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社會事件之下，《善意的競爭》這樣的劇集的含金量更在上升。它一定程度上促發著女性面貌的“新”，將其定格在【銳利】、【堅韌】、【主體性】之上；它亦重塑了女性的身份想象，除了內隱、溫順的【弱女】和強勢、獨立的【強女】之外，女性也可以擁有暗面、缺陷和欲望。

作者：條形碼????????????????????????????????????????????????????????????????????????????????????????????????????????????????????????????????????????????????????????????????????????????????????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近幾年來，隨著韓國女性在政治、文化等領域頻頻發聲、爭奪話語權，持續書寫女性細密生活和社會中結構性暴力的“韓女文學”應運而生，促發著更多女性的覺醒。

落到韓國影視中，先是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引發韓國男性空前抵制的同時，也讓女性主義浪潮涌向韓國影視圈，接著《酒鬼都市女人們》《黑暗榮耀》《產后調理院》《苦盡柑來遇見你》等一系列女性題材作品橫空出世，不僅在韓國本土引發熱議，也在我們內地形成了新一輪對于韓劇、韓女的討論。

這些女性題材作品不約而同地以女性作為敘事主體，或講述大都市里浮沉的女性對待親密關系的迷茫與掙扎；或譜寫出一部部女性復仇史詩；或將女性生育所遭遇的痛苦一一剖陳在觀眾面前；抑或是以女性抗爭作為故事主線，耐心地刻畫著女性如何遭遇挫折，再如何一步步成長為現代女性。

不過，依然嚴峻的是，在影視作品之外，韓國娛樂圈和社會大環境對女性的絞殺和剝削，從未真正停止。遠的不說，最近的金秀賢事件便是這一現象的絕佳佐證，一直以溫柔深情男人設出現在大眾視野中的知名男演員，真正的面孔卻如此猙獰可怖，在權力結構下隨意操縱、引導、掌控年輕女性，韓女真實的生存處境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年輕女性們渴望真正的女性群像作品的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中，剛完結不久的高口碑、高熱度的《善意的競爭》，更顯其長久可貴屬性。戲外，編導團隊都是女性創作者，戲內，更是完全由四位女演員組成了主角團，“含女量”極高。

再向深遠處望去，《善意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翻新了韓女的面貌，將其定格在【銳利】、【堅韌】、【主體性】之上，她們不再是完美的圣母，也不再是救贖的基督，她們最終抵達了自己。

新女性：女性主體的回歸??????????????????????

事實上，在女權主義領域，對于“女性”的定義也并沒有標準答案。波伏娃在上世紀中期提出，“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來的”，指向由來已久的“客體”屬性；在進入21世紀后，上野千鶴子進一步闡述女性應當拿回自我定義權，重構自我，成為現代女性覺醒的關鍵；然而，在后現代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女性”只有在某個特定語言系統中，在與“男性”的對比關系中，才能獲得意義。

何為女性，女性主體又是否真正存在，身處現代社會的女性，迫切需要從文化產品中，尋找到具備力量感和指引意味的答案。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善意的競爭》無疑提交了更生猛的回答。

區別于東亞地區過往的校園、青春題材作品，《善意的競爭》對于女性角色的展演，維度更為寬廣，角色們因而存在可供觀眾想象、闡釋的巨大空間。

其中，劉在伊作為最大反派的女兒，其角色的復雜性，堪稱主角團之最。在前期階段，一方面，父權對于女性的塑造，在劉在伊身上得到了集中的展現，她被動地拋卻了女性本體；另一方面，她和姐姐之間被動形成的“競爭關系”，亦是在影射女性受到父權的蠱惑和操縱，將彼此當作資源競爭者，而非天生的命運共同體。

在劇中，劉在伊曾經多次提及該隱與亞伯的寓言，以兄弟的爭斗借喻她與姐姐之間微妙而疏離的關系，而這似乎也印證了巴特勒所說，女性主體的消亡。

無獨有偶，另一位女主角禹瑟琪同樣陷入了主體缺失的困境，因為一次春游的意外，她被迫成為了孤兒，也因此遭受了密集的校園霸凌，成為了他人暴力的承擔者，過度“他者化”讓禹瑟琪習慣了自我剝削，主體性搖搖欲墜。

至于四人團中的崔京和朱藝莉，前者過早萌發了性意識，而后者則過早意識到了傳統社會中女性被物化為性資源的本質，她們卻還是被囿于父權制為女性設下的競爭牢籠里，被優績主義捆綁，個體在青春期時對自我主體的探索被迫中斷。

事實上，在《善意的競爭》出現之前，韓劇中不乏關注女性主體性的作品，《假面女郎》中女主金貌美借由自己的復仇，向性暴力和男性凝視宣泄女性的主體意志，在《黑暗榮耀》里，編劇更是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來講述文東恩如何通過對霸凌者的復仇，粉碎階級、性別與代際在她身上碾壓出的痕跡，從而尋回主體性。

隨著劇情的展開，四人團最終完成了主體的回歸，而《善意的競爭》的特殊之處便在于，它向觀眾陳列出的新女性的面貌，不僅充滿主體意識，更重塑了新的身份想象，除了內隱、溫順的所謂【弱女】和強勢、獨立的【強女】之外，女性也可以擁有暗面、缺陷和欲望。

新關系：擺脫極化，擁抱混沌

如果說《善意的競爭》為韓女鋪墊了一條更為寬廣自由的道路，那么劇中呈現出的【新關系】，則能夠視作對韓女和韓國女性主義的一種“致敬”。

在傳統社會的敘事語境里，女性關系往往呈現出極化的狀態，或是絕對的親密，或是絕對的競爭，無論是母女還是同輩之間，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女性關系是劍拔弩張、暗流涌動的。

但《善意的競爭》明確打破了極化的關系特征，更為渾沌的關系狀態從閘口中流出，曖昧、敵對、理解、信任、競爭……導演借由劉在伊和禹瑟琪，讓女性關系得以被重新解構。

實際上，關系無法完全從外部環境中剝離而出，劇中，劉在伊、禹瑟琪等人就讀于一所女子高中，該校的頂級大學升學率名列前茅，這也就直接導致學生處于高度競爭、資源重合的環境中，競爭，似乎是關系的唯一解。

然而，劉在伊和禹瑟琪之間，在關系伊始便是流動多變，競爭但又并非只有競爭的狀態。在這一階段，兩者處于“捕獵者”與“獵物”的角色操演中，劉在伊對禹瑟琪展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而后者則迅速進入了獵物的扮演狀態。

兩者的關系第一次發生實質性的轉變，是禹瑟琪對劉在伊萌發了曖昧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導演在此處并未將禹瑟琪錨定為同性戀者，而是通過間接委婉的方式，對青春期少女的同性幻想作了開放式的注解。

與此同時，劉在伊對禹瑟琪的在意，則伴隨著苦澀的失落感。作為和父親一樣缺乏情感聯結的“空心人”，在劉在伊的生命經驗中，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痛苦是鮮少能夠體驗的情緒，她所能夠感知到的痛苦，便是想象自己最愛的小狗在某一天去世，直到某一刻開始，她也會時常想象瑟琪死亡的樣子。

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里對于“愛欲”有著具體的分析，他認為愛欲是性欲的升華，是人的生命本能。而在弗洛伊德定義的壓抑的文明觀里，人性的本能需要被反復壓抑。

愛欲與壓抑的文明觀存在天然的沖突，也就意味著在競爭壓抑的環境里，在伊與瑟琪的關系里沖突與渾沌始終相伴而生。

非極化的關系實際上正是創作者對于父權制的隱形反叛，它指向女性關系的復雜，指向女性的具體和主體性，是一次觀念的更新。

新結局：從困境中破繭而出??????????????????????

在新時代新觀念驅使下的韓國年輕女性們，無疑擁有著難以磨滅的斗爭力量。小到游行的參與，大到標語的傳播，女性們敢于質詢也敢于發聲。

這種斗爭力量無疑感染了《善意的競爭》的創作團隊，它的結尾也并非是一般爽文的走向，而是有所犧牲和付出，同時充滿力量和新生感。

和劇外韓女們的處境類似，劇里的主角們同樣活在巨大陰影之下，無論是瑟琪被男性混混威脅，還是劉在伊的一舉一動都被父親時刻監視，女性的生存困境不言而喻。

除了父權制困境，“恐弱”所帶來的風氣助長了社達主義和內卷在環境中的滋生，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斷裂，人人都處于布爾迪厄所定義的“現代社會”里，即不斷受到外部社會競爭和績效評估的塑造。

如果說《某種物質》、《生吃》等身體恐怖片在歐美文化中擁有著難以動搖的符號意義，那么像《善意的競爭》中為了考試吞噬藥丸等現象，這種對身體的剝削和異化，則是熟諳“卷”字訣的東亞人難以磨滅的永恒記憶。

在《善意的競爭》結尾，劉在伊計劃了直播跳河事件，以自我犧牲完成了對父親的致命一擊，從而在高度緊繃和封閉的社會系統里實現了精神【弒父】和行為【弒父】。

在這一行為的基礎之上，四人團也從內卷的環境中習得了解放自我和重建聯結的能力。

無論是劉在伊、禹瑟琪最終完成了與他人親密關系的構建，還是崔京不再壓抑自我產生焦慮、學會正確釋放自己的欲望，抑或是朱藝莉選擇擁抱自身的女性特質、進入娛樂圈，都昭示出韓國新女性們拒絕讓身體變成存在方式，使其被社會準則塑造。

可以說，【弒父】只是第一步，如何在頑固的結構性困境中重塑自我，以更具主體性的方式重新【養育】自我，才是新女性們真正渴求的東西，即便在追尋的道路上勢必會遭遇重重阻礙，但這種決心，還是能夠帶給我們啟迪與感動。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