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河北石家莊元氏縣街頭的一次自行車擦碰，讓張捍軍一家踏上了一段漫長的“司法馬拉松”之路：從1995年到2024年，先后六次開庭、四次發回重審，依舊懸而未決。究竟是一次尋常糾紛，還是牽扯人情與權力的離奇冤案？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里，張捍軍為了“無罪”奔波至今，卻始終被困在灰色地帶。當正義遲到三十年，它還是正義嗎？本文試圖還原這起普通人聽來匪夷所思的案件，追問其中錯綜復雜的幕后力量。也許，了解張捍軍的故事，就是在思考每個人與法治之間的距離。

文｜李宇琛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春天往往來得遲。早春二月，河北石家莊的北風偶爾還帶著寒意。一天傍晚，空氣中有隱隱的涼氣，張捍軍騎著一輛舊式自行車，吱呀作響，車后座上還帶著妻子和孩子。他們正要趕往縣醫院，不料一道身影突然從旁邊冒出，也騎著自行車，撞到了他們的車把。

兩輛車在那狹窄的街角“咔噠”一聲輕碰，很快失去平衡，兩個女人翻身而下，隨即爆發了口角。

被撞的人，正是元氏縣婦幼保健院的胡姓院長——在當地不算公開顯赫，但也頗有能量和關系。另一個女人，則是那輛舊式自行車后座上的年輕母親，病懨懨的，也許正因為身體不適，聽到對方咄咄逼人，忍不住頂了兩句，爭吵就這么展開。

本來，多數街頭糾紛只是一時嗆聲，往往爭到最后也就是互罵幾句，或坐下來商量給點醫藥費。可偏偏雙方的性格都不讓步，尤其是那位胡院長，一口咬定對方“故意沖撞”。

幾分鐘后，有路過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上前硬將兩人分開，一段小沖突到此算是暫且結束。張捍軍帶著妻兒默默離開，心里雖窩著火，卻也沒想到這會變成一樁天大麻煩。

僅過了幾天，張捍軍便收到當地派出所的通知：

他被指控“故意傷害”，且還“結伙作案”。

這罪名看起來就很嚇人，似乎他不是騎車帶家人去醫院，而是帶著同伙在街頭打群架。派出所旋即展開偵查，又很快得到檢察院批捕令。張捍軍在一頭霧水里，就被戴上了“犯罪嫌疑人”這頂沉重的帽子：

誰能想到，老婆孩子還可以跟自己結成犯罪團伙？

回想起來，這個節奏多少有些匪夷所思：自行車擦碰雖可能造成對方輕傷，但直接升格成“故意傷害罪”，邏輯未免跳得過快。

可在當時的元氏縣里，胡院長在婦幼保健院一手遮天，還與不少機關人員保持良好關系。她雖然只是一院之長，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量卻不可小覷。她自稱“頭部遭到重擊，出現蛛網膜下腔出血，腎部挫傷，昏迷半小時以上”，然而：

這些“醫療診斷”源自幾個與其交情匪淺的醫務人員之手。

讓人咋舌的是，這些診斷最后居然全被法院認定為重傷依據。簡單說，案子初步走向了“張捍軍把胡院長打成重傷，理當坐牢”的方向。

于是，在1995年年底，元氏縣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張捍軍三年有期徒刑。那一刻，一家陷入絕望：一個小小街頭糾紛，怎就落到坐牢的地步？更詭譎的是，他和妻子都堅稱“根本沒打對方，連過激的舉動都稱不上，只是推搡和言語沖突”，可這份法院判決里，卻列舉了一連串“證據”，包括胡院長的病例、法醫鑒定結論、幾位證人的證言。

只不過，這些證言有的出自文盲之口，卻被寫得繪聲繪色；有的出自胡院長的下屬或好友，看似公正卻頗可疑，更別提“昏迷半小時”的時間是否有人現場證明。至于那關鍵的CT片膠片、腦脊液化驗單？

原件，卻始終神龍見首不見尾。

張捍軍不服，向石家莊中院提起上訴。令他略感欣慰的是，中院審查認為確有重大疑點，決定撤銷原判，發回元氏縣法院重審。

可怎知，這僅僅是這漫長審判的開始。接下來三年里，元氏縣法院一次次“重審”，卻每一次仍維持同樣的罪名和三年刑期；石家莊中院則一次次發回，理由永遠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他們始終像掄著一個圓圈，誰也不真正戳破那一連串疑點的核心：

兩級法院你來我往，先后四次發回重審。

當時有人調侃：“是不是要把張捍軍當皮球踢到下輩子？”

可就在這樣的循環里，他被關押、取保、走程序，等到1998年，已經過了足足三年多。石家莊中院也實在看不下去，在最后一次發回時：

專門寫了一份函，把關鍵問題列得明明白白。

函里提到：第一，胡院長口述的“昏迷半小時”毫無旁證；第二，蛛網膜下腔出血必然伴隨長時間昏迷，卻并無病例記錄；第三，胡院長自稱“十三天水米未進”，可體溫單卻記著她每天大便一次；第四，醫囑和用藥在卷宗里相互沖突……但凡要往深究，這里面可能是嚴重醫療文書造假、甚至構陷的可能。

在這份點破癥結的函件下達后，元氏縣法院突然放慢腳步。1998年7月，再次開庭后沒多久，本案就被：

打入冷宮。

換了說法，就是元氏縣法院既沒宣判，也沒宣告無罪，似乎把這起案子當作不愿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干脆封鎖起來。他們的一些內部人也許清楚：要真翻案得罪的人太多，于是“拖字訣”才是上策。張捍軍則陷入更漫長、更可怕的黑洞——沒有結果，也意味著他始終頭頂“刑事嫌疑人”的標簽，進退不得。

一樁簡單的自行車碰撞，演化成了“司法馬拉松”：從1995年到2024年，中途經歷了多少次審理、發回、再審、再發回，時間太久：

連法院院長都換了七任。

張捍軍在這二十多年里，人生軌跡完全被拖垮。他的單位原先好歹給他留了編制，但因為“背著官司”，工資多年一分錢沒漲，職級更不可能晉升；倆兒子長大后考公、考編，往往到了政審環節就被刷下來，理由無非“你父親有故意傷害罪嫌疑”；妻子還因此：

丟了工作，只能在家收破爛貼補家用。

一說起這案子，張捍軍單位領導只回一句“等法院判完了再說”；朋友和鄰里也多是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卷進什么漩渦。

更讓人嘆息的是，胡院長背景之深，其實早就露過端倪。

據張捍軍所述，胡院長小學文化程度，走出學校就成了那個年代（xxx）小將。她在全國各地進行（xxxxx）：

“我記得我讀小學四年級時，學校組織我們到前仙村小學操場聽她的演講。我清清楚楚記得，她說一九六九年（xx）到了（xx）城，在（XXX）上看到了（XXX）站在（XXX）城樓上檢閱（xxx）。她以此為資便游走全縣各個學校大肆宣揚，名聲大震，因此走上了仕途。”

婦幼院與張捍軍家一墻之隔，胡院長說，他家的住房影響了婦幼院的規劃，曾多設法把他家趕走，沒能如愿，便心存不滿。

胡院長曾派人：

推倒他家的圍墻，拆掉伙房，還貼封條霸占房子。

張捍軍告到元氏縣法院，判決婦幼院停止侵權，恢復原狀并賠償五百元。

可這場官司贏得似乎毫無意義，胡院長壓根沒履行。縣法院送達執行通知也沒用，最后她把原本生效三個月的判決硬推入二審程序，通過所謂：

找上面關系。

這幾乎已說明，彼時的胡院長絕不是等閑角色，一個電話就能把生效裁判翻進另一個程序里。再結合她在自行車沖突案里對證據與關系網的運用，就不難理解張捍軍為何三十年喊破嗓子，卻始終像對著一個沉默的黑洞。

如此黑白顛倒，若在更健全的法治環境中，應當能被及時糾正。可事實是，此案在1998年后被數任院長放置不管，仿佛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判，不宣，也就沒人來深挖。對張捍軍來說，這種長年累月的“懸置”，更像是一種：

慢性酷刑。

他想上訪，往上級部門反映，跑過無數次，卻總在“我們會交回元氏法院處理”的話術里碰壁。媒體偶有介入，也常常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攔下。十幾年過去，眼看孩子都長大了，卻仍時不時聽到周圍人指指點點：“他當年打人打得挺重，還沒徹底了結……”

直到2022年，河北省高院官網上線了“大法官留言”渠道，張捍軍在走投無路之際留下一封長信，描述自己被卡了二十多年的司法困境。或許是時移世易，這次留言終于得到了高院關注，中院也被督促著去“督辦”這樁陳年舊案。元氏縣法院只好又把當年那摞積灰的卷宗翻出來。有人以為，這一次應該能一鼓作氣將案件審查到底——到底當年胡院長的蛛網膜下腔出血是真是假，該不該還張捍軍一個無罪？

結果卻峰回路轉。2023年年底，元氏縣法院一紙裁定：

案子已過追訴時效，終止審理。

這看似是給案件一個了結，但對于張捍軍而言，純屬晴天霹靂：

他要的并不是“你沒法追究了”，而是明明白白的“你沒罪”。

如果說刑事追訴的時效可以把嫌疑一筆抹消，那么當事人二十多年所承受的創傷和代價又該如何償還？就在他準備上訴時，中院也立刻以“程序違法”為由撤銷此終止裁定，再度把案子發回。對外人而言，只覺得荒誕：又發回？當真要從頭來過？

這才有了2024年12月的第六次開庭。庭上，辯護人試圖申請提級審理或異地審理，因為在元氏縣這塊地方糾纏太久，已難言公正。但法庭仍在堅持本地繼續審理，具體結果如何，依舊難以預料。

法律，本該是定分止爭、主持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線，怎會在如此一樁不算復雜的糾紛上，耗掉了三十年？

我可以將之比作卡夫卡《審判》的現實版：當司法程序被權力或人情阻撓，法槌和卷宗就成了形式化的擺設，真正的審理進入永恒的拉鋸。

石家莊中院屢次發回，根源不在于他們看不懂案情，而是冥冥中有只大手，讓真相無法戳破。元氏縣法院也許有辦案人員看得透徹，可他們明白動真格就要得罪一系列后臺，自己仕途也許會被連累。于是，最穩妥的方式就是：

或一判到底，讓中院繼續發回；或干脆不判，晾著案件直到相關人等都退休離職。再然后等時效將其覆蓋。

所有責任都能被時間吞沒。

張捍軍的個人命運，只是這些權力角力之下微不足道的棋子。當他一次次試圖申訴、上訪、找媒體，發現自己永遠處于被“踢皮球”的狀態。他像在法律迷宮里奔走，卻時常撞上“此路不通”。他的家庭更無奈：妻子的下崗，兩個兒子事業受阻，這些本來該屬于一個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全被三十年的空轉消磨殆盡。身邊也有好心人勸他：“要不就算了吧，別再折騰了。”可他放不下，“無罪是無罪，為什么要用一紙‘過了訴訟時效’來敷衍？”他要一個清白。

那些關心此案的人也會好奇：難道就沒有更高層的司法機關能揪出當年的問題嗎？畢竟，這類造假病歷、偽證之事，一旦徹查，胡院長等人難辭其咎。可三十年過去，風云變幻，許多關鍵證據和當事人早已不見蹤影。當初可能有“護犢子”嫌疑的領導，也早退休或調走。再者，一旦翻出舊賬牽扯太廣，某些人未必樂意掀起驚濤駭浪。當年的民事案和強拆住房也一樣——就算判張捍軍贏了，可誰去執行？這是一個荒誕而又真實的司法現狀：當事情牽涉多方利益，最便捷的處理方式往往就是拖：

拖久了，當事人自然疲軟，社會也遺忘了真相。

說來也神似古今許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時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也曾錯判連連，最后靠輿論與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吃人”的社會，也可以視作對種種體制性的黑暗隱喻；卡夫卡構筑的“荒誕官僚體系”在這里活生生地顯現。只是換了個時空，換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轍：當外力足夠強大，法制就可能變形，當事人的悲劇就沒完沒了。

人們常說“正義不會缺席，只會遲到”，可若遲到的代價是三十年，是否真的還能稱之為正義？

反觀案件里每一次發回、每一次重審，都像一次循環往復的儀式。某些法官或許心底有數，但是：

表面文章必須做足。

開庭、舉證、采信所謂鑒定，形同走過場。最諷刺的是，張捍軍若真的有罪，他應該被關完三年刑期就結束了；若無罪，那當年第一次判決就存在嚴重問題。而現在他處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無罪的詭異狀態中：在社會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卻懸而未決。這種尷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對當事人尊嚴的一種漫長摧殘。

這或許比真坐牢還難受。真坐牢，關三年就能出來，他卻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隨處走動，夢魘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縣法院，照往常規律，也許又會經歷一番漫長耽擱。要么再下一紙“終止審理”之類的裁定，要么干脆繼續發回。張捍軍還在苦等，他說自己已經老了，可還想給兒子們一個交代；那些年收破爛攢下的微薄積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種“申訴費”、往返路費上。

放在一個講求效率的時代，我們總期待法治能給每個公民以及時的答復，可多少像張捍軍這樣的案子，卻被層層關系束縛，變成永遠的遺忘。三十年換了幾代審判長，那摞卷宗在檔案室里泛黃。有人說這是一個“死循環”，除非有極大外力介入，否則難見終局。

至于那一直逍遙法外的“胡院長”，是否還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對方當年證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許都被埋進了時光里。

張捍軍仿佛是一位想要獲取通行證的旅人，卻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隊，你等著吧。”

等了半輩子，卻連隊尾都還沒摸到。他不明白：為什么一件民事糾紛演化出的刑案，非要這么反復？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卻沒人糾正？可所有疑問到了現實層面，只能換回一聲長嘆。

也許，這樁普通人聽來匪夷所思的案件，還會繼續荒誕下去。也許某一天，上級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們徹查！到那時，當年的人證物證又是否能找齊？也有人寄希望于媒體和互聯網：“只要輿論夠大，就能把蓋子掀開！”但在信息泛濫的時代，這起“元氏縣三十年未決案件”能獲得多少聚光燈？多少轟轟烈烈的新聞，三五日便被下一個熱點替換。

久而久之，風過無痕，人們仍然相信正義只是遲到。

倘若一切依舊，張捍軍只能繼續和他的家人守在那個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終說法。可正義若要再來，也許他已白發蒼蒼，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擱置的冤屈又如何彌補？

當法院因多重關系牽制而無法發力，反而成為“踢皮球”的場所時，老百姓就只能進退維艱。

如果拿《聊齋志異》里的各種陰陽怪談來類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懲治作惡者，還無辜者一份清白。可這是21世紀的中國，理應：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對觀者而言，這件事越看越荒誕，卻又帶著一抹揪心的冷靜：倘若法律能被隨意“關系化”，誰又能保證自己哪天不會踏進另一個無底洞？

每一個荒誕的案件，都在提醒整個社會：明面上的法治建設若只能停留于口號，而對具體的冤屈與舞弊束手無策，終究會動搖公眾對公平正義的信任。幾十年過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紙正式的無罪判決書，也領不到任何賠償，更別提重回人生正軌。天大地大，卻容不下他一個普通人想討回公道的執念。

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驚的地方：它沒有電光火石的驚天陰謀，也沒有轟動全國的大案背景，只是一點人情權力的暗流，就把一個家庭徹底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許多年后，當歷史翻過這篇，只有泛黃的卷宗和破敗的庭審記錄，才能見證當年那輛自行車撞擊引出的荒誕劇。有人會寫進教科書說：“你看，這就是當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種頑疾啊。”

可那時，張捍軍還活著嗎？還在排隊嗎？

當然，我們仍希望有奇跡。希望某一天，能有一個有擔當的法官或某位領導，將這個案子徹底調查，把當年的偽證、造假、權力干預都拔出水面，給張捍軍一個堂堂正正的結論：或許是無罪，或許另有真相，但無論如何必須透明清晰，經得起推敲。

這才是法律應有的終局。

只是，這個奇跡會不會在遲到三十年后，繼續遲到四十年、五十年？誰也不敢打包票。

而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將這荒誕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更多人：當一個司法案件進入“馬拉松”狀態，法律的正義性已在一次次發回與拖延中被耗盡。當事人早就筋疲力盡，旁觀者也看得麻木不仁。

只有將真相公之于眾，讓更多人質疑、呼吁，才有微薄的可能讓這個死局破開一絲縫隙。卡夫卡的審判固然陰郁，但是：

這里的現實，遠比小說更具殺傷力。

若我們不對這類現象保持警醒，它就可能成為常態，吞噬更多人的命運。

時至今日，元氏縣那條街或許已經拆遷改建，春寒料峭的風里也許早有新的商鋪和車流。胡院長當年咄咄逼人的模樣，年輕母親的蒼白面色，圍觀群眾七嘴八舌的勸架，都成為模糊的回憶。可那樁在檔案室躺了幾十年的案件還沒有蓋棺定論，程序依舊空轉。

翻案需要排多長隊？沒有人知道。也許在某個冬天，一紙判決才姍姍落下，或許會再次引得世人一聲嘆息：真相來得太遲了。

但愿這樣的荒誕，不再被復制，但愿每一樁糾紛都能依法及時落幕，給當事人公道和尊嚴；但愿所有的“馬拉松”審理都能盡早結束，讓正義不再被時間侵蝕。世界依舊車水馬龍，但愿下一次的自行車擦碰，只是普通的民事糾紛，而不是誰的人生悲劇起點。畢竟，三十年說長不長，卻已經能毀掉多少希望？我們期待的法治，應該讓每一個人免于這樣的苦難。

愿這場綿延三十年的司法馬拉松早日落幕。

寫于202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