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1952 年出生于陜西丹鳳縣棣花鎮,1974 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副主席,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延河》《美文》雜志主編。出版作品有《賈平凹文選》30卷,代表作有《廢都》《秦腔》《古爐》《高興》《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長篇小說16部。中短篇小說《黒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錄》《天氣》等。作品曾獲得國家級文學獎五次,即“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施耐庵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冰心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當代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等50余次;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香港“紅樓夢 世界華 人 長 篇 小 說獎”、首屆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法國“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作品被翻譯出版為英語、法語、瑞典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俄語、日語、韓語等 30 多個語種,并被改編為電影、電視、話劇、戲劇等20余種。
文化藝術報:202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30卷《賈平凹文選》。您多次出版過文集,這套30卷《賈平凹文選》是不是目前收錄您作品最全的文選?
賈平凹:各個時期的作品都選的有,但早期的短篇小說幾乎沒選,這幾年的長篇小說也少選了幾部,散文和訪談、評論文章選了一部分。這套文選,是我自己選的。
文化藝術報:《賈平凹文選》全30卷收錄了您長篇小說19卷。幾乎每兩三年,您都有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在當代中國文壇,能幾十年一直保持這種創作勢頭的,您是獨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對作家的消耗很大,您是如何長期保持寫作長篇小說的欲望和熱情的?
賈平凹:這二十多年主要寫了長篇小說。我喜歡不定期在書房里掛一些我給自己寫的條幅,其中一條是“面對生活存機警之心,從事寫作生饑餓之感”。對時代對社會對生活時時處于敏感而關注、研究,你就有寫作的欲望,有寫不完的東西。對筆和紙的感覺不能生澀。寫作其實是越寫越敬畏,但總認為還有好的作品需要你寫出,那一種刺激又使你特別興奮。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張學昕在“賈平凹與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在我長達二十余年追蹤、闡釋、解讀賈平凹文本的評論實踐中,曾對賈平凹的鄉土書寫與中國現實之間的關系、作家及其寫作發生作出過系統梳理。”他提出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您的文學敘述就顯示出與當時文學不同的“調子”和敘述語態,顯示出您與同時代作家的迥異之處。您始終堅守自己的文學信仰和美學信念,嘗試接續、建構中國傳統美學風格的自覺。長篇小說的形式感,主要體現在敘事結構上,50年來您始終都以自己的審美判斷選擇文本的結構。
賈平凹:長篇小說容量大,可以放開來寫,充分表達客觀世界和內心世界,這就是得有你的價值觀、文學觀。寫作的過程也是作家提升的過程,作品背后始終站著你自己。我先后寫了二十多部長篇小說,結構上、寫法上,自己一直警告著這一部要和上一部不一樣。雖然原創性的東西、創新性的東西是那樣的難,但得一點點去做。處世上可以自我不現,創作上必須標新立異。
文化藝術報:《秦嶺記》是您的第19部長篇小說,也是您首部以“秦嶺”命名的作品。在您五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您一直在寫秦嶺,您早期的小說創作,就是商州系列小說,體量很大,影響也很大,直到今天,您早期純真、唯美、清新的商州系列小說依然有廣泛的讀者群。寫商州系列小說那個時期,您也很年輕。那個時候,是一種怎樣的寫作狀態?
賈平凹:早年青春勃發,但清新而不深刻,好唯美又太浮華。70歲左右的寫作,是少了激情,少了矯飾,但是多了社會和人生的粗糲。時間真是偉大啊,年齡段里人是不一樣的,作品也是不一樣的。許多問題,你站在第一個臺階上是難看到第二個臺階上的事。記得30歲左右時,寫作的意念一發動,立馬就能寫一篇小散文,一晚上把一個短篇草稿完成。現在寫一段文字,幾百字,寫了撕,撕了寫,若其中沒有生命體驗的東西,行文若太不準確,太矯情,太輕佻油滑,就作廢了,晚年寫作是最浪費紙張的。
文化藝術報:王安憶曾經說過,她比較喜歡您寫商州的中篇小說《雞窩洼人家》,她說“這個小說寫了一個特別樸素的農家小康生活理想”,由《雞窩洼人家》改編的電影《野山》也獲得了金雞獎。作家要是能夠遵存內心去寫農民的生活,就會寫得很好。
賈平凹:寫作有兩條最基本的東西,一是要有巨大的真誠,二是要有巨大的感情。這兩點做到了,作品就可能不錯。
文化藝術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還是文學少年的時候,我們學校的語文老師訂了《人民文學》雜志。您那時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不少作品,1985年,這一年,您一口氣發表了10部中篇小說,像《黑氏》《龍卷風》就發表在《人民文學》雜志。這個時期,您的創作已經開始發生轉變,《人民文學》雜志也重點推薦了這兩部中篇,特別指出您“創作中的新因素,體現出新時期文學創造力的多層次與作品的多樣性”。是不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您漸漸擺脫了以往寫商州時的清新、質樸、唯美風格?
賈平凹:寫作是逐漸發生變化的,有時自己有意為之,有時如水一樣,順著它流。記得當年寫了《浮躁》,就明確地意識到以后寫長篇不能這樣寫了,那種寫法還是“十七年文學”的慣用寫法,它不適宜我,于是后來就寫了《廢都》。而以至于這30年來的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則是轉變無意識,春到夏,夏到秋,秋到冬,是不知不覺的。
文化藝術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正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風行時期,您沒有寫這種流行文體。您父親早年被打成“反革命”回鄉教書,家庭的遭際對您的影響很大,您沒有湊這個熱鬧,而是寫了商州系列這樣質樸的小說,創立了您的商州根據地、一個您自己“郵票大的地方”,確立了您在文壇的地位。
賈平凹:新時期文學一直到現在,有過許多時潮,我似乎未趕時潮,有時還有些反而動之。我生性不愛到熱鬧的地方去,恐怕也有這個原因。從開始寫作,我就好好讀書,然后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覺去寫。寫出的作品別人可能不關注、不認可,甚至誤讀,我還是低頭寫,想證明自己再去寫,就這么一路走下來。
文化藝術報:您說過中國的歷史有很多都是在秦嶺山下發生的,可以作為背景來寫的歷史時段很多。長篇小說《山本》,您為什么選擇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呢,這些故事都是怎么來的?
賈平凹:寫秦嶺的故事就是寫中國的故事。《山本》里的材料都來自我的父輩一代,尤其關于軍事斗爭的,當年陜南游擊隊的主要領導都是我們鎮上的,包括我的一些親戚,他們的事情我從小就聽說,后來我也曾參與整理、編寫、出版過他們的事跡。
文化藝術報: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您寫了《太白山記》,還有商州土匪小說系列《白朗》《美穴地》《五魁》等,讓文壇一驚,這些小說很多都改編了電影,有批評家提出這是您“將作家的憂患意識、對城市的疏離與佛禪的虛無、神秘結合起來,真實地書寫了自己靈魂的無所歸依和對當下現實的思考”。當時您的情境是怎樣的?
賈平凹:當時的情況是好多東西難于寫,寫了也難以問世,就寫了土匪小說系列。誠如有人講:任何事情到頭來是不可避免的,能做到的是對待此事的態度。土匪小說系列仍然是表達人的生存的困境,在探索其復雜的人性。它更多是主觀抒情,既傳達著對外部世界的觀照,也是對個人的遭際的述懷吧。
文化藝術報:您一直喜歡民間性的東西,民間性也是您作品的一個特色,書法、繪畫、收藏等這些民間性的東西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賈平凹:現代、傳統、民間,這三個詞是我最喜歡用的,為此一直在探討它們的關系和其轉化。僅說民間性吧,我興趣那些神話傳說、俗俚故事,愛收集收藏那些物件,以此來激蕩我的思維、想象力。
文化藝術報:您的商州系列小說,被您后面的創作成就遮蔽了。記得《廢都》遭遇批評的時候,蘇童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賈平凹有商州系列小說墊底,不管啥時候,他都是一流的作家。商州系列小說影響過幾代作家,《商州初錄》發表后,您家鄉的媒體也批評過您把家鄉的落后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種批評甚至驚動了您父親來西安看您有沒有受到批判。
賈平凹:觀察社會、研究社會,忠于自己的感覺去寫,寫多了,作品常常會有一些前瞻性的東西,或者與當下有摩擦性的東西。引起爭議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地形西北高東南低,水都是向東南流的,但有局部地區,水也可能向西流。一部作品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看法又會因時間而變化。其實任何作品都不會像人民幣一樣人人喜歡。當下寫作的意義,也還是揭示人生的意義、現實的經驗,探索事物的根本和真諦。
文化藝術報:《廢都》是您創作的一個重要轉變,《廢都》的發表,毀譽參半,就是后來《廢都》獲得法國費米拉文學獎,也沒有壓住批評的聲音。批評家陳曉明說:“在賈平凹的寫作史中,最繞不過去的就是《廢都》,它不只是理解賈平凹創作的軸心,也是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關鍵作品。它所匯聚的矛盾,它所引發的爭論事件,實際上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文學面臨的困局,也是九十年代社會轉型、知識分子重新出場的標志性事件。”《廢都》的命運有沒有影響您的創作?
賈平凹:人是有命運的,書也有命運。《廢都》是大譽大毀,于書是它有了大影響,于我卻是陰影匝地十多年幾十年。我這一生有兩個最大的心結,一是我少年時,父親在“文革”遭遇陷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開除公職回鄉勞動改造,令全家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沉入谷底;一是我中年時,《廢都》使我經歷了冰火境遇。這兩件事一直使我難以釋懷,直到寫了《青蛙》《醬豆》兩書后,為了忘卻的紀念,終于翻頁過去了。
文化藝術報:如果沒有寫《廢都》,您會不會后悔?
賈平凹:這話現在說,應該是一切經歷都為財富,我感謝這本書。
文化藝術報:作家馬原在《論賈平凹》中對《廢都》非常激賞:“(一百年后)比如那時還有人讀書、讀小說,讀今天我們見到的小說,會有哪本書讓孫子重孫子們有興趣讀呢?也許有十本、一百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廢都》。我深信不疑,這是一本卓越的書,而且好讀、可讀,而且一定傳諸后世……他是勇氣十足的人,直接面對自己那個群落的實體生活,一點不閃爍其詞,一點不做矯飾。它必定是這個時代這個國家中這群人的真切寫照,是這個世紀末留下來的最有參照價值的檔案。”《廢都》寫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悲涼與幻滅”,但不少人對《廢都》的性描寫都提出了批評。像您這樣嚴肅的作家,為何會有這么驚天的舉動?
賈平凹:那時年輕,有激情,不顧不合時宜,只是想跳出來,“破”一些東西。可能少了些智慧吧。
文化藝術報:《廢都》之后,您的寫作方法走向社會化、世俗化,先后創作了《土門》《白夜》等長篇小說,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1998年第4、第5期《收獲》雜志分兩期刊發了長篇小說《高老莊》后,一時洛陽紙貴。這個時候,您已經走出了《廢都》的陰影?
賈平凹:《廢都》之后,先有了《白夜》,后有了《土門》,出版后,因《廢都》的陰影,聽說有許多評論文章,但不得發表。《高老莊》后,情況好些了,真正走出陰影那已是18年后了。
文化藝術報:《收獲》雜志似乎對您很偏愛,從1979年第4期的《竹子與含羞草》,到2023 年第5期的長篇小說《河山傳》,《收獲》雜志發表了您很多重要作品,中篇小說《小月前本》、長篇小說《浮躁》《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秦腔》《帶燈》等等。《收獲》雜志是公認的中國最好的純文學雜志之一,可否談談您幾十年來和《收獲》編輯交往的故事,有沒有被《收獲》退過稿?
賈平凹:《收獲》是一塊文學高地,那里插著在風里歡實的旗幟,那里有一批優秀的編輯啊,我和他們幾十年交往,他們對我有知遇之恩。他們對作品要求極嚴格,我也被退過稿。
文化藝術報:2008年,《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您說《秦腔》是為故鄉豎的一塊碑。離開家鄉50多年了,一直割舍不下對故鄉的情懷,1972年上了西北大學離開故鄉,您在老家生活了20年。您曾經說對故鄉是“又愛又恨”。您的愛恨具體是什么?早年鄉村生活的記憶對您有何影響?
賈平凹:我生在那里,長到19歲離開。少年時期挨過那么多饑寒,家庭遭難,受過那么多屈辱,那時對家鄉是恨的,一心想逃離的。但離開了家鄉,反倒懷念那里,愛那里,是那里的山水給了我心性,苦難成了財富,后來的寫作是那里提供無盡的素材。
文化藝術報:您早就功成名就,您幾次說到自己一直都不太順,這個不順主要指的是什么?
賈平凹:如果說純粹的寫作人,與世無爭,挑著雞蛋筐子過集市,不是要撞人而是怕人撞,那我應該是。但卻常被人不了解,不理解,誤讀曲解。那就“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吧。
文化藝術報:《秦腔》獲得茅盾文學獎后,您在一次訪談里說,一部好作品能表現個性的首先是語言,《秦腔》的語言個性很鮮明,將民間方言和書面語完美融合是您的語言特色。在語言上面,您下了很大功夫?
賈平凹:我是講究文字語言的,關于語言的空間感,節奏感,聲、色、味諸多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功課。在這方面,我寫過專門的文章,這里就不具體說了。
文化藝術報:寫作 50多年,當年和您一起寫作的那批人,就是一些名家,大部分都不見了,這么多年,您一直活躍在文壇一線,這是如何做到的?
賈平凹: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吧,潛心去寫吧。就是個蠶,覺得肚子里還有絲,那就吐吧。為了寫作,我可以放棄一切,耐著潑煩,幾十年如一日這樣。我不是個好兒子,不是個好丈夫,不是個好父親,虧欠家里人太多,也有些社恐,不善交際。
文化藝術報:70歲之際您推出全新散文集《人生從容》,親繪封面,三次甄選親定49篇篇目。散文是您小說創作之外最重要的文體,散文在您心目中占據什么地位?
賈平凹:我喜歡寫散文,也就是寫文章。早年寫得多,這二十多年專注了長篇小說,我想今后,散文會寫得又多。寫一種“大”散文,既不注重抒情,也不注重所謂的“純正”,就談天說地,寫自己的人生體會到的一些東西。
文化藝術報:很多人關注您的書房。您的書房,很多去過您那里的人都在朋友圈曬過,可否談談您的書房?
賈平凹:書房的面積并不大,是挑空結構,層高六米。南墻原先是整塊玻璃的,我嫌望下去眩暈,就把它用木板封了,僅留著最上邊的一小部分,當作是天窗。三面墻都安裝了格架,書桌就擺在南邊,每日下午一點,太陽會從天窗進來,去到書桌上,再走到書桌前那個方幾上,方幾上臥著黑貓。差不多到下午三點,太陽便退回去了,屋子里幽暗,那就開燈。
書房里除了書籍,就是我的藏品。佛像有上百尊,銅的、玉的、石的、木的,還有瓷的。雕刻的瑞獸有十幾只,有漢代的、唐代的、宋元明清的。中國的圖騰是龍,我的屬相也是龍,龍的古件很多。還有,民間傳說里女媧的形象因諧音在壁畫里、刺繡里、剪紙里都是一只蛙,我名字里有凹字,凹的諧音也是蛙,各種造型的蛙擺得到處都是。
文化藝術報:在做這個對話提綱時,《十月》雜志2025年第2期刊發了您的最新長篇小說《消息》。在《消息》后記里,您寫到“書房里有一棵樹”,為何會在書房里養一棵菩提樹?
賈平凹:菩提樹來自印度。2022年冬天的時候,朋友帶了來,栽在一個碗大的瓷盆里,枝干纖弱,兩拃來高,有六片葉子。葉子狀若嬰兒手掌,奇怪的是葉尖突出,那么細長,像是觸須。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菩提樹。捧著它,我對黑貓說:“你起來。”黑貓起來了,我把菩提樹的瓷盆安置在方幾上。黑貓連聲叫著,我也激動地喘息。菩提樹的葉子在我的喘息中微微搖曳,一瞬間,我感覺到屋子里所有的佛像都生動了。
菩提樹的到來,長在我的書房,我知道它是智慧樹。
從住家到書房有四站路。每天,我搭車到書房上班,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菩提樹行注目禮。寫作累了,就坐在菩提樹旁,喝水,也給菩提樹澆水。
在寒冷里度過了春節,到了2023年的農歷二月二十一,菩提樹并沒有變化,而我已經是七十歲后的人了。在這一年里,我按計劃,開始外出采風。長則一個月,短則五六天。我喜歡隨心所欲,去到哪兒是哪兒,饑了就尋路邊店,或者敲開農舍,掏錢讓人家給搟一碗面。晚了,縣城的賓館睡過,鎮街上的小旅社里也睡過。那不是采風,可以說是流浪。
第一次出門走的時候,我拍著書房門口的有著人面的大石獅,說:“好好守護啊!”在商洛的丹江北岸,那一夜,我夢到我不在書房,佛像活起來,那些各式各樣的瑞獸圍繞著菩提樹跑來跑去。待到我背著一大包搜集來的材料回到書房,菩提樹竟爆出了嫩芽。先是綻開一片葉子,再是三片四片葉子都綻開了,像是一只只小手,平托著,要展示什么又要承受什么。當長出了八片葉子,樹差不多一米高,枝干仍纖細如鐵絲。
我仍要外出采風,擔心那個瓷盆太小,會影響菩提樹的成長,便更換了一個大缸,培上腐殖土,還栽了一根細長的木棍兒扶持它。木棍兒有斑點,我說:“長吧,長吧,長到斑點那兒去。”但再次回來,它終沒有長到斑點處。我知道它一年里只開枝散葉一次,那就指望明年再生長吧。
反復外出采風,是我以前沒有過的。我去故鄉商州,走了六個鎮,去了陜南、陜北,走了十個縣,三十個村寨,還去了黃河、渭河、涇河、洛河、熊耳山、天竺山、大青山、庾嶺、蒼龍嶺,甚至去了甘肅、山西、河南、山東。能到之處,萬象繁華,天姿雄贍,一任放飛自在,感觸紛至沓來。我在五猴山的那天,接到北京一位友人的電話,問我干啥呢。我說我在漢陰待三天,才從蒲溪鎮過來。他說:“你是旅游?”我說:“是游觀。”他哈哈大笑,詢問游觀的收獲。我說:“我現在能讀懂八大山人了,讀懂蘇東坡了,他們的書畫和詩文,不僅是憤世嫉俗,更多的是意氣達適,是精神的自由翱翔。”
文化藝術報:《消息》這個長篇,就是在菩提樹下完成的?
賈平凹:我說過我的寫作不是冬蟲夏草,冬天里蟲蟄伏在土里,夏天里發苗開花。我在最熱的三伏里動筆寫新的作品,差不多過去了兩個月,讓我驚訝的是菩提樹又爆了嫩芽。難道它一年里還能生長兩次?菩提樹真的就往上長,而且速度極其快,兩天就一片葉子,兩天就一片葉子,長過了木棍上的斑點,長出了兩米,十二片葉子。我寫作的時候喜歡關門關窗,書房里就不透風,太陽從天窗玻璃里光顧得又很少,菩提樹竟然長得這么好,簡直是個奇跡!但凡有人來,我都是拉著讓看菩提樹,他們贊嘆著,覺得不可思議。我就在一種鼓動下寫我的作品,寫完了2023年最后的一天,又寫進2024年。2024年,我基本上哪兒都沒有去了,就在菩提樹下寫作。而菩提樹在新的一年里遲遲不見爆嫩芽。春茶喝了,端午的粽子也吃了,菩提樹還沒有動靜。6月20日,我記著那一天。我寫著寫著,寫累了,起身給菩提樹澆水,卻似乎聽到了一種響動,是那種“嘭”的一聲,往上一看,菩提樹爆出了新芽!我那時真的是渾身都激靈了一下,但沒有大呼小叫,定定地看著新芽,說:“啊,你還是要長呀!你是憋了勁要長嗎?”它是在憋了大勁往上長,一個月里竟長出了兩米。現在,菩提樹已經是四米二三了,枝干還只是紙煙粗細。三根木棍兒接起來都無法夠著它了,我換成了一根特長的竹竿來扶持。我把竹竿叫“韋馱”。書房初成那時,我給書房起名“上書房”,意思是要華貴,我就是“上書房行走”。后來知道了自己身份和現狀的卑微,又有一點清高。歐陽修有“平山堂”,我在書房看到城南的秦嶺,也想起名“平嶺堂”。如今,書房里有了菩提樹,卻什么名都不愿起了,書房就是讀書寫書的一間房子么。
文化藝術報:看到過幾個作家的文章里都寫到了您的忙,您一天的工作時間,休息、娛樂、看書,時間是怎么安排的?
賈平凹:好多事情,是因為心太軟,不好拒絕,確實是忙是累。但如果不開會,不外出,再忙,必須保證我讀書和寫作的時間,一般情況下,上午九點到十一點,下午三點到五點。我的好處是能忙過雜事之后,立刻能靜下心來,進入寫作狀態。
文化藝術報:您是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這些年,陜西的中青年作家在全國的影響力相對較弱,對青年作家您有話要說嗎?
賈平凹:陜西的青年作家已經有一批在國內產生著大影響。文學邊緣化了,但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是能潛下心,就潛下心,不被一時名利誘惑,不去欺世盜名,盡力去發揮自己的才能。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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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越美
審 核 | 趙梓希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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