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為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是他本月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0期）上的發言，由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整理發布。

一、經濟增長與高收入門檻的挑戰

我國目前正處于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的關鍵時期，保持中速增長并力爭使名義增速高于實際增速，具有重要意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5%的經濟增長目標，“這是一個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的”鮮明特色和政策導向。實現該目標雖存在一定難度，但意義重大，因為增速問題對我國當前至關重要。2021年我國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僅差一兩百美元，然而四年過去仍未跨越，差距甚至略有拉大。原因主要有：一是疫情沖擊使實際增速受到影響，但從國際比較來看，近兩年我國實際增速并不低；二是價格低迷甚至出現“通縮”，導致名義增速低于實際增速；三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

當前，我國價格難以提升以及匯率貶值等問題亟待分析與研究。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劃分標準處于動態調整之中。近年來，按照人均現價美元計算，該門檻以每年約4%的速度增長。換言之，若我國人均收入按現價美元計算的年增長率不足4%，則難以跨越該門檻。盡管如此，我們對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仍充滿信心。然而，與四年前相比，當時普遍認為中國跨越該門檻不會有大的問題，但當前形勢表明，仍需警惕相關風險。

近期部分觀點將中國當前情況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初相比較，然而二者處于不同的增長階段。與日本相比，盡管房地產泡沫破裂對日本經濟造成了較大沖擊，但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收入已超過3萬美元，不僅屬于發達經濟體，且人均收入水平超過美國。同時，日本城鄉差距較小，已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其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體系也較為完善。而我國目前尚未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因此，在當前階段，中國應特別關注經濟增長速度。過去曾強調要避免過高的增長速度，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如今應特別強調經濟增長速度不能過低。在當前時間節點，未來五年應保持中速增長，目標為5%，而4%應作為底線，是不能破的。

二、消費不足的原因與影響

在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消費問題被置于重要位置，明確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并將其列為各項工作的首要任務。目前，中國消費不足的現象與國際平均水平，尤其是與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消費占GDP的比重存在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由此可見，中國消費水平的差距并非僅是平均水平的些許差異，而是一種結構性偏差。盡管在研究層面對此存在不同觀點，但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存在結構性偏差的基本事實是確定的。

原因可歸結為多方面因素。首先，我國長期以來存在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與政策傾向。其次，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總體水平偏低，二是內部差距較大。近期，農村人口養老金問題受到較多關注。目前，城鎮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養老金約為6000元，城鎮退休職工約為3000元；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者中95%為農村居民，其月養老金僅為220元，與前兩者相比存在10-15倍的差距。這一現象表明，盡管近年來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養老保障等部分領域仍存在突出問題：一是水平較低，二是城鄉差距顯著。

當前，我國消費不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服務消費領域，商品消費已基本達到飽和狀態。服務消費與城市化水平密切相關，例如醫療、教育、社保、文化、娛樂等服務性消費在傳統農村或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城中難以有效開展，即便居民有消費意愿，也因缺乏相應的服務供給或成本過高而無法實現。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對服務消費的拓展至關重要。近年來，我國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一線城市流動的趨勢明顯，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城市體系能夠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消費環境。與歷史上和中國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OECD國家相比，這些國家城市化率普遍在70%以上，部分國家甚至超過80%。我國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最新數據約為67%，但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8%-49%，尚未達到一半。

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國收入差距仍然較大。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約為4億人，而在此之下仍有約9億相對低收入群體。

另一個原因也值得關注，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2年中國全社會凈資產約為756萬億元，其中政府部門持有的資產約為291萬億元，占比約38%。在國有部門中，國有企業股權約占政府財富的一半，最新數據顯示，國有權益資本為132.6萬億元。相比之下，在國際范圍內，尤其是OECD國家，這一比重通常不超過10%，一般在5%以下，部分國家甚至因政府負債較高而呈現負增長，處于凈負債狀態。由于我國政府部門占有較高比重的財富，這在工業化和投資驅動階段具有優勢，因為政府部門資產的收益主要用于儲蓄和投資，而非消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國消費率偏低。因此，當前面臨一個重要問題：政府所占財富及國有資本的收益應如何分配？過去，這些收益主要用于投資，未來則需要更多地向消費領域傾斜，實現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型。

經濟增長可以從兩個維度分析，一是經濟增長的高度，二是經濟增長的寬度。經濟增長的高度主要體現在通過創新、對外開放和改革等手段提升經濟增長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空間向上拓展。這些措施旨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的寬度則指全體社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現有生產能力產生有效需求。具體而言，將全體社會成員按收入水平分為十組，考察不同群體對生產能力的有效需求程度。經濟增長的寬度與教育、社會保障、人力資本建設和社會流動性等因素密切相關。消費不足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收入差距較大有關，本質上屬于經濟增長寬度不足的表現。

近期，我國在創新領域呈現出一些新氣象，令人鼓舞。例如，DeepSeek和人形機器人等新興技術的出現，展現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值得肯定并應予以重點發展。然而，這些創新成果主要體現經濟增長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為例，其發展可能替代部分現有工作崗位，導致部分人員失業，進而收入減少，有可能使經濟增長寬度的問題進一步凸顯。因此，我們在分析經濟形勢時，應明確經濟增長高度上的進展，包括創新成果，無法替代經濟寬度問題的解決。

有觀點指出，中國消費占GDP比重較低的情況并非近期才出現，至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一直存在。然而，過去中國經濟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對此，可從“終端需求”的概念進行解釋。在GDP構成中，扣除生產性投資后，消費與非生產性投資（主要包括房地產和基建）之和即為終端需求。過去多年，房地產和基建發展迅速，從國際比較來看，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發展。但目前這兩者的增長勢頭回落，特別是房地產大幅回落，消費占GDP比重結構性偏差的短板便凸顯出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包括價格低迷、名義增長與實際增長的差距、負債過高以及產能過剩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指向終端需求不足。如果對消費占GDP比重偏低這一結構性偏差問題不加以重視和解決，終端需求難以提升，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速度都將面臨嚴峻挑戰。

當前，擴大消費和重視民生問題的內涵可能需要重新調整。這不僅涉及道義或對低收入階層的同情，更重要和緊迫的是一個經濟增長速度問題。如果忽視這一問題，且不進行重大調整，那么消費占GDP比重偏低的結構性偏差將難以解決。因此，應像過去重視投資那樣重視消費。過去經濟下行時，通過加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如今則需要將同樣的力度和資金投入轉向消費領域。如果這一轉變不能實現，內需不足的問題將難以得到改善。

三、擴大消費的策略與建議

因此，下一步應將中國消費水平的結構性偏差調整至正常水平。例如，當前消費占GDP比重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20個百分點，能否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這一差距縮小15個百分點，使其接近合理水平，這應當成為近期穩增長中的一項“硬任務”。

下一步，為補足消費結構性偏差的缺口并穩定擴大內需，需開展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其中社會保障問題尤為重要。社會保障涵蓋內容廣泛，以養老金為例，中國目前有10.7億人參加養老保險，其中5.5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有1.7億人每月領取220元養老金，年支出約5000億元。具體措施包括：一是從現有刺激政策資金中劃出一部分，例如5000億元，注入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用于支出，從而使1.7億人的養老金從220元提升至400元，大體上翻一番。二是近期討論較多的國有資本較大規模劃轉至養老基金，重點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此外，在城市中，特別是在農民工廣泛就業的領域，需逐步完善社保尤其是養老繳費機制，目前在這方面已有一些進展。

簡言之，政府財政補貼、國有資本劃轉以及養老制度建設均需加速推進，多措并舉，爭取在一兩年內，將農民每月養老金從200多元增加到400元。盡管翻番幅度看似較大，但由于基數較低，翻倍后僅為400元。若用三年時間將養老金提升至600元，達到目前農村的低保水平，這一水平仍不算高。進一步而言，能否在隨后的兩年內將其提升至1000元左右？即便如此，與城市退休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相比，仍存在數倍差距。經測算，農村居民作為中國收入水平最低的群體，其消費傾向較高。例如，若向其提供1萬億元資金，其消費傾向約為0.8，即他們將拿出8000億元用于直接消費。從學術角度研究消費乘數效應，大致為1.5，由此可拉動GDP增長約1.2萬億元。這將為年度經濟增長提供近1個百分點的支持，在刺激政策各項資金支出對增速的拉動力度上是靠前的，對穩定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