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年砍柴

這是一本向故鄉近世先賢致敬的書，書中有我對近現代以來湖湘精英和國家命運升降沉浮之關系的思考，也不時流露出一個“小鎮做題家”對一兩百年前從江湖走向廟堂的同鄉前輩的異代共情。

我18歲離鄉北上，在大西北讀完大學，爾后棲身于滿城冠蓋的京華至今約三十余載。京華，乃各地人才之聚集地，在此生活、工作，最能體察到中華各地風俗民情的差異和文化的多樣性。

記憶中的故園風景漸漸模糊，說起老家的方言也不再流暢，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看，離湖湘之地很遙遠。然而，當許多定居外地的游子融入所在地的社會生活后，卻常常會有意識地思考人生原點的歷史、地理環境對自己的影響，而如果一直生活在故鄉，沒有反差，沒有對比，往往是習焉不察。我亦如此。

愛自己的故鄉、對本省本縣名人與有榮焉，乃人之常情。但我覺察到，以省籍而自豪者，無過于湖南人，湖南人中迷之自信者，比例似乎比外省份更高，以至于網上網下的“地域黑”，幾乎對湖南人不構成傷害。這種心態之來由，我以為與近現代湖南涌現出的眾多精英人物的作為關系甚大。

從晚清以來，湖南對中國歷史走向之影響巨大，為世所公認，“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并非湘人的自夸。在年輕時剛剛走出故鄉之際，我很為這種說法自豪。人到中年后，如果還停留在這類淺顯的情感層面，那真是歲月虛度。隨著閱歷增加，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我開始反思吾鄉吾土民情、風俗、群體性格有哪些不合時宜之處，也想進一步探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一百來年的時間段里，何以能從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鎮走出眾多的杰出人物，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的運行車輪。這些觀察、思考必須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和每一個人所成長的小環境下，才可能獲得一點不人云亦云的看法。

清咸豐初年，太平天國的兵鋒進入湖南，對這個經濟不發達、交通較閉塞、民風趨保守的內陸省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從而開啟了全省人才井噴的閘門。這是歷史的因緣際會，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中，那些原本要消磨在案牘間，或蹉跎在科舉路，或困守于山野間的農家子弟，抓住了歷史的機遇，使自己的人生大放異彩。太平軍席卷廣西，清廷龐大的經制之師——八旗、綠營莫能攖其鋒，而自從進入湖南省境，就步步艱難，屢遭敗績。給這些太平軍帶來巨大殺傷的只是短時間內成軍的“民兵”——地方團練。正是這支“民兵”出省作戰，才撲滅了席卷十幾個省的太平天國運動。當時湖南本地的財力遠不如東南諸省，其精英人物的學問、見識也遜色于那些科舉大省，何能至此？究其原因，我談點一孔之見。

清中葉以后，中國傳統文化失去創造力而變得僵化保守，湖湘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傳統農耕文化卻仍然有生命力，因而能有催生經世致用人才、整合社會資源的人文環境。比起關中、華北、中原、山東、江南乃至相鄰的湖北、江西，湖南是后進省份。從明代開始，湖廣省的南部地區（清康熙年間兩湖分省）才開始被大規模開發，在中原、山東和江南、江西已經“爛熟”的儒家文化，開始從湘江流域一點點向西滲透，湖南省腹地和苗、侗、瑤等山地民族的野性豪放產生碰撞，相互影響，古老的儒家價值觀因在這里獲得本土的滋養而煥發生機，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比如喪葬禮儀是儒家文化主導的社會重要標識，直到清末民初，湖湘廣大農村地區的喪葬仍嚴格地遵守儒家傳統所規定的程序，但在其過程中，又穿插著本土巫術頗具神秘色彩的儀軌，如師公驅鬼、作法；北方已經式微的宗族在湖湘成為重要的自組織，在社會動員、文化教育、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約束人行為的禮法、規矩在這里得到了改造從而不那么生硬、死板……

原始與文明、狂野與雅致、反抗與順從的劇烈沖撞，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這片土地上的一代代居民，包括讀圣賢書的士子。這些經過嚴格儒家模式教化的讀書人，身上有質樸、狂悍、堅韌的一面。在后來崛起的湘軍將帥身上，能看到他們有著共同的氣質：勇敢堅毅而不莽撞粗野，胸懷天下而能腳踏實地，講究經世致用又受綱常倫理的約束。對儒家價值觀，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那一套，無論是科場得意的曾國藩、胡林翼，還是前半生飽經困苦坎坷的左宗棠、羅澤南，這些儒生是真的服膺，進而養成為敢于擔當的情懷和責任感，并將其化為行動的內驅力，而不是作為博取富貴的裝飾。所以當遭遇到以“拜上帝教”動員民眾反清的太平天國武裝時，湖湘儒生的“衛道”之舉是發自內心的認知而非僅僅是個口號。剛健而充滿血性的地域文化又使這些在其他地區被譏諷為“手無縛雞之力”“坐而論道”的文弱書生有勇氣站出來，投身于鋒鏑之中。

“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王維《西施詠》中的這兩句詩，常被唐德剛用來評點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人物。考察晚清到民初湖南那些聲名顯赫的大人物人生之路，亦是如此。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湘系軍政大佬，大多生長在偏僻的鄉村，家在縣城就算是環境優越了，即使父親是京官的胡林翼，童年和少年時代也在益陽老家度過。他們在年少時，比起同時代的大多數士子并沒有太多過人之處，無非是更聰慧一點，而以中國之大，這類腦瓜子聰明的“小鎮做題家”不知凡幾。而他們囿于成長環境，見識比通衢大都和江南發達地區的士子要淺陋。因此，這些湘系大佬特別是曾、左的經歷成了成功學和勵志類讀物經久不衰的題材，他們確實是草根逆襲的標本式人物。分析他們由卑微而至顯貴、從草根成為國士的原因，除了運氣好之外，有幾點不容忽視：

其一是他們一直堅守年少時即確立的價值觀不動搖，直到人生的終點。咸豐九年歲末，曾國藩領軍駐扎在安徽宿松，其于一首唱和幕僚的詩中曰：“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字各芳馨。”這兩句解釋了湘軍將帥群體是在窮鄉僻壤里多年苦讀經史、修煉自我，然后出山得以揚名。“守一經”亦可引申為堅守儒家的價值觀。這也是曾國藩的夫子自道，以他為代表的清末湖湘精英事功之根由便是守住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初心。

其二是他們生長在傳統的鄉村社會，是從底層走出來的。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湘系軍政大佬們大多有這樣的青少年時代。曾國藩未進學時帶著弟弟去集市上叫賣自家編織的竹籃和簸箕；左宗棠成婚后因家境貧困寄食于岳父之家；那些只是文童出身或者只讀過幾年私塾的將帥，早年的生涯更是備嘗艱辛。這樣的成長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們很了解中國社會的基本盤，特別是與廣大內陸省份的鄉村可以無障礙地對接，使他們帶兵、治民有很強的適配性。

其三是他們具有終身學習、不斷修煉的自覺和能力。從鄉村走出的國士往往有堅韌刻苦的優點，然其短板多半是眼界不開闊，容易狹隘偏執。這些人走出大山的初期，確實多多少少表現出其成長環境導致的缺陷。如曾國藩剛當京官時交友、處事不無狂狷急躁的一面，左宗棠早期對洋人過于輕視，劉坤一出任巡撫之初討厭辦理洋務。沒有哪位圣賢、英雄、豪杰是天生的，湘軍系這些大人物皆是凡夫俗胎，人性的弱點他們也有，如虛榮、愛財、嫉妒心，等等，我這本書中多有述及。從此類細節中可看出這些國士，原來也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毛病的凡夫俗子。然而他們能對陌生事物抱有開放心理，能不斷地學習，不斷地修煉以克服昨日“舊我”的種種毛病。曾國藩無疑是典范，幾十年如一日形成勤奮儉樸的生活習慣，時時反省、檢討自己言行的過失。如此堅持下去，粗坯亦可鍛造成大器，在從江湖到廟堂的行進中，完成從麻雀到鳳凰的蛻變。

然而，雖然他們也順應時局對外開放，企圖通過學習列強的先進技術而富國強兵，扶大廈之將傾，然而他們無法改良已經嚴重板結化的帝國“土壤”，沒有能力改造儒表法里的帝國制度構架。在他們集體謝幕后數年，帝國的大廈便呼啦啦地坍塌了，而積極參與拆除這幢破房子的，是他們的同鄉晚輩——另一群湖南人。

今日中國與這些人生活的時代已大不同，說翻天覆地毫不為過。然而，仍然是這塊古老的土地，仍然生活著講中國話用漢字的中國人，無論發生過多大的變化，文化的血脈并未完全切斷，總是若隱若現地與過去續接著。因此，我認為重新審視這些同鄉前輩的人生道路，思考他們與大時代、小環境的關系，仍有一些價值。或許，這是一個需要持久用功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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