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人民論壇網-國家治理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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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這引起了國內外圍繞中國能否跨越、何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廣泛爭論。當前，我國仍然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在分析典型國際案例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同時從發展動力、產業結構、人口因素、資源環境因素分析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條件，進一步證明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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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根據一些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階段后普遍陷入增長停滯、只有少數經濟體成功邁入高收入階段的現象得出的統計結論。這一概念自提出以來，就因其具有直觀的警示意義而被各國的學者、官員、媒體廣泛使用，同樣也因為其判定標準和產生機制不明確而引發了廣泛爭議。2010年，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進一步引發了國內外對于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議論。“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成為各界討論的焦點議題。當前，我國仍然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這既正視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國家發展道路上客觀存在的挑戰，也明確了中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產業結構持續優化，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改善，綠色發展步伐加快，成功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觀照及規律總結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案例

巴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20世紀60—70年代，巴西經濟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長率最高超過10%，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區間。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巴西經濟增速放緩，且波動較大，至今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之列。

經濟發展方面，巴西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進口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消費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是，20世紀80年代后，巴西經濟增速明顯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其工業結構偏重采礦、農業加工和初級制造業，高附加值產業占比不足；過度依賴外國資本和技術支持，本土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債務規模持續上升，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巴西中央政府債務總額與GDP比值達到79.1%，巨額債務給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壓力。

社會發展方面，巴西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現象嚴重，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社會穩定性差。1995年巴西基尼系數為0.6，2022年為0.5，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貧困收入家庭比例擴大、中等收入家庭比例縮小，大規模的貧困人口購買力相對有限，無力形成有效內需，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大規模貧困人口對社會穩定形成巨大壓力，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環境。

在城市化和社會福利方面，巴西過度城市化問題較為嚴峻。巴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同時農業發展采取資本密集型發展道路，導致大量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人口集聚過快，城市化水平超出其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此外，由于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偏低，難以為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群體提供就業、居住等優質的公共服務，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加劇。

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馬來西亞推行以進口替代為主的工業化戰略，之后轉入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發展階段。80年代中期以后，馬來西亞經濟保持高速增長。1997年金融危機后，馬來西亞經濟增長放緩。2002年后，經濟逐漸呈現復蘇的態勢。

經濟發展方面，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搶抓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向東南亞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部分生產工序的機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重工業產業。馬來西亞制造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業勞動力人口占比下降，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超過初級產品出口比重。但是，由于馬來西亞工業產業發展過度依賴外資，隨著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技術水平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馬來西亞本土產業發展受限，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弱，產業結構轉型面臨較大壓力。

制度建設方面，族群利益沖突以及僵化的制度不利于營造民主團結的社會環境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受不同族群間利益沖突因素的影響，1970年馬來西亞出臺“新經濟政策”，旨在進行利于馬來人的財富重新分配，消除民族經濟實力上的差別。這一政策有效解決了馬來族貧困問題，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一是導致華人的私人投資大量減少，損害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二是為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受損害，沿用舊有制度，使經濟社會發展缺乏應有的活力。

科技創新方面，馬來西亞技術進步高度依賴跨國公司的技術引進，自主研發投入力度不足，從事技術研發的人力資源匱乏。從研究與開發（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來看，馬來西亞R＆D經費占GDP比重長期處于較低水平，2000年為0.5%，2010為1.0%，2015年為1.3%。

邁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際案例

日本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經驗。日本是二戰后從中等收入國家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典型經濟體。二戰后，日本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并在之后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直到20世紀70年代，其經濟發展才逐漸放緩。

產業結構方面，產業結構的成功轉型是推動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日本產業結構的轉型路徑為農業在國民產值結構中的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業比重逐步上升，工業重心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附加值、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20世紀40—50年代，日本工業結構重心由食品、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鋼鐵冶煉、機械制造等重工業；60—70年代，汽車工業、精密機械等產業崛起；80年代后，造船工業、電氣及電子工業等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產業快速發展。

科技創新方面，日本科技發展經歷了引進—模仿—自主創新的過程，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大力引進先進技術，對引進的技術進行再創新與開發，同時出臺法律法規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政策和經費支持。80年代，日本提出“技術立國”口號，把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到技術研究的中心位置，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90年代，日本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旨在完全擺脫技術引進與模仿，推動科研體制改革，為科技創新提供了良好環境。

收入分配方面，日本積極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貧富差距持續縮小，居民消費率明顯上升。1960年，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70年，人均工資增加0.65倍，中等收入群體數量明顯增多，為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奠定了基礎。

環境治理方面，日本在戰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了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格局，重化工業排放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對此，日本成立環境廳，出臺《環境基本法》，實施環境教育策略。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轉型步伐，明確了促進高能耗產業向節能型產業轉變的目標，以此來突破經濟增長的資源能源制約，減輕環境污染壓力。

韓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經驗。韓國經濟發展比日本稍晚，于20世紀80年代邁入中等收入階段。韓國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從“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實現了發展模式的轉換。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韓國在2002年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產業結構方面，韓國結合國際競爭的需要，及時出臺必要的產業政策，使動態產業競爭優勢持續擴大。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利用美、日等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遇，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大力發展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70年代，利用發達國家將重化工業向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鋼鐵、機械等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80—90年代，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對傳統重化工業進行技術升級改造，同時大力發展計算機、電子機械、生物技術等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科技創新方面，韓國科技發展同樣經歷了引進—模仿—自主創新的過程。韓國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制定科技發展規劃，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重點提升自主創新能力。20世紀60年代，韓國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模仿、消化和吸收。20世紀70、80年代后，韓國的科技政策由引進模仿逐步轉向創新和自主開發，精密電子、新材料等高科技項目起步并獲得高速發展。

收入分配方面，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韓國不斷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分配秩序，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化；建立公共救助制度和完善社會福利體系。韓國居民收入增長加快，貧富差距明顯縮小。1980—1991年，韓國基尼系數由0.39下降到0.26，之后基尼系數呈現總體下降趨勢，始終低于0.4的警戒線。

各國轉型經驗總結

從上述國家的轉型實踐中可以發現，由中等收入階段轉向高收入階段，需要不斷進行變革與創新，只有順應國內外發展大勢，推進體制機制革新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表1數據來看，1990—2023年，高收入國家中，日本、韓國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較小，且呈下降趨勢，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且呈上升趨勢；中等收入國家中，雖然巴西和馬來西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升高，但與日本、韓國相比，農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較高。側面反映出一個國家想要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必須進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將產業結構由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為主逐步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轉變。

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變革。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要素便是在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過程中，重視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從而較快地走到世界科學技術的前沿，并以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創新，以此進入國際價值鏈分工的高端環節，通過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人均GDP和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的提高。根據表2數據，中等收入國家中，馬來西亞、巴西研發經費占GDP比重較低，且增長非常緩慢；高收入國家中，日本、韓國研發經費占GDP比重相對較高，且呈現遞增趨勢。

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為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創造條件。根據表3數據，2015年，占巴西總人口20%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據的收入份額為12.4%，占總人口10%的高收入群體占據的收入份額為40.9%，中等收入群體收入較少，貧富差距較大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一現狀導致巴西國內需求不足，對經濟的提振效果不顯著。與之相對應的，韓國占總人口20%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據的收入份額為17.5%，占總人口10%的高收入群體占據的收入份額為23.2%，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經濟學研究表明，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而低收入者即使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但因收入較低、消費能力有限而難以發揮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伴隨社會的發展，要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使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為經濟體成功轉型奠定良好基礎。早期日本、韓國主要采取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制度，政府掌握更大的資源配置權力，有目的地支持商業資本。這一制度能夠幫助國家在短期內快速調集社會資源、發展主導產業，從而使經濟在短期內取得較快增長。同時，這一制度容易削弱市場發展活力，造成經濟結構失衡。伴隨經濟的發展，日本、韓國及時調整發展模式，使政府從市場經濟中不斷退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使經濟發展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成功跨越。反觀巴西、馬來西亞，在一定時期內，巴西長期奉行進口替代戰略，馬來西亞長期依賴出口導向戰略，一段時間內僵化地沿用“新經濟政策”，導致科技創新滯后、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因此，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進行制度創新與變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制度，擺脫“路徑依賴”，才能使經濟和社會發展具備持久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達到800美元，首次高于當年中低收入經濟體的最低閾值786美元，標志著中國進入中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此后，中國經濟加速發展，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達到年均10%左右的增速，迅速拉近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2010年，中國人均GNI達到4340美元，超過當年的中高收入經濟體標準3976美元，標志著中國進入中高收入經濟體行列。2023年，中國人均GNI已達到1.34萬美元，距離世界銀行14005美元的高收入經濟體標準只差不足1000美元，已經來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前。

在2016年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上，針對中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穩定增長、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習近平主席指出：“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中國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我們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在新的起點上，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綠色發展，增進更多民生福祉，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第一，從經濟發展動力來看，中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壯大發展新動能，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不斷增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揮我國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更高水平發展，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回顧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在低收入階段，中國通過解放生產力，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推動土地資源資本化等方式，推動鄉鎮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開始起步。此后，中國利用勞動力富裕、工資成本低的優勢，積極吸引外資，以出口為導向，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投資、引資驅動發展，經濟發展開始進入騰飛階段。當中國經濟發展達到中高收入經濟體水平時，國家開始有意識地推動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注重解決關鍵核心領域“卡脖子”問題，我國科技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在創新投入和產出方面，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創新正在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來看，我國的科技研發投入規模穩步增長，科技創新產出能力不斷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我國共投入R&D經費33357.1億元，比剛進入中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時的2010年（7062.6億元）增長了372.3%，比剛進入中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時的1998年（551.1億元）增長了5952.8%。2023年，我國共授權發明專利92.1萬件，比2010年的13.5萬件增長了近6倍，比1998年的4733件增長了190多倍。從橫向的國際比較維度來看，中國的創新水平已經達到世界前列。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在全球的創新力排名上升至第11位。在全球創新指數的七大領域中，中國在知識與技術產出、基礎設施和商業成熟度方面的排名靠前。在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方面，科技創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逐步增強，并且貢獻率已經達到50%以上。根據相關研究估算，中國1991年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1.46%，1998年進入中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時為35.06%，2010年進入中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時為49.76%，到2017年時已經達到58.36%，說明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其他要素和資本投入的總和，創新驅動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第二，從產業結構來看，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我國面臨的結構性產能過剩的難題，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避開了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面臨的產業結構問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此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一條主線，貫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各個方面和階段。

從產業結構完備度來看，當前中國產業結構完備，沒有出現單一產業獨大或者某個產業領域短板突出的問題。從第一產業來看，2023年我國口糧自給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給率在95%以上，人均糧食占有量大概480公斤，高于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從第二產業來看，我國制造業已形成完備產業體系，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連續14年位居世界首位，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從第三產業來看，第三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現代服務業、新興服務業迅猛發展。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總體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沒有出現產業結構調整停滯或過快的問題。2023年，我國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為7.1:38.3:54.6，第三產業比例已經超過了50%，與發達國家60%左右的三產比例已經十分接近。同時，我國的第二產業也保持在40%左右，沒有出現過度去工業化的問題。

從產業復雜度來看，中國走的是“扶持新興產業”的道路，經濟復雜度不斷提升，產業發展沒有出現固步自封，失去比較優勢的狀況。根據全球各國經濟復雜度指數，1995年中國ECI指數（經濟復雜度）為0.388，2021年為1.259，整體上升了224.5%，并且中國的經濟復雜度排名也從1995年的全球第46名上升到了第18名。也有學者通過對中日韓進行比較發現，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經濟復雜度的二維結構轉換，與日韓突破“停滯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時的情景類似。[9]從“三新”經濟增加值來看，2023年“三新”經濟增加值為22.35萬億元。按現價計算，比首次統計“三新”經濟（即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統稱）增加值的2017年（12.96萬億元）增長了9.4萬億元，年均增速9.51%，高于GDP現價增速，說明“三新”經濟已經成長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第三，從人口因素來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改善從生產和消費兩端產生了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新的人口環境和條件。”從勞動力供給視角看，202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62億人，相較于峰值已經下降了0.48億人，人口撫養比也從2010年的34.2%上升到了46.5%。從內需的視角來看，2023年全國人口負增長進一步深化，人口增長率為-0.15%，全國人口減少208萬。同時，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截至2023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萬人，占總人口的21.1%。這要求中國在快速完成經濟轉型的同時，盡快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使人口素質和結構符合經濟發展和動能轉換的需要。

從勞動力供給來看，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就是要提升人口的勞動素質，使人口素質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進而收獲質量型人口紅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統籌、深入推進教育事業、科技事業、人才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0.2%。202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1.05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2.5億人。橫向來看，我國人才資源總量位居全球首位，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正在逐漸縮小。人才隊伍結構優化提升，人才發展紅利加快釋放，有利于支撐新舊動能轉換、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持續發展具有較好的支撐作用。

從消費需求來看，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就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不同群體間的貧富差距，推動人口結構從“倒丁字型”向“橄欖型”轉變，從而有效激發內在需求，以需求的擴大驅動經濟進一步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曾接近發達國家的門檻，卻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長期陷于停滯狀態，甚至嚴重倒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解決好兩極分化、階層固化等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更好統籌效率和公平，不斷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不斷改革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23》，我國收入分配關系有所改善，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鄉、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脫貧人口和農民工等重點群體收入穩步增長。從社會分層結構來看，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2017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但同樣也要看到，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占整體人口比例不到40%，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第四，從資源環境因素來看，中國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資源依賴度保持在合理范圍，可持續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護才能實現。”隨著經濟和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對資源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對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環境保護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綠色、循環、低碳發展邁出堅實步伐，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依賴度逐步降低。

在環境狀況方面，我國環境污染情況的部分指標已經跨越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頂點，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以游離氨和氨離子形式存在的氮化物，是我國水體中的主要污染物。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生態環境統計年報數據，2001年，我國水體中的氨氮排放總量是125.2萬噸。到2011年，達到峰值260.4萬噸，之后開始逐漸下降，2022年已經降至82.0萬噸。二氧化硫是大氣中的主要污染物。2001年，我國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是1947.2萬噸，到2007年達到頂峰（2468.1萬噸），之后開始逐漸下降，2022年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為243.5萬噸，僅為峰值時期的十分之一左右。

在能源消耗和資源依賴方面，我國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資源依賴度不斷降低。從能源消耗總量來看，當前我國能源消耗增長速度已經呈現出放緩的趨勢，符合庫茲涅茨曲線左側的特征。由圖5可知，2001—2005年能源消耗的年均增速達12.20%，顯著高于經濟增速，但在其后開始出現下降，2016—2020年，我國以能源消費年均2.80%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5.73%的增長（按不變價計算）。從單位GDP能耗來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分組時（1998年）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3.13噸標準煤/萬元，進入中高收入經濟體分組時（2010年）為1.13噸標準煤/萬元，而2022年為0.48噸標準煤/萬元，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在資源依賴方面，我國經濟產業的資源依賴度逐漸減小，資源環境因素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并不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2019年我國自然資源經濟總值為12.34萬億元，占國民經濟比重僅為14.92%。說明我國在發展中逐漸擺脫了資源依賴，并沒有出現一些國家的“資源詛咒”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實現了經濟動能的轉換，當前創新驅動已經取代了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同時，中國產業結構比例和經濟復雜度都維持在較為良好的水平。在人口因素上，雖然數量型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但由教育投入帶來的質量型人口紅利正在形成。在資源環境因素上，各項指標都符合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規律，部分指標已經跨越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頂點。總體而言，中國增長的動能和潛力巨大，有能力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總策劃：人民論壇雜志社總編輯 彭國華；策劃及統稿：魏愛云 潘麗莉；執筆：單寧 劉哲】

選自 | 《國家治理》雜志2025年第5期

原標題 | 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的研究

作者 | 人民智庫

原文責編 | 馮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