主義”還是“科技至上主義”，這些思潮業已超越美國對華遏制的傳統范疇，進一步將科技能力作為未來權力的核心來源，視之為未來國際競爭的必爭之地。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持續崛起態勢，將被視作美國科技能力的主要“挑戰和威脅”。相關科技巨頭、重要領域的科技企業構成的“技術鷹派”，不斷與對華“科技冷戰派”結合，成為美國對華實施科技絞殺的重要支持力量。

新興科技勢力與軍工利益集團的耦合日益加深，加速了美國新型反華利益集團的形成。長期以來，軍事工業復合體推動美國對外軍事干預和軍備競賽，將中國視為潛在對手，通過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促使美國政府增加軍事開支，采購更多軍事裝備，維持其高額利潤。如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軍工巨頭，在南海、臺灣等問題上制造緊張局勢，為自身利益服務。近年來，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無人技術為典型代表的美國新興科技勢力，日益成為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的組成部分，在渲染中國軍事威脅、加速美國對華軍事斗爭準備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帕蘭蒂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依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提供情報分析和作戰決策支持；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星盾”業務部門為美國軍方提供衛星通信、太空偵察、導彈預警等方面技術服務；安杜里爾工業公司（Anduril Industries）為美國海空軍生產無人機等智能武器平臺，參與對臺軍售。這些新興科技企業持強硬對華態度，妄稱美中兩國處于“介于戰爭與和平的灰色地帶戰爭之中”，鼓吹中美軍事沖突難以避免，主張在技術上推進與中國脫鉤。為增加軍費開支和擴大軍售創造“中國威脅”的輿論環境，推動美國的軍事戰略規劃進一步指向中國，成為對華“防務鷹派”的主要目標。鑒于特朗普本人及其閣僚對于技術發展的高度推崇，“新技術—安全復合體”可能與“軍事—工業復合體”并駕齊驅，成為塑造美國對華負面認知、增加美國對華新壓力的重要利益集團。

在美國政治社會思潮整體趨向保守的情況下，美國新興科技利益集團不僅在美國國內影響力持續增大，其對華認知也前所未有地影響到特朗普的對華競爭戰略。可以預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技術鷹派”與“科技冷戰派”的結合以及“新技術—安全復合體”與“軍事—工業復合體”的耦合，將塑造一個新的、應對大國競爭的反華勢力集團，會對美國中長期對華戰略產生深刻影響。

（四）對華競合領域此消彼長

近年來，在政治社會思潮傾向保守的大背景之下，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持續高漲，對華經貿施壓成為兩黨共同政策工具，美國不斷加征關稅、設置貿易壁壘。經貿作為中美關系“壓艙石”的作用日漸坍塌，中美合作空間持續縮減。諸多新思潮的興起則將進一步增加中美關系中的矛盾因素和競爭面。這些變化的長期政策意蘊在于，在美國對華持續戰略競爭的背景之下，中美合作變得愈發艱難，可能更多地呈現為以危機規避和管控為主要內容的“消極合作”。

“有效加速主義”促使中美在新興技術產業方面的競爭白熱化，科技競賽或成為中美關系長期焦點。美國憑借技術先發優勢，試圖通過快速技術升級鞏固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頂端地位，例如通過對芯片技術的封鎖與加速研發，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崛起。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科技封殺的“小院高墻”策略可能全面強化，被視作“小院”之內的敏感技術或將大量增加。此外，“有效加速主義”秉持的弱化政府監管訴求、一味強調科技發展作用等激進主張，與中國倡導的促進科技向善、加強科技倫理治理、完善科技倫理監管規則等存在對立面，可能加劇相關領域行業的對華負面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加速主義”符合美國對華實施戰略競爭的大戰略需要，將成為推動美國對華戰略進一步泛安全化的新力量。

受反對氣候變化思潮影響，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空間日漸縮小。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氣候變化一直是中美兩國的重要合作領域。即便在近些年兩國關系急劇變化的背景下，中美依然保持了在該領域的對話和溝通。但是，隨著特朗普再度執政，反對氣候變化的思潮或將在其第二任期掀起波瀾，美國氣候政策可能發生重大調整，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受到影響。這一思潮不僅會影響美國的國內政策，也將深刻嵌入其對華戰略之中，對中美關系和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產生不利影響。在國際多邊場合，特朗普政府將弱化氣候變化議題的重要性，甚至質疑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真實性，試圖拉攏其他國家共同抵制中國等積極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國家的倡議和行動，在國際輿論上制造混亂，打壓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道義優勢和國際影響力，以維護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此外，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以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為由，對中國清潔能源產品加征關稅，這一方面是為保護美國國內相關產業免受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競爭的沖擊，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反氣候變化思潮下對清潔能源發展的抵制態度，試圖阻礙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和發展合作，打壓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過程中的影響力和在全球清潔能源市場的崛起，進而維持美國傳統能源產業的主導權。這與反氣候變化思潮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和對能源轉型的抗拒是一致的。傳統基金會牽頭制定的“2025計劃”建言新一屆共和黨政府打造“全方位的戰略能源主導地位”（full-spectrum strategic energy dominance），認為此舉“有利于美國經濟擺脫對中國的依賴，振興美國工業和制造業”。從反全球化思潮崛起對中美關系的負面影響看，美國國內反氣候變化思潮的系統性上升，也可能對中美既有合作帶來新的沖擊。

結 語

當前美國政治社會思潮的變化，既表明大變局之下美國國內各派勢力斗爭之烈與多種矛盾發酵之深，還顯示塑造美國的政治、經濟、人口和社會基礎正在發生深刻演變。從經濟分化到政治極化，從社會分裂到文化對立，從各階層、各種族對自身生活的“不安全感”到精英群體對美國霸權衰落的“憂慮心態”，正是當前美國國內思潮急劇變遷與相互激蕩的產物。美國進入新的“保守周期”，也是對于新自由主義難以解決國家內外矛盾的天然抉擇。當然，這種抉擇將走多遠仍有待時間檢驗。

對于中國而言，需要意識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美國的深刻影響正在逐步展開，從美國國內要素之變觀察其未來對華競爭戰略趨勢，變得愈發不可或缺。當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美國亦進入新舊政治勢力、新舊思潮的交接過渡期。立足新的美國之變來看待中美兩國關系潛在風險，立足美國國內新的利益群體和涉華立場來重新打造穩定的合作領域，應成為中國規劃對美政策的重要內容。這是在對美政策方面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應有之義。

03

廣而告之

（2025年3月2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庫“3個月精讀15本書”挑戰報名通知

挑戰時間：2025年4月1日-6月30日

挑戰內容：精讀15本20萬字（或單詞）及以上書籍（教材、工具書等除外），按計劃完成閱讀并提交千字原創讀書心得。

押金規則：300元/人，成功者全額退還押金并共享圖書獎勵基金（押金池40%）；未完成者淘汰且押金不退。

報名方式：

1、時間：2025年3月19日-31日23:59

2、聯系：添加王蓋蓋（微信號：GDYT-2017），備注“閱讀挑戰-實名姓名-單位/院校-學歷”，審核后支付押金并提交書單。

3、入群：加入挑戰社群，熟悉打卡規則。

4、主辦：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

04

東盟觀察

駐越南大使何煒拜會越共中央宣教與民運部長阮仲義

2025年3月19日，中國駐越南大使何煒拜會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阮仲義。何煒強調，中越關系發展實踐證明，睦鄰共謀發展是雙方根本利益所在。在兩黨最高領導人引領下，雙方步入構建命運共同體新時代，兩黨宣傳部門需守好意識形態陣地，擴大傳統友好宣傳，以民心相通凝聚合作正能量，以互信推動雙邊關系新篇章。阮仲義表示，越方始終將鞏固越中睦鄰友好置于優先地位，愿與中方深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捍衛黨執政思想基礎，筑牢命運共同體建設屏障，共同落實領導人共識，回應兩國人民期待。雙方一致強調堅持高層戰略引領，強化務實合作與互信根基。

05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發現之后中國的開放與封閉》

作者：〔中國〕郭建龍

譯者：/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06

蓋觀定論

07

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院，該中心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院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院、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該部門于2023年創辦《中華內參》內刊）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該共同體于2024年創辦《全球統戰》內刊），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創辦“灣山友（WSY）”戶外爬山徒步讀書研討國際精英俱樂部；2024年，成立新型智庫研究院、企業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創業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體）、“荔林讀書會（LOC）”（整合“國關讀書會”“華灣讀書會”“灣山友讀書會”“全球4%讀書會”等四大讀書會于一體）等。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思想交流、政策分析與企業出海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灣山友俱樂部粵港澳國際精英戶外實踐交流”系列活動、“荔林讀書會”國際前沿思想沙龍等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提供內參、為企業國內外發展提供商業咨詢、為國際問題智庫建設提供調研路徑、為非政府組織及個人提供咨詢等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中營、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