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強｜文

百度副總裁之女“開盲盒”事件引發的震動是相當大的，這不僅是民眾對惡臭的飯圈文化、網暴文化長久以來的深惡痛絕，更是對個人隱私信息泄露這一頑疾的一次憤怒和無奈。

根據百度的詳細調查，“開盲盒”的信息來源于一個海外社工庫，并已經鎖定了相關渠道。我相信這一個調查結果是可信的，畢竟各大網絡平臺對于用戶信息、數據確實有一套非常嚴格的保護措施。

等保三級是最基本的要求，這不但涉及用戶安全，也涉及到國家安全，包括物理隔離，防災等，在這個基礎上，各個平臺還會依據具體情況和各自技術特征設立更為嚴格的內部機制。

但我們的個人信息依然還是被泄露了，誰干的？不得而知。

就在近期，《南方都市報》報道了一個極其恐怖的事件，花費300元便可以買到個人戶籍信息。

有客服宣稱“其中240元是公安網站戶籍截圖的費用”，并公然表示“我們的數據是實時的，和‘條子’合作三七開”。根據信息敏感度的不同，這些個人隱私信息報價也不同，包括姓名、電話、住址等基本信息，甚至還可以買到銀行流水、行程記錄、名下資產、開房記錄等保密等級極高的個人隱私。

很難想象這些隱私信息是因為個人不慎泄露的，大概率的來源還是兩類，一種是網絡黑客攻擊導致的信息庫數據泄露，一種是內部人員通過權限獲取。

大規模信息庫數據泄露，雖然并非不可能但成功率極低，在這一點，請不要懷疑各平臺的技術水平，不要懷疑CA數據的安全性。

諸如媒體報道中，這些非法供應商聲稱可以拿到實時數據，這就只有一種可能，確有內部人員動用某些權限。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有這樣的感受，一到銀行開卡存了一筆錢，到保險公司買了一份保險，很快就能收到理財、貸款廣告；你買了一套房子，很快就會收到裝修電話；你的孩子面臨畢業升學，很快也能收到補習班、志愿填報的推廣……

特別是網絡實名制后，這些信息的推送便極為精準。

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作為普通人，我們很難找到自己的個人信息泄露與這些平臺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前不久，我的一個朋友在參加一場訴訟的時候發現，對方當事人向法院遞交了一份與他無關的涉及到我朋友個人信息的披露報告，事實上，這份報告只有法官和另一個與此案無關的當事人才可能合法獲取，但很吊詭的是，他被泄露給無關的第三方。遺憾的是，朋友去報警，警方以不屬于其管轄而拒絕立案。

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另一個更為無奈的現實問題，當你的個人隱私信息被泄露后，你的維權渠道極其有限。

訴訟，你都不知道誰泄露了你的信息，法院是不可能立案的；報警，我想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試一下，我對這類案件的立案前景極其不樂觀。

諸如此類案件想要啟動刑事調查的門檻還是相當高，它不僅要求被泄露的個人信息敏感度等級，還需要達到一定的量級，否則最終的法定處理也大多是行政處罰了結。

一邊是大量個人信息泄露的現實，一邊是個人維權的困境。

如何破解這個問題，關系重大。但似乎大家也只能停留在口頭的憤怒和譴責上而別無他法，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而問題依然還是問題。

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讓人擔憂的問題，當我們在網絡平臺發布一些不太正能量的內容的時候，有關部門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找到你刪稿，這是一套“合法”而高效的機制。

當然，我希望未來有一天，保護個人隱私信息也能有這樣一套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