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吳依娜

圖片 | 本刊圖片庫

翻譯 | 烏云斯琴

北疆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域文化，北疆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繼承、延續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現為既有中華文明的共性，也有北疆地區的獨特風貌。從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內蒙古地區一直處于北疆各民族交流對話、開放互鑒的最前沿。北疆地區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北疆文化正是基于此形成的。紅色文化、草原文化、農耕文化、黃河文化、長城文化是北疆文化的主要類型，而追求和平性與踐行開放性是貫穿其中的根脈。

紅色文化貫穿北疆各族人民共求解放、共謀發展的全部歷程，是北疆文化的底色、旗幟。自19世紀20年代，共產主義的火種傳入內蒙古地區以來，北疆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奮斗不息，走過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輝煌歷程，凝結成以紅色文化為底色的北疆文化。回看紅色文化在內蒙古地區的百年發展歷程，從民族地區的第一個黨組織建立到中國最早的黨領導下的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從“齊心協力建包鋼”到“三千孤兒入內蒙”；從“克服困難捐糧畜”到“最好牧場為航天”等紅色事跡，無不彰顯著愛國、忠誠、奉獻的北疆文化內在品質，體現著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和諧狀態和北疆各族人民為了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

包鋼的早晨

草原文化和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代表的農耕文化，在內蒙古地區通過商貿、和親、移民等方式，持續不斷地碰撞、交流、融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品格和“尊重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文化理念在北疆地區交匯融合。縱觀歷史上發生在北疆地區的商貿、和親以及移民史可見，追求和平性和踐行開放性的精神始終貫穿其中，并成為草原文化和農耕文化在北疆地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特征之一。北方草原文化區和中原農耕文化區因不同的生態環境和自然稟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習俗和產品結構，隨之以北疆地區為中心相繼形成了跨越歐亞的“草原絲綢之路”和“萬里茶道”，兩條國際商道成為連接亞歐大陸的重要貿易和文化交流路線。在北疆地區，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和親，距今已有兩千余年的歷史。和親旨在避免戰爭、保持和平，同時也推動了草原游牧文化圈與農耕文化圈的文化交織和血脈融合，推動了北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習俗等諸方面的互動與交融。此外，歷史上幾次民族大遷徙形成了民族雜居的空間格局，構成了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交融的基礎，并源源不斷地充盈著中華文化的血液，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繁忙的二連公路口岸

從黃河文化和長城文化來看，在內蒙古地區現存長城遺跡長達7500公里，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流經內蒙古地區長達843.5公里。長城、黃河這兩大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符號和精神標識，所展示的文化內涵在內蒙古地區始終大放異彩、熠熠生輝。基于黃河文化的擴散性和開放性，在內蒙古地區的黃河流域，多種文化類型始終保持著頻繁、深入而又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自先秦秦漢以來，內蒙古地區黃河沿岸各民族始終雜居共處、繁衍生息，這樣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風貌，見證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發展。歷史上，長城雖然時常兵戎相見，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用戰爭來爭取和平，并且在此期間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未中斷。在長期交往融合中，各族人民鑄就了對大一統觀念的高度向心力、凝聚力。清代，西北的皮毛、藥材，中原的瓷器、茶葉通過內蒙古境內的黃河段水運行銷各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歷代各族人民的不息奮斗，造就了北疆地區長城和黃河文化多元、共融共生的地域特色，催生了不同文化間的相互認同，并逐步成為北疆文化乃至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長城文化與黃河文化在內蒙古境內的長期持續共存，不但展示了北疆地域各民族的堅韌與頑強，更體現了北疆文化的和平、開放、多元與包容。

滿洲里國門

立足當代，內蒙古橫跨“三北”、外接俄蒙、內鄰八省區，是我國向北開放戰略中實現內外循環、邊腹互動的重要節點。內蒙古擁有的4200余公里邊境線是中國邊境線中最穩定的一段。橫跨亞歐的“中蒙俄經濟走廊”是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之一。內蒙古在中蒙“打造國與國關系典范”及推進“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從史前時期就已開通的古代絲綢之路到如今正在打造的國家向北開放重要橋頭堡，體現了北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開放，不但具有國家意義，更具有世界意義。

1961年哲里木盟農業豐收，積極趕運糧食支援國家。

屯糧萬噸

非物質文化遺產——沙嘎游戲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

統籌 牧仁

審核 烏日嘎

新媒體編輯 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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