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最具藝術天賦的帝王，宋徽宗趙佶必然名列前茅。

不過，在許多人眼中，這個創造出“瘦金體”的帝王，堅定地支持工筆精細的宮廷審美，而對文人畫缺乏鑒賞力。

然而，這種看法實際上受到了一種長期流傳的誤解影響——即宮廷畫與文人畫截然對立，而宋徽宗作為皇帝，理所當然地站在宮廷畫一邊。

《瑞鶴圖》，宋徽宗趙佶少數留存的親筆畫之一。

這種誤解在很大程度上還與蘇軾對宮廷畫家的批評有關，畢竟宋徽宗對作為政治家的蘇軾極為反感。

其實，這只是說明了即使是在宋徽宗寄托心性的精神世界里，也有著波詭云譎的政治考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他的審美。

宋崇寧四年（1105年），宋徽宗趙佶聽信宰相蔡京主張，將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蘇軾等舊黨309人列為奸黨。

這就要說到宋徽宗的繪畫收藏目錄《宣和畫譜》，它試圖通過品評提升或貶低某些畫家，《畫非畫：古代繪畫中的圖像與政治》為我們揭曉了其中奧秘。

畫不是畫，它包含著隱秘的政治與歷史信息。

一、蘇軾從未被提及，米芾很少被提到

書中的這篇文章出自著名的美國藝術史家伊佩霞，她40多年醉心研究中國史，為國內許多書友所熟知。

她指出，或許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宣和畫譜》中蘇軾從未被提及，但卻借鑒或直接引述過蘇軾的觀點。

《宣和畫譜》，元大德六年（壬寅 1302）吳文貴杭州刊本

很多時候，徽宗及《宣和畫譜》的編者似乎將蘇軾的觀點視為“常識”，而非獨到的見解。無論徽宗如何厭惡蘇軾、反對其政治立場，他都沒有通過《宣和畫譜》貶低蘇軾對畫家的相關評論。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米芾并不是政治敏感人物，并且曾在徽宗宮廷任職，然而，徽宗的《宣和畫譜》很少引用米芾的論述。

《宣和畫譜》很少采信米芾的偏見，比如他對許道寧和崔白的批評。或許，正是由于米芾對以上畫家的不滿，導致徽宗免去了他僅僅擔任數月的書畫學博士之職。

《春山瑞松圖》，米芾創作的一幅紙本設色畫。

其實，《宣和畫譜》推重的是繪畫的神異、詩意、文人氣、古意等品質，對過分追求形似的繪畫以及宮廷畫家則有所貶抑。

二、主張精神氣韻，貶低形似的繪畫

幾個世紀以來，有傳聞反復提到，徽宗頑固地要求其畫工把宮殿和寺院壁畫上的每一處細節都畫得恰到好處。

幾件被置于徽宗名下的最著名的畫作同樣也都是令人興奮的寫實風格，因此他被認為是最后一位傳統宮廷繪畫風格的支持者，同時也是最后一位堅持繪畫應具有“真實再現”功能的畫家。

宋徽宗所作《桃鳩圖》

然而，《宣和畫譜》卻表明，徽宗在評價繪畫時，并未將形似視為最重要的標準，而是關注繪畫的其他藝術品質。它經常強調過于關注形似的危險，認為形似有礙于精神、氣韻的表達。

《宣和畫譜》中另一種常見但頗令人意外的內容是針對宮廷畫家的微詞，體現為大多數服務于前朝的宮廷畫家沒有被收錄在《宣和畫譜》中。

三、宋徽宗的審美，不是你想的那樣

伊佩霞提醒我們，我們不僅得丟掉“蘇軾專門批評宮廷畫家”這樣的觀點，或許也應該放棄“徽宗堅定地支持精致風格的宮廷審美”這種偏見。

中國新聞社曾專訪伊佩霞，她認為宋徽宗懂得鑒賞與文人有關的藝術，如詩歌和書法，并能親自實踐這些藝術。

南宋以來流行的大量逸聞軼事將徽宗刻畫為堅持極致的自然主義風格繪畫的形象。這些軼事將他塑造為在繪畫中蘇軾所反對的一切形式的捍衛者。

然而伊佩霞指出，這些軼事正是為了這一目的才被代代相傳的。如果你仔細閱讀過《宣和畫譜》就會發現，徽宗并不認為宮廷和文人之間存在著本質對立。能夠擔任徽宗官員的文人本身就是宮廷生活的一部分。

《宣和畫譜》推重文人畫的一個跡象是將墨竹列為單獨一個門類，圖為文同《墨竹圖》，蘇軾曾將文同視為圣人一般。

并且，蘇軾用“畫工”指稱那些他所貶低的畫家，而不是“畫師”或其他用來指稱宮廷畫家的詞。因此，他想表達的可能更接近于“二流畫家”。畢竟，蘇軾對某些宮廷畫家不乏溢美之詞。

一些文人會宣稱詩人的畫優于職業畫家，但宮廷則并不偏愛，不會舍此取彼。思考這一問題的另一方式是，徽宗所追尋的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文化，而不是由文人定義的他們所不喜歡的中國文化的某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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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參考：

《畫非畫：古代繪畫中的圖像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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