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抗戰勝利后，戴笠到天津不是一次兩次而是三次，軍統天津潛伏臺臺長舒季衡回憶，戴笠分別于1945年11月下旬、1946年2月上旬、1946年3月13日抵達天津：第一次是將抗戰時期的天津潛伏組織公開組建為軍統天津站，并任命陳仙洲為站長；第二次是為老蔣視察北方打前站、布置安保工作；第三次確實是去天津“查貪”，而且時間也很微妙——他13日到達，15日離開，17日就墜機身亡了。

戴笠前兩次到天津的時候，我們熟悉的吳敬中（原名吳景中，也確實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長）還在軍統東北區當區長，是不可能被戴笠嚇得六神無主，以至于為了保守秘密而口不擇言管余則成叫“兄弟”的。

吳敬中的履歷，筆者多次重復過，這里再贅述就有湊字數的嫌疑了，所以咱們直接進入正題：戴笠那句“晚上吃什么”，肯定會讓吳敬中想起了一段讓他追悔莫及的往事——不久前那頓飯，他不該吃，也吃得太憋屈了！

我們細看相關史料就會發現，吳敬中在軍統確實混得風生水起且左右逢源，一向面和心不和的戴笠和鄭介民，都把他當成得力干將。

吳敬中跟鄭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學，但卻分屬共、國兩方，吳敬中回國后叛變，先是被戴笠調到軍統臨澧特訓班當一大隊二中隊上校指導員兼電訊、情報教官，后又被鄭介民調到中蘇情報合作所當總務科長，從情報所出來，就晉升為軍統西北區少將區長，成了軍統局的“封疆大吏”，接受戴笠和胡宗南的雙重領導。

黃埔六期的戴笠跟黃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老鐵，卻跟黃埔二期的鄭介民是競爭對手（復興社特務處時期為正副處長），他們都不反感“叛徒”出身的吳敬中，這就足以說明老吳（當時應該還是小吳）的為人處世之道，絕不在另外兩個“叛徒”文強（劉安國的歷史原型，南昌起義時已經是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和程一鳴（假叛變真潛伏，曾擔任多個軍統特訓班總教官，在吳敬中之前擔任西北區區長，他調回局本部任行動處處長，吳敬中才當了西北區區長）之下。

胡宗南丟了西北，吳敬中就去了東北，陳誠衛立煌丟了東北，吳敬中就在同學蔣經國的幫助下調往天津，可以說是哪里油水大、安全性高，吳敬中就能到哪里供職，這份人脈，別說是“叛徒”出身，就是黃埔系特務，也只能望其項背。

戴笠第三次到天津“查貪”的時候，不管吳敬中有沒有在天津當站長，都會被嚇出一身冷汗——戴笠那次是動真格的了。

據舒季衡回憶，戴笠第三次到天津，確實是想殺幾個貪官一正風氣：“戴笠此次來天津的目的是處理九十四軍副軍長楊文泉（瑔）在津納雍載華為妾一事，當晚即通知該軍軍長牟廷芳說，奉委座諭，將楊文泉（瑔）扣押法辦。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長張廷諤、副市長杜建時（后升任市長），三人到吳泰勛（戴笠到天津不住賓館，而住在吳家）家會見戴笠，代楊文泉（瑔）求情，說楊是續弦不是納妾，請求戴向蔣轉陳此情，免予處分。戴為了恫嚇牟等，故意不允，并大聲說，不管是誰，違犯紀律都要嚴懲。”

戴笠在電視劇《潛伏》里說他要處理楊文泉，確鑿無疑是史實，不但舒季衡的回憶錄中有記載，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也寫了——楊文泉（瑔）沒有被戴笠除掉，升任七十二軍中將軍長后在泰安被俘，也進了戰犯管理所。

沈醉回憶：“楊文瑔是四川人，黃埔二期畢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參謀，師和軍的參謀長，以及師、軍長等要職。他在1946年間，追求天津最大的軍火買辦商的一個孫女兒，雖費了不少氣力，總算追到手了。軍火商孫女嫁給了這位風流將軍，除一幢花園洋房外，還給了十萬銀圓做嫁妝。許多人說，這是他販賣軍火得到的一個惡的報應。”

據沈醉分析，那個軍火商的孫女，最后也跑掉了，一次也沒有到戰犯管理所去探視。而戴笠堅持要處理黃埔二期的楊文瑔，其背后可能也存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誰知道楊文瑔跟鄭介民是啥關系？

杜建時是吳敬中同學兼靠山小蔣的嫡系，戴笠可以不給黃埔一期“老大哥”牟廷芳的面子，也可以不理即將“因病去職”的張廷諤，但是不鳥杜建時，那就是不把太子放在眼里了，于是有人說戴笠“墜機”，實際是“多方合作”的結果，起碼是大家都不想讓他安全落地。

戴笠可能在天津沒有要收拾吳敬中的意思，甚至可能見不到吳敬中，但是他問吳敬中“晚上我們吃什么”，還真不是一點歷史依據都沒有，用我們老家的話來說，就是他們“過這個”，也就是他們有這方面的交情。

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這是數千年來官場的禮尚往來，尤其是像吳敬中這樣在戴笠私密別墅吃過飯的“核心人物”，在“自己的地盤”上盛情款待戴笠，更是“應盡的責任”，戴笠也可以很不見外地跟他討論吃什么了。

說到吃飯，吳敬中肯定會想起他第一次到戴笠“漱廬”吃飯的場景。

沈醉十分清楚，戴笠的“漱廬”，就是他不對外開放的高級會所，吃飯的時候，連警衛都不在場：“戴笠很愿意有我在場，因我的武術和槍法，使他在生人面前有安全感。他天天暗算人，也時時提防別人暗算他，請客時不能讓警衛站在旁邊，我既夠做陪客的條件，更可充當很好的保鏢，所以他在‘漱廬’請客時，十有七八是我做陪客。”

吳敬中第一次到戴笠的“漱廬”吃飯，身份跟沈醉一樣，都是“陪客”，不同的是沈醉吃得很開心，吳敬中吃得很憋屈：“戴笠聽到門口汽車停車的聲音，便叫幾個準備作陪的軍統大特務出來迎接。一聽說請的這位客人拒不肯來，戴笠便大罵吳不中用。他罵得連飯都忘記吃了，還是我走進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飯。我把這頓飯準備得特別豐盛。戴笠吃飯時還在邊吃邊罵，因為與我無關，我吃得很舒服。”

吳敬中要不是臉皮不夠厚，那頓飯得橫著咽下去，更悲催的，是他原本想通過出賣同學而獲得戴笠的青睞，卻沒想到本想露個臉，卻沒想到把屁股露出來了，弄得兩頭不是人——他想出賣的那個同學，來頭實在太大了，他得罪了這位同學，基本等于斷了自己“歸隊”的后路。

同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的“叛徒”，程一鳴是假叛變真潛伏，沈醉的姐夫余樂醒也幡然醒悟跟地下黨取得了聯絡，而吳敬中卻因為那頓飯，而坐實了“鐵桿叛徒”的身份，如果他被抓進了戰犯管理所，那位同學是可以影響他特赦時間的。

吳敬中準備“賣給”戴笠的那位同學叫徐冰，也是后來的統戰部部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務委員，他是參與和領導了特赦工作的。原公安部一局局長、副部長、國家安全部部長凌云在《教育改造國民黨戰犯工作的回顧》一文中回憶：“由羅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榮等組成的‘處理戰犯專案小組’，負責有關政策問題和其他重大問題的研討和處理。1959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和……（前面還有幾位，名字有些敏感，略過）中央統戰部的徐冰同志等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了剛剛獲釋的原國民黨十位高級將領及溥儀。”

吳敬中吃了戴笠那頓飯，就已經再無面目見昔日同學，也斷了反正之路，天津被圍之際，他肯定會十分后悔當初為了討戴笠歡心而準備出賣徐冰，而“嘴不嚴”的沈醉，恰好是旁觀者和參與者，這件事即使徐冰不在乎，經沈醉大書特書之后，也會讓吳敬中無地自容。

1949年之后，吳敬中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如果他不出賣老同學，以他的多謀善變，肯定會像余樂醒那樣改弦更張，可是他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一時糊涂，才在戴笠的罵聲中吃了那頓不該吃的酒飯。

藝術來源于生活，諜戰劇中有更多的歷史，戴笠那句“我們晚上吃什么”，居然還隱藏著這么多軍統秘聞，讀者諸君看了相關史料，站在吳敬中的角度想一想，可能也有很多話要說：當戴笠跟吳敬中“商量”晚上吃什么的時候，吳敬中心中是不是五味雜陳？他向戴笠出賣自己的同學，有沒有想過自己最后會走投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