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在那兒，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她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是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尤其以20世紀上半葉與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緊密聯系聞名。

她是我國人民的忠實朋友。他的貢獻涉及新聞傳播、醫療援助、國際聲援、還有社會改革等等多個領域。

她1928年到我國，進行左翼運動并長期深入前線，被稱贊“她的一支筆抵得過幾十萬毛瑟槍”，在她的筆下寫出了很多真實報道我國革命與抗戰的作品，對世界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向世界傳遞了我國人民抗爭的真實畫面。

她的著作影響非常深遠。她的代表作《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和《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后者詳細記錄了朱德元帥的生平，展現了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一開始到延安的時候，由于外界報紙上對我們革命者極盡歪曲，她以為“赤匪”就應該是脾氣火爆的樣子。在史沫特萊最初的想象里，她將見到的朱德將軍，一定是個“堅強英勇、脾氣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絕的論斷，幾乎可以使森林燃燒的鋼鐵般的革命者。”

但是，當她見到的這位聲名遠播的將軍時：“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里的農民老大爺……”在談話中，朱老總告訴她，“土匪問題是個階級問題。”也就是說，勞動人民受壓迫，被逼著起來反抗，然后再被剝削階級污蔑成匪……

由于工作需要，她離開延安繼續到前線去采訪，也是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的外國記者，后來還去新四軍進行采訪工作。除了宣傳和采訪工作，她也積極支援八路軍醫療事業，史沫特萊積極為八路軍爭取國際醫療援助，參與籌辦醫院、培訓醫護人員，并協助引進藥品和器械。她與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醫療志愿者密切合作，被譽為“八路軍的白衣天使”。當時她自己也親自背著藥箱給人包扎，在延安的街上有那些被幫助過的窮孩子認出她來，就過來擁抱。在1937年她就曾經要求加入我黨，但是由于組織上認為她的身份在國際上還是留在黨外工作比較好，所以謝絕了她的請求，雖然她一直很遺憾，但是還是從心底里支持著我們的革命。

她也是戰地救護的倡導者，在抗日戰爭期間，她親赴前線，組織戰地醫療救護，呼吁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傷兵和平民的苦難。

她通過演講文章和社交網絡堅持不懈向西方國家揭露日本侵華的罪行，堅持推動國際社會支持我國抗戰。她參與發起了中國防衛聯盟”（China Defense League），與宋慶齡等人合作，給我國爭取海外的援助。

在努力搭建國際橋梁的同時，她也深刻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她對媒體批評國民黨政府腐敗和消極抗日，主張國際援助應該直接投向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

同時，她也是婦女解放和社會改革的先進實踐者。有一次，她自告奮勇也要跟著大家去前線，但是領導同志們認為她的身份不能去冒險，因為這是國際友人，同時也是女同胞，但是她很不服氣，就直接說，“我可不是自己想當婦女的，這是上帝把我造成這樣的。”

同樣出身勞動人民，就像對待自己的階級姐妹，史沫特萊女士始終關注著中國婦女的命運，記錄她們在革命當中的角色轉變，支持婦女參與社會活動和政治斗爭。

她始終認為婦女解放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她也尖銳的批判舊社會的階級壓迫和性別歧視，主張通過革命實現社會的平等。

她一生都是支持我國民族解放斗爭，同情我國革命的，有堅定的左翼立場。但由于她的立場遭到了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在冷戰開始之后被指控成蘇聯的間諜，在西方國家長期遭到邊緣對待和迫害。她的作品和人生經歷也成為研究20世紀左翼國際主義運動的典型例子。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消息，使史沫特萊異常興奮。在收音機旁，她聽到了周恩來擔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消息；聽到了蘇聯同國民黨斷交并表示打算承認新政府的消息：“來自中國的這條消息使我感到極大的歡樂，我的心終于安定了下來。我應該身在中國，可是我卻停留在這個被上帝拋棄了的國家。”史沫特萊馬上給朱德寫去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她對自己當時的處境并不在乎：“我將支持新中國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盡一切力量聲援中國。”“我打算去中國寫第二卷。我把你的生平寫到您六十歲那年，這一年是引向勝利的內戰時期的頭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澤東）還是三十歲，但是，我也知道在你們的前頭仍有許多歲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它的土地。”

由于胃癌做手術不成功，在1950年她于英國病逝。

她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里，依然惦記的是中國的革命事業。除了其他很多偉大的著作之外，她還一直在堅持繼續寫完朱德同志的傳記。她在病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做這本著作的修訂工作，并在向友人瑪格麗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 Watson Sloss）托付最后的安排中提出“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處理…那就是說，建設一個強盛和自由的中國”。她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國，希望中國的戰友們能在墓前為自己唱響新中國的國歌。當然朱老總本人是不會接受這種私人遺贈的，這筆款項被用來作為中德友好基金使用。

【她曾經說：“我此生只忠誠于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于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中國的戰歌》，1943）】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際，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在大理石墓碑上，朱德同志親筆題寫“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舉行下葬儀式時，朱德同志和在場的所有人為這位國際戰友唱響了《義勇軍進行曲》，她是大地的女兒，終于回到了她愛的中國。

史沫特萊女士的貢獻超越了國籍和時代的界限，她以筆作槍，成為連接中國革命與世界的橋梁，她的精神至今仍然充滿啟示，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