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

景來律師導讀

1957年的反右運動打倒了55萬多（當年全國大中小學教師總數才250萬人）敢于直言的知識分子和干部，90%以上的各個領域的知識精英和學術權威幾乎都被打倒，讓整個學術界、科學界的研究工作由此中斷了20多年，可以說是一場荒唐而慘痛的文化和科學浩劫。

這55萬多右派1980年代被全部平反，其中許多人都被折磨死了，最終活下來的人的最寶貴的科研年華也都被浪費了，建國之后都沒有任何研究成果，想起來讓人唏噓！

從人民大學一位干部的回憶中，可以體會到反右運動的荒唐和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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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吳老救了我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若沒有吳老(玉章)的幫助和保護，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將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吳玉章

但在吳老的鼓勵下，我也積極地參加了反右派的斗爭，特別是參加了反對社會學領域中的右派。在把費孝通等著名社會學家打成右派的錯誤中，我也有一份責任。對此我在1979年當面向他承認了錯誤。

所有這些，在我的腦際刻下了很深的痕跡，它不時會涌現出來，使我的心情無法平靜。因此，我必須如實地把它寫出來，讓后人知道這一段痛史，以便根據真實情況來評判各人的是非功過。

林則徐被貶到新疆后，曾哀嘆：“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我認為，只要能把歷史的真實情況保留下來，青史的是非盡可由后人去評定，當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風事件”中，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謝韜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謝韜和胡華是北京宣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名人物。謝韜由于為胡風寫給中共中央的“萬言書”提過意見并參加了修改而被捕。

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動不小。經過吳玉章的追查，羅瑞卿(公安部長)很快就說是抓錯了。但又不能釋放(因必須經過最高領導同意才行)，于是決定讓他到被關押的戰犯中去做工作。

在清查“胡風分子”時，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趕回了學校。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把我找去征求意見，因為我堅決反對，公安部的同志才沒有把何干之抓去。

緊接著“胡風事件”之后，機關內部又展開“肅反”運動。我是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

當要把一個1946年就已將歷史問題交待清楚的教師定為歷史反革命時，我提出了反對意見。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見。但后來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歷史反革命。我聽說后很不滿意。因此我對1955年的這些政治運動是心存不同意見的。

02：“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讓我產生幻想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為從1956年起，我開始被高教部調去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教材，覺得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從事歷史研究大有可為。

同時，全國政協建立了社會主義學院，請吳玉章任院長，楊明軒、千家駒、聶真任副院長，要我去任教務長并講授革命史。

統戰部在社會主義學院提出三不方針(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樣就使得社會主義學院的教學和討論都非常活躍，全校充滿了歡樂氣氛。

1956年中共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認為暴風疾雨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今后應該專注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而使全國的政治氣氛趨向緩和，人們對前途都充滿希望。

1957年之初，毛澤東提出中共要整風，希望各民主黨派幫助。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意見。

開始意見較緩和，大家都高興。后來意見提得尖銳了，人們的心情也開始緊張。等到有人提出國家的領導要“輪流坐莊”時，毛澤東生氣了，便發動全黨實行反擊，一下把55萬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給他們以嚴厲的處罰。

大多數是勞動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復名譽；有不少人從此耽誤終身，甚至丟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沒有積極參加。因為1956年我被調去編寫教材，連黨的組織關系(臨時的)都轉到高教部去了。

為了逃避承擔一定的領導責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見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那時我和他們同住在東四六條38號)。

我平時在近代史研究所編書組工作，假日則回西郊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與何干之為鄰。我們兩人對當時的形勢都很關注。我最擔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為“胡風事件”牽連著他。我主張他要對反右派表現積極，但又不可多說話，而且說話要特別謹慎，以免被人抓住辮子。我們當時哪能想到，人民大學的領導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頭上戴呢？

當時，人民大學的反右派斗爭正搞得熱火朝天。因為我事前知道黨的策略，我想什么話都不說，等一陣熱潮退去也就完了。

誰知就在把吳景超、李景漢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黨組書記)竟然想趁機通過北京市委把一頂右派帽子安在我的頭上。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實在可怕極了！

就在我從編書組回到西郊的一個晚上，黨委辦公室的一個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剛出版的《黨內參考資料》(北京市委的內部刊物)送給我，要我立刻打開來看。

我打開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顯著地方，登著一則人民大學反右派的報道：

人大黨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務委員會，讓大右派分子吳景超、李景漢參加，引起廣大群眾不滿，連黨外教授趙錫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這個報道讓讀者看了，一定認為李新是吳景超、李景漢的后臺，是隱藏在黨內很深的右派分子。

我看了這個報道，怒不可遏，來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趕回城里。回到家中，我連忙寫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準備送交《黨內參考資料》編輯部，希望他們于下期登出來，以正視聽。

在要發信的時候，一想這么大的事情，還是該先請教吳老才好。我于是拿著信和刊物到吳老家去。我見到吳老的時候，雖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聲，但余怒未息，心里還是氣鼓鼓的，吳老一定看得出來。

我把刊物翻到登報道的那一頁，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吳老的茶案上，希望吳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發出或需要如何修改。

吳老客氣地笑了一笑，便用鎮紙石把兩樣東西壓住，然后，對我說：“你先到書房休息一下，看看書吧。”

吳老的書房，就在他辦公室旁邊，我平常見他的時候，常到里面去看書。但今天進到書房，什么書也看不下去。

稍等一會兒，我又走出來，走到他坐的沙發旁邊。還沒等我開口再問，吳老就說：“別急嘛，先看看書，冷靜冷靜再說。”

我這時的心情，也確實冷靜下來了。我想吳老見我這么急，他卻一點也不急，這其間必定有道理。我于是從報架上拿下一些外地報紙來看。我估計吳老已經看完了我的東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廳。

這時，吳老手中拿著我的東西，見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們壓在鎮紙石下面。過了許久，吳老也不說話。

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口問道：“吳老，您看我的信可以發嗎？”

吳老沉吟了一會，才回答說：“他們就是要你跳嘛！”只說這么一句，就不再說了。

坐了一陣，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細揣摩吳老那句話，“他們就是要你跳嘛！”看來，這封信是發不得的。

《黨內參考資料》是市委的黨刊，你若有不同意見，就可能說你反對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請問吳老這一步是走得太對了。

當天晚上，吳老又派警衛員叫我去。他親切地對我說：“反右派是毛主席決定的嘛，你怎能不參加呢？我已經跟胡錫奎校長說了，他會找你談的。”

03：引蛇出洞

第二天，胡錫奎找我談話，說已經告訴高教部，要我回校參加反右派斗爭。并且分配給我就近指導城內兩個系的運動，這兩個系就是新聞系和檔案系。

檔案系運動的情況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但新聞系一次會議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而且始終感到內疚。

那天是由新聞系召開北京新聞界的座談會。系主任安崗要我主持會議，我于是請大家對黨的新聞工作發表意見。

大概到會的新聞系統的人員都不知道我黨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們的發言非常激烈，對我黨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

在會場熱烈情緒的鼓舞下，安崗也忍不住起而發言了。他說：“毛主席就不斷說，他最不愛看《人民日報》，死板板地……”

我連忙暗地里扯了他兩次衣服，希望他及時停止發言。但他的興頭很大，一直講個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會一刻鐘，隨后再繼續開會。

在休會時，我把安崗拉到一旁，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等續會時，我故意問安崗是否繼續他的發言，他說他的意見已經講完了。我于是請別人發言，特別請校外的人發言。

這時，彭子岡起來發言了。她說話時激昂慷慨，首先批評《人民日報》，說它擁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錢，結果卻完全脫離群眾。她問道：“現在，誰還喜歡《人民日報》呢？連毛主席也不愛看了。”說到這里，會場上為她鼓起了掌聲。

她隨即又說：“《大公報》人手不多，經費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許多文章，很快就流傳全國……”她越說越有勁，還是她的丈夫徐盈勸阻了她，她才結束了發言。

這次座談會的記錄，根據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來上報了。彭子岡就是因為這次發言被劃成了右派，因為安崗是新聞系主任，記錄對他的發言記得很少，上報時可能又有刪節。彭子岡是校外來參加會議的，又是名記者，而且那天她講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記錄對她的話記得最詳細，后來根據記錄來劃右派，她自然就無法逃脫了。

彭子岡是彭華的姐姐，而彭華在抗戰時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統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軍調執行部工作的時候，彭子岡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館事件后招待記者，還是由子岡用電話新聞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報》上。從此，直到全國解放后，我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而這次座談會竟使她被劃成了右派。

這次，我客觀上保護了安崗，為什么不能保護她呢？倘若能事前給她打個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難嗎?我為什么沒有那樣做呢？真是太不夠朋友了！對此，我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

04：林希翎和葛佩琦

這時，人民大學的反右派斗爭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約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

劃右派要經過黨的常委會討論。李培之和我在常委會上，盡量把各系上報來要劃右派的人減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條件還不夠，或情況還不夠具體，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說。這樣推、拖的結果，就少劃了些右派。

但有的系，由于領導人的心胸狹窄，借機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們打成右派不可。

例如經濟系有個青年教師孟氧，注釋《資本論》出了名，但系領導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幾次送到常委會討論。常委多數同志“愛才”，說小青年說幾句怪話不能算反黨，應好好地教育他、教訓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惡毒攻擊黨的“罪證”，終于給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毛主席表揚了李希凡和林希翎才改成了這個名字。

林希翎

她本是法律系的學生，但隨后研究《紅樓夢》并寫出了頗有見地的文章。吳老認為她是個人才，在頤和園里為她專門找了一個地方供她寫作。

后來人民大學還專門開了一次《紅樓夢》研究的學術會議，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學習過)和他在山東大學的老師吳大琨請來參加了會議。吳大琨就是參加了這次學術會議后才調到人民大學來的。

林希翎因研究《紅樓夢》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輪到了她頭上。她不但會寫文章，而且會說話，因此，開她的斗爭會很不容易。

黨委從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說會道的積極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準備，并經過“預演”之后才召開幾千人參加的斗爭會。

但在斗爭會上，積極分子的發言卻不斷被林希翎駁倒。主持斗爭會的人無法，只得領著群眾高呼口號，才能將她壓倒。

像這種斗爭的準備和召開過程，我是從不參加的，但聽到情況后也覺得十分滑稽可笑。據說當時北京大學斗爭譚天榮的情況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譚天榮一時成了北京學生界的著名人物。

他們被打成右派后，當然是弄去勞動改造，甚至受到異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幫”倒臺后，右派才得到平反。

人民大學黨委把給林希翎平反的決定派人送去給她時，派去的人以為她會感激涕零，誰知她卻不甚答理，于是，這人便把平反決定帶回去了。這樣，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幾個沒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80年代，林希翎被允許出國。臺灣把她請了去，希望她能罵中共，給臺灣說幾句好話。但她并不罵中共，她也不給臺灣說好話。人們以為她一定會到美國去，但她卻去了法國。顯然，她到美國謀生會比法國容易。但她有頭腦，認為這樣做要高尚一些。現在不知她怎樣了?寫到這里，實在令人嘆惋。

在反右派斗爭的高潮中，人民大學教師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轟動一時的事件。

葛佩琦

葛被劃右派沒有經過黨委常委的討論，所以當時我對這一事件的經過并不很清楚。現在，為了寫這篇回憶錄，我特地查閱了他的傳記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

原來葛佩琦是個老黨員，他對黨并沒有什么不滿，也不想在整風中對黨提意見。人大黨委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他一再謝絕參加。后經反復動員，他勉強參加了，在會上說了幾句很一般的話，但就是這幾句話，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

他發言的原意是：“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分子，黨員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

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發言的。5月27日《人大周報》就刊登了他的發言。其中說：“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當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周報》上那段話氣憤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

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用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報》以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為標題，報道了葛的發言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必然走這條路。總有這么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葛佩琦在《回憶錄》中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人大周報》刊登的……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道純屬捏造。”

他當即寫了更正信，6月9日親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報社(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來了)。但《人民日報》不但不登更正信，還連續發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報》以本報南京電、保定電、沈陽電，同時發表三篇批判葛的報道，當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

15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國大小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時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這樣，葛佩琦被劃為右派分子。后來還定為“極右派”，判處無期徒刑。

從此葛佩琦受盡折磨。不僅他的妻子兒女因他而遭難，連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紅衛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東老家，病中無醫療條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黨中央對關押中的高級罪犯(抗戰時期的戰犯和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罪犯)實行特赦。雖然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但葛佩琦卻因有國民黨少將頭銜獲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結束，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葛佩琦為糾正對自己錯劃成右派、錯判成罪犯及恢復黨籍問題，到處申訴奔走。最后還是胡耀邦同志為他作主，才使他的問題全部解決。

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好心人、好同志為他幫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組織成了為他落實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學黨委是當初把葛錯劃成右派的負責單位，按理應及早出來糾正錯誤。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關于葛佩琦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還說葛“不屬于錯劃，不予改正”。

到1982年，張騰霄(曾在反“右傾”中受到全國性的人民公社討論會斗爭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擔任了人大黨委書記和副校長，他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高潮中，主張對葛佩琦的“復查結論”重新研究。結果是“對葛佩琦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問題，進行復查，予以改正”。并沒有明確說明是錯劃。

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確指出葛佩琦“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于錯劃，予以改正”。

爭取糾正錯劃右派的同時，葛佩琦還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錯誤。1980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于作出《再審判決書》，說：“經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實、性質和處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

葛佩琦要求恢復黨籍的問題，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決。市委組織部的決定說：“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起連續計算。”

要恢復黨籍，必須找到1938年的入黨介紹人證明，必須找到1942年在西安領導他作地下情報工作的證明人，必須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以少將督察名義為掩護做情報工作的證明人。

很幸運，葛佩琦所需要的這些證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為他寫了材料。當然，這一過程也是很復雜、曲折的。

我仔細地看完有關葛佩琦的這些材料以后，深深體會到，要不是吳老的幫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頭上。我后來的經歷，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如果沒有吳老的指點，我不是也會像葛佩琦那樣去要求更正嗎？而要求更正的結果是迎來全國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邊工作，所以才能得救。

但是，他雖然救了我，卻救不了許多他愛惜的人才。甚至連他的一個外孫女婿，因為不在身邊(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對此，他雖沒有任何表示，但每當他的二外孫女(吳蜀平)來看他的時候，我從旁也能看出他內心的痛苦。

在吳老指導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響下，我在反右派斗爭中，絕沒有存心去害過人，而且是盡可能地縮小打擊面。特別是對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為他們說了話。但是，像林希翎那樣的“名人”，我就實在是愛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樣的人，我雖然說了話，開始也起了點作用，最后還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續到秋后，在某些領域和某些地區，仍在進行。例如：社會學領域的全國性反右派斗爭，就是秋后進行的。人民大學黨組織認為我對馬克思主義關手社會學問題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參加了領導這場斗爭的黨組。

其實，我不僅對社會學毫無研究，就是對馬克思如何批判社會學也毫無研究。我只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會學鼻祖孔德的一些觀點。至于孔德的書，我一本也沒有讀過。

據我現在的記憶，批判社會學的那個黨組好像是直屬中央(或中宣部)的，組長是誰已記不清了，經常召集開會的是副組長趙守攻，他當時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兼專家局局長。

趙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過事，他一見我非常高興。范老(文瀾)也參加了這個黨組，他是由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派來的。

我見范老后，就向他談了我在人民大學的情況，并表示希望離開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聽后對我極表歡迎，并說：“我那里是和書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樣復雜。”

此后，我就想法調動，最后，還是同吳老商量，先把我調到文字改革委員會過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調到近代史研究所。

范老和我雖然都參加了社會學反右派斗爭的黨組，但我們兩人都不積極，不過，對所有那些人被劃成右派，我們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對專家局副局長費孝通，趙守攻把他說得很壞，說費是個大野心家，因此，把費孝通劃為右派，我也毫不猶豫地表示同意。

1979年，中美剛建交，社科院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訪美，費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員。這時，我當眾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說：那不能怪你。我說：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責任當然不是我，但我當時也確實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應該的，而且也是真誠的。從這以后，他又發達起來了。不過，我們似乎也未再見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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