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貓傳》

在西方史學界，史景遷是一個“另類”。在歷史學愈發講究學術規范、注重學術語言的大趨勢下，我們卻可以從他的的寫作中看到司馬遷、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傳統史家的影子。

史景遷筆下的歷史不是枯燥的學理、爬梳和論證，而是像故事一樣生動，領著讀者回到歷史發生的那個時刻，體驗歷史中的人的處境。正是這樣的文學性，使西方讀者第一次對中國的歷史有了切身的“感覺”。

因為這些特點，史景遷是少有的能使專業著作成為暢銷書的作者，他被公認是16世紀以來的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與孔飛力、魏斐德并稱北美漢學三杰。

史景遷

他平等地關心歷史中的人，上到康熙、雍正等大人物，下有王氏這種傳統史學不會投以目光的無名婦人，通過這些人物的遭遇和命運反映時代的特征。閱讀他的著作，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歷史材料的純熟運用以及字里行間流露出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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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

19世紀初，洪秀全生于華南一個普通農家，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洋思想讓年輕的洪秀全深為著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義影響他的命運最深。帶著對基督教義的字面理解與熱情，洪秀全塑造了太平天國獨特的綱領和組織形態，把那只存在于經文上、 出于想象、扎根于土地的社會，創建為他們的太平圣地。最終，這場歷時十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以慘敗告終，數千萬生靈涂炭，中國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財力幾乎盡耗于此。

史景遷在試圖追尋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熱情時，也在思索：有些人堅信自己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贊嘆”，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但從事這等使命的人極少算計后果，而這就是歷史的一大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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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聽著銅鑼聲鳴，看著寫在黃綢上的圣諭，但洪秀全就是不露面。有些外國訪客從外面看到，天王府的院門不時打開，讓宮女和侍從端著特別贈禮通過，宮門外水榭旁，泊著一艘鍍金的大龍舟，天王乘船沿江而下，到達天京。在天王的外院，有幾只燈籠絲繩懸著，忽明忽暗，其中一只全以玻璃制作，乃是取自蘇州的巡撫衙門。庭院中坐著一名老仆，從年輕就在廣州認識了天王。他什么人都不讓進院子。鍍金的圓柱上方有銘文一塊，上刻“真神圣天門”，反映了太平天國名稱的轉變。洪秀全告訴隨從，屬靈事務是他生活的重心，從今而后，“一般事務”由天貴福處理。

《大汗之國》

本書綜觀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國的歷史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歷，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國，影響了一般民眾的中國印象。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這些仔細爬梳過歐西檔案與文史群籍的歷史資料，經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么的錯綜復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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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雖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帶有殖民心態與說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獵奇、三分輕蔑、三分憐憫，還有一分“非我族類”的敵意。中國像萬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樣組合都變得出來，中國歷史像變魔術，可以把一切想象變成真實，又可以把一切真實變成幻象，中國文化傳統玄之又玄，陰陽變化，萬象歸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變是不變，不變是變。不要說聽的人越聽越糊涂，講的人也是越講越糊涂，于是，中國也就“假作真時真亦假”，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克路士說，行刑人員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獄內”，而四周圍觀的人群“毫無憐憫，互相交談，不斷吃喝并剔牙”。他和佩雷拉一樣，覺得他們“普遍”具有一種“不人道的邪惡”，而且“毫無內疚”；不過對克路士而言，那是因為沒有人告訴中國人“那是一種罪，是齷蹉的行為”。

若由今日回顧，我們能看到，十九世紀中期左右在法國興起的中國風，其實是由四個因素綜合而成的。第一是對中國式優雅及細致的欣賞。中國人從蠶絲、瓷器、寺廟建筑中得到靈感，奠定了美學基礎，進而對木頭及其他材質發展出高度的敏感性，因而形成這種優雅細致的特色。第二是中國人對肉欲的高度自覺。剛開始，這種自覺和前述的新美學息息相關，但是很快就獨自發展得更強烈、更徹底，帶有難以理解、危險、又令人迷醉的氣氛，其中還摻雜了熱浪、夜晚惡臭空氣、香味及汗味。接下來的一點，則與第二點密不可分，也就是中國人對暴力、野蠻、潛藏的殘忍、強奸的威脅及難以控制的沖動等所具備強烈的感應。最后一點，則視中國為傷心之地。那是一塊永遠有所失落的地方，既因未對物質主義加以防范而失落在西方里，又因歷史的沉重包袱而失落在中國里，而其本身的贏弱與貧窮，則使一切更形復雜。鴉片就是第四個因素的自然產物，也是倦怠與渴望的最佳麻醉劑。

《王氏之死》

清代郯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東小縣，默默無聞，但多災多難。婦人王氏，一個疑案記錄中曇花一現的受害人，婚后與情人私奔，后又回到丈夫身邊，最后在飄雪紛紛的夜晚，慘死于丈夫之手。

利用縣官回憶錄、地方縣志與《聊齋志異》，史景遷還原了17世紀末這個邊緣縣城的生存樣貌：普通百姓掙扎于戰亂、貧困和地方暴力中，沒有官場人脈幫忙應對，也沒有強大的宗族可以倚賴；無名女性沒有法術和金錢做靠山，婚姻可能是毫無歡樂的陷阱。

穿梭于聊齋的幻夢與郯城的苦難之間，他們在崩解的現實中，苦求肉身與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義的降臨。這是一個有關幻想、肉欲與不安的故事，是對當時的郯城恰如其分的注解。在人鬼莫辨的世界，人們詳實而真切地體味命運的尖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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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任的雙手緊緊掐著王氏的脖子時，她從床上彈了起來，但掙不掉任的手。他的雙手緊緊掐在她喉嚨上，并且用力跪在她肚子上，壓住不讓她動。她的雙腿奮力踢蹬，把睡墊都踢成稀爛，她的內臟也裂開了，她的雙腳把墊子下面的稻草也蹬裂了，但他一直不松手。王氏死時，鄰居們沒有一個聽到一點異聲。

郯城依然下著雪。任抱起老婆的尸體，用她的藍色夾衫包著她的肩膀。他打開門，抱著她穿過森林，朝鄰居高家走去。他是這樣計劃的：她死后，他會把她的尸體帶到高某住處，留在門前；他會說她一直和高某有奸情，而高殺了她。這番說詞聽起來蠻合理的：她已經跑過一次，而高是一個暴躁易怒的人。兩個人可以乘任某外出工作時，每天在一起調情。

但是任永遠沒有帶著王氏走到高家。當他穿過黑暗的樹林時，一只狗叫了起來。躲在門樓下的更夫鳴鑼示警，亮起一陣光。任把尸體丟在雪中等候。沒人前來查看。光滅了，一切又恢復寂靜。他把王氏留在原地，回到空蕩蕩的家，鎖上門，上床睡去。

王氏的尸體整夜都躺在雪堆里，當她被人發現時，看起來就像活人一樣：因為酷寒，在她死去的臉頰上保留著一份鮮活的顏色。

《康熙》

康熙憑恃著什么樣的心理素質來治理中國？他自周遭的世界學到什么教訓？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身為滿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適應于漢人的知識和政治環境，又是如何受到來京西洋傳教士所夾帶之西方科學與宗教思想的洗禮？

在這本書里，史景遷打破習以為常的線性時間意識，而悠游于故紙堆之間，嘗試透過康熙本人之口，述說康熙內心世界的種種歡愉、悚懼、猜疑、懊悔、無奈，乃至于追憶、夢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質、心智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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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命由心造，福自己求。

聯亦常語眾阿哥，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人之善惡系于目者甚顯。胸中正，則眸子瞭焉、明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仿徨不定。凡人行住坐臥，不可回顧斜視。我朝滿洲耆舊，時常以為忌諱也。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清政權何以維持長達二百六十年的統治，其中的重要關鍵是滿人入關之后即逐漸意識到，單憑武力是不足長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長期而有效的思想統治，使漢族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接受滿人的統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義覺迷錄》是一本清史文獻匯編著作，除了政治動機之外，更蘊含了內在深層的文化意義。本書講述了《大義覺迷錄》這部奇書的形成、流傳、禁毀的細膩過程，乃由其間橫生的諸多耐人尋味、匪夷所思的枝節，從而反映了中國古代君權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及舊文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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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其中一個用處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

“或許可以說，這兩位皇帝都錯了。一個皇帝以為向天下人說明對他不利的傳言，便可讓流言不攻自破，因為眼睛雪亮的后代會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卻記得了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卻以為把書毀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靈。而他的子民卻以為他之所以想毀去此書，就是因為書中內容乃真有其事。”

《追尋現代中國》

一個“現代”國家既可融匯一體，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確的自我認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競逐新市場、新技術、新觀念。本書以16世紀末作為敘述的起點，展現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變遷，懷著同情之心回顧中國走向現代過程中遭遇過的機遇與挫折，認清中國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該憑恃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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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夏爾尼無力抗衡，只能按指定路線前往廣州，離開中國，在沿途盡力記下所見所聞，并在日記中抒發個人觀感，認為這個望之令人生畏的國家，實則敗案其內，有亡國之虞。他以這漫長且不快的海上旅程來比喻，在日記中頗為貼切地寫道：“中華帝國好比是一艘陳舊。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幸賴先后有幾位能于且警的軍官掌舵，オ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沒，徒然以龐然巨令鄰邦生畏。”馬戛爾尼又說，設若人員駕馭能力較遜，中國將會隨波漂蕩，直到在“岸邊撞得粉碎”。中國對英國所欲遂行目的的抗拒最終是徒勞的，馬戛爾尼認為，因為“企圖阻擋人類知識的進步有如雄臂當車”，清朝的所為就是如此。“人類的精神有一種飛躍的本質，踏上階梯，就會不斷克服困難，至頂點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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