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作者：劉怡德，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原標題：《“同病相憐”的特朗普揭開了一番舊案，

但改變不了什么》

（正文約2800字，預計閱讀時間7分鐘）

當地時間3月18日，美國政府公布了約8萬份有關民主黨籍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案的機密文件，引發了廣泛關注。1963年11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副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陪同下到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訪問。當日12時30分，肯尼迪乘坐一輛敞篷汽車游街拜會市民，結果在大庭廣眾之下遇刺，當場身亡。數小時后，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因遭控謀殺總統而被捕，但此人于兩日后又被好事者杰克·魯比（Jack Ruby）刺殺，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約翰遜繼任總統之后立刻下令要求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為首的調查組徹查此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沃倫報告”（Warren Report）。報告指出，肯尼迪遇刺案完全由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為，而奧斯瓦爾德的遇害亦由魯比一人所為。美國民眾普遍不相信這個結論，認為遇刺案另有主謀，蘇聯政府、古巴政府、中情局乃至林登·約翰遜都被懷疑與遇刺案有關。

▲ 1963年11月22日，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約翰·肯尼迪總統在車隊中揮手，約在他被刺殺前一分鐘。與肯尼迪總統同乘車內的還有時任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右），內莉·康納利（左二）及她的丈夫德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左一）。

長期以來，由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情節實在過于復雜和“戲劇化”，調查過程和結果也較為粗糙，故該案成為大量陰謀論的“培養皿”，與之相關的謠言或推測層出不窮。美國政府也致力于推動案情調查結果得到更多民眾的信任，對于案情相關文件資料的公布也十分上心。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肯尼迪遇刺案記錄收集法案》，規定所有暗殺記錄應在2017年10月之前披露。但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其他國家安全機構的建議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曾多次推遲披露。2022年，拜登政府陸續公布了約1.4萬份案情文件。2023年6月30日，拜登政府曾表示“99%的肯尼迪遇刺案相關資料均已公開”。

但特朗普明顯不這樣認為。在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就多次表示肯尼迪系列案件“牽動著每個美國人的心”，他將“公布內幕資料”作為自己的競選承諾之一，并在1月19日的“任前演說”中著重表態。1月23日，特朗普即簽署了相關行政命令，其中表示“繼續刪改和隱瞞與肯尼迪遇刺案的有關記錄不符合公眾利益，這些記錄早就應該公布了”。特朗普甚至“買一送二”，還要求公布羅伯特·肯尼迪遇刺案和馬丁·路德·金遇刺案。國家情報總監塔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特朗普總統正在開啟一個最大程度透明的新時代”。

▲ 1968年6月5日，肯尼迪總統（左一）的胞弟、正在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羅伯特·肯尼迪（右一）被阿拉伯裔男子索罕刺殺身亡，案情同樣被蒙上了陰謀論的面紗。

特朗普本次公布的資料已經逐步上傳至美國國家檔案館官網，首批上傳文件已經可以直接訪問瀏覽，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其中不乏一些被標記為“秘密”的資料，包括沃倫委員會對中情局雇員李·威格倫（Lee Wigren）的采訪手寫筆記，內容與“蘇聯女性與美國男性通婚”有關。部分文件還與一些廣為流傳的陰謀論相呼應，比如一些文件聲稱奧斯瓦爾德曾于1962年前后到訪蘇聯，這段旅途或與刺殺肯尼迪總統相關。一些資料還表明，中情局對奧斯瓦爾德的了解程度遠比之前所披露的要高，比如中情局曾獲悉奧斯瓦爾德在暗殺事件發生前六周到訪墨西哥并訪問了蘇聯駐墨西哥大使館。

但也有一些文件淡化了奧斯瓦爾德與蘇聯的關系。一份日期為1991年11月的文件引用了一位美國教授的報告，該教授聲稱自己曾在莫斯科與克格勃官員尼科諾夫（代號“斯拉瓦”）談論奧斯瓦爾德，尼科諾夫稱他已查閱了有關刺客的五份文件，以確定奧斯瓦爾德“絕不是克格勃控制的特工”。此次還披露了一些由美國國防部管理的文件。一份1963年的國防部文件內容涉及20世紀60年代初的冷戰局勢和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介入情況。該份文件表明，當時美國試圖阻止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擴張共產主義勢力”的行動遭到古巴的忌恨。

不過，該份文件也暗示卡斯特羅不會挑起與美國的戰爭，也不會將事態升級到“嚴重且立即危及卡斯特羅政權”的地步。文件中寫道，“卡斯特羅更有可能加強對拉丁美洲顛覆勢力的支持”。一份年份為1962年的文件披露了一項名為“貓鼬行動”或“古巴計劃”的絕密項目，該項目是由肯尼迪總統于1961年授權的由中情局領導的針對古巴的破壞活動，旨在推翻卡斯特羅政權。這些資料仿佛將肯尼迪遇刺案與古巴政府聯系起來。

▲ 時任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

對于特朗普本輪“聲勢浩大”的資料披露行動，一些專家懷疑新的信息量能否改變該案的基本事實。弗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薩巴托 （Larry Sabato） 曾撰寫過一本有關肯尼迪遇刺案的著作，他表示“期待大事的人幾乎肯定會失望”，“有些頁面可能只是以前發布的材料，只是刪去了幾個字”。相對于肯尼迪總統遇刺案，羅伯特·肯尼迪遇刺案和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披露程度相對更低。現任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小肯尼迪是羅伯特·肯尼迪的兒子，他一再表示中情局與他伯父（即肯尼迪總統）的死亡有關，但中情局稱這一指控毫無根據。小肯尼迪還表示，他的父親是“被多名槍手殺害的”，這一說法顯然與官方說法相矛盾，也與當時的目擊情況不符——多名目擊證人表示刺殺羅伯特·肯尼迪的兇手只有一位，當時羅伯特在公開場合與支持者會面，目擊證詞作假的可能性極低。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和特朗普。

特朗普此次高調解密肯尼迪遇刺案相關檔案，表面上是兌現競選承諾、回應公眾對歷史真相的關切，實則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敘事。從短期看，這一行動的確延續了美國社會對肯尼迪遇刺案的集體執念，為陰謀論者提供了新的“佐證材料”，但底層邏輯與美國前幾任總統的類似解密行動無異——即表演性地向美國公眾展現政府的“透明度”，回應一下自己的競選承諾。

從披露內容來看，新增文件雖未顛覆“奧斯瓦爾德單獨作案”的官方結論，卻通過碎片化的冷戰情報細節，進一步強化了陰謀論滋生的土壤。正如一些歷史學者所警示的那樣，這些材料更多是冷戰時期情報戰的冰山一角，而非直接指向刺殺案真相。若過度聚焦于孤立的檔案片段，反而可能模糊歷史研究的核心邏輯。特朗普的舉動更值得玩味之處，在于其將“解密歷史”與當下政治議程的捆綁，還將肯尼迪總統遇刺案與羅伯特·肯尼迪案和馬丁·路德·金案“打包”公開，不僅迎合了保守派選民對“深層政府”的懷疑情緒，也試圖以“真相捍衛者”的姿態重塑自身形象。這種策略既是對美國社會信任危機的利用，也是對歷史記憶的重新編碼——當民眾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投射到歷史懸案中，解密行動便成為轉移矛盾、凝聚支持的符號工具。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肯尼迪總統遇刺案早已超越刑事案件本身，成為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一面棱鏡，折射出民眾對權力隱秘性的恐懼、對英雄敘事的懷舊，以及對真相不可抵達的焦慮。特朗普的解密行動，與其說是終結爭議的句號，不如說是重啟討論的引子。而這場跨越時空的追問，終將回歸一個永恒的命題：在真相與權力之間，自詡“民主、透明”的美國社會的信任基石究竟立于何處？

參考資料

[1] Alejandra Jaramillo and Kevin Liptak, “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to release more JFK, RFK, MLK assassination files”, CNN, January 23, 2025.https://edition.cnn.com/2025/01/23/politics/jfk-assassination-files-trump/index.html

[2] Steve Holland and Rich McKay, “Trump releases JFK assassination documents”, Reuters, March 1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release-80000-pages-jfk-assassination-2025-03-18/

[3] Sam Fossum, “National Archives concludes review of JFK assassination documents with 99% made public”, CNN, June 30,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6/30/politics/jfk-assassination-documents-national-archives-review/index.html

[4] Gabrielle Chung, “Donald Trump Releases 80,000 Sealed Documents on JFK Assassination”, ENews, March 19, 2025, https://www.eonline.com/news/1414953/donald-trump-releases-80-000-sealed-documents-on-jfk-assassination

作者：劉怡德，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本科生，研習興趣為外交政策分析、比較政治、政黨和選舉政治。

編務：殷晨浠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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