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還在刷馬桶。”2024年9月28日，紐約電影節《粗野派》的映后派對上，布拉迪·科貝特不經意間提起。

兩周前，他們一家從挪威飛回紐約后，因為記錯了租房入住日期，只能寄宿在朋友那里，直到前一天晚上才搬回自己的“家”。

科貝特獲威尼斯最佳導演獎

很難想象，這是一位奧斯卡提名導演的境遇。

科貝特的《粗野派》是近期全球熱門電影之一，不僅捧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還在頒獎季橫掃金球獎等多個重要獎項，獲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10個奧斯卡提名。1000萬美元預算的“花小錢辦大事”，更是為美國獨立電影的精打細做樹立起新標桿。

《粗野派》

翻看科貝特的經歷，既非從童星到導演一路升級打怪、最終揚眉吐氣的勵志爽文，亦非歷盡艱辛、一朝得償所愿的奮斗套路。它也講披荊斬棘，但有點喪，甚至是對成功學的祛魅。

即便科貝特已經在行業內嶄露頭角，依舊有太多壁壘難以逾越。在金球獎領獎時，他也不曾停止呼吁改變：“電影的最終剪輯權應歸導演所有！”

科貝特獲金球獎最佳導演

1988年，布拉迪·科貝特出生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單親家庭，由母親撫養長大。在家人的鼓勵下，9歲的他開始參與一些試鏡。盡管在《遠大前程》（阿方索·卡隆版）的試鏡中失利，他卻得到了一個經紀人的青睞，由此開始參與零星的廣告和配音工作。

青年時的科貝特

15歲時，科貝特迎來了銀幕首秀，在青少年電影《十三歲》中飾演暖心哥哥，之后又在《24小時》等劇集中打醬油。

《十三歲》

《雷鳥特攻隊》是科貝特首次參與大片廠項目，他扮演一個總想證明自己的特工，但這部爆米花電影的拍攝過程異常不順，劇本數次重寫，制片人和導演來回踢皮球，足足花了八個月才完成，映后口碑也不盡人意。這段經歷令科貝特身心俱疲，也讓他窺見好萊塢幕后一言難盡的磨難與苦澀。

2007年，邁克爾·哈內克在美國翻拍自己的同名電影《趣味游戲》，影片講述兩個年輕精神病人在湖畔小屋折磨來此度假的一家人的故事，科貝特飾演壞種之一彼得，他的面孔被塑造成了壓抑可怕的虛無主義面具。

這是他藝術之路上最具啟發性的時刻，他“從表演中得到了需要的一切”。

《趣味游戲》

之后，他又加入了拉斯·馮·提爾的《憂郁癥》，飾演那位在婚宴上追著女主角索要廣告標語、和她在草地上做愛的廣告公司實習生。

《憂郁癥》

在科貝特眼中，哈內克和馮·提爾“一個關注控制，一個關注混亂”，盡管風格完全不同，但他喜歡這兩種極端。

直到2012年的《殺手西蒙》，科貝特才真正意義上擔任了男一號，他也首度參與了編劇工作。后來，他又在魯本·奧斯特倫德、米婭·漢森-洛夫、諾亞·鮑姆巴赫、奧利維耶·阿薩亞斯的作品中客串。

《殺手西蒙》

在正式開啟導演生涯之前，他已經和藝術片名導們合作了個遍，不過，這純粹出于友誼：“我認識的導演們都邀請我一起工作，這只是一個巧合。我基本上不只在做演員。”

正是這些合作經驗，驅散了科貝特對導演身份的神秘感，也鞏固了他轉向幕后的信念：一部電影的生死，取決于導演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他們的想法和心愿。他表示：“我只是看到了他們的奮斗歷程，看到了他們將自己的項目變為現實有多么困難。”

2013年，挪威新銳導演莫娜·法斯特沃德邀請布拉迪·科貝特一起為她的新片《夢游者》撰寫劇本，二人就此結緣。他們不僅成為人生伴侶，更在創作路上相互扶持，正是在法斯特沃德的鼓勵下，科貝特重新拿出了《戰前童年》的劇本。這個戛納電影節駐地計劃（La Résidence）和拉斯·馮·提爾都拒絕過的項目，已經被擱置了好幾年。

《戰前童年》

《戰前童年》成為科貝特的導演首作。影片靈感來自讓-保羅·薩特的短篇小說，以一戰結束前夕的法國為背景，剖析一個法西斯分子的童年，反思邪惡的養成與政治野心的滋生。

小主人公對父母的冷淡與疏離、家庭中的權力斗爭、戰爭創傷的無形影響，都有深刻表現。為了節省成本，科貝特帶著劇組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拍攝，僅用時24天。2015年，《戰前童年》入圍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并為他帶來“未來之獅”新銳導演獎。

初執導筒，反響良好，第二部長片《光之聲》卻不盡人意。影片分為前后兩部分，以1999年震驚全美的哥倫拜恩校園槍擊案為背景，用一個幸存的女學生因悼念歌曲意外走紅成為歌星的故事，諷刺了當代社會對成功和名望的病態式追求，影像既華麗又殘酷。

《光之聲》

《光之聲》于2018年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但因割裂的結構和前后巨大的風格差異，口碑兩極分化，風頭很快被題材相似的《一個明星的誕生》搶走。

影片的拍攝過程也讓科貝特見識到好萊塢完備工業體系下的官僚作風，這直接影響了劇組運作的效率、預算分配和成片效果。他吐槽道：“我受夠了。我想在官僚作風少的地方工作。那里有更多的常識，而不是美國這些荒謬的規則。”

他尤其不能理解，導演在片場為什么不能與群眾演員交談，必須由第一助理導演來充當中間人：“這對演員們來說可能相當丟臉，好像導演不想和他們說話，事實絕非如此。”

《光之聲》片場

《粗野派》是布拉迪·科貝特野心最為龐大、格局最為寬廣的作品，他和莫娜·法斯特沃德共同編劇，以偽傳記片的形式講述二戰后移民在美國經歷的夢想幻滅。長達三個半小時，采用Vista Vision攝影機與膠片拍攝，有大量建筑場景，以1000萬美元的成本來完成這樣一部電影，幾乎是異想天開。

《粗野派》

2018年立項時，制片方給出的保守預算是2800萬美元，科貝特直呼天價。2020年初，當他們開始游說投資方時，紐約因為疫情而封城，劇組計劃轉去波蘭拍攝，俄烏沖突又令歐洲一度陷入混亂。

幸好科貝特早已習慣了這種不穩定。在籌拍《戰前童年》時，原定的主演朱麗葉·比諾什和蒂姆·羅斯因檔期不合退出，申請的幾十筆資助也都落空；《光之聲》開機前一周，一位要求苛刻的投資者忽然撤資，與此同時，科貝特在紐約的公寓被燒毀，由于沒買租客保險，他失去了一切。

科貝特一家

“每一次拍電影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他感慨道，“就像每個舞者都時刻擔心自己的膝蓋一樣。”

在導演這一行里浸淫許久，科貝特早已從娃娃臉少年變成了發福大叔，他也練出了一身輾轉騰挪的本事，極盡所能地開源節流，拍片速度也極快。《粗野派》真正開拍時，考慮到紐約高昂的人力成本和場景費用，科貝特再度帶著劇組去了匈牙利，那里一切都便宜，還有稅收減免。

《粗野派》

布達佩斯本地有多個洗印廠，底片無需運往外國沖洗，這讓使用Vista Vision拍攝的計劃更加可行。最終，影片在33天內順利完成，所有拍攝的場景都收入了成片，無一浪費。《粗野派》的總成本和《光之聲》很接近，但比后者的財務結構要健康得多。

從《戰前童年》《光之聲》到《粗野派》，科貝特用三部電影展現了他對文學氣質和虛構歷史的迷戀，講述了社會環境與內在人性相互影響的母題，并活用章節式和割裂時間線的手法，拓寬敘事深度和廣度。

《粗野派》

他的人物往往帶有扭曲、狂妄、刻薄、自私等特質，沒有一個完全討人喜歡，但正如他所說：“角色和故事就像一個空洞的容器，觀眾可以將自己的感受和疑慮置入其中。”

科貝特毫不諱言在《粗野派》中投射了自我經歷。拍電影就如同修建筑，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遠非一人所能完成，而且同樣充滿各方利益的拉鋸撕扯，即便是為攝影機添加滑軌這樣的小事也會引來分歧，最終主創們不得不像主人公拉斯洛·托特一樣，放棄薪水以成全作品。

《粗野派》

科貝特坦承，在拍攝《粗野派》的幾年中，自己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實際收入。在科貝特眼中，拍電影是一種幾乎無法維持生計的勞動，為了過活，他有時不得不為他人代筆劇本。

在商言商，發行科貝特拍的這一類藝術電影也是系統性挑戰，它們在市場上往往很難抵達受眾。《戰前童年》耗資300萬美元，票房僅25萬；《光之聲》的成本約1100萬美元，票房約150萬。

《粗野派》很可能會改變這一窘境，截至3月16日，它的全球票房已超過4700萬美元。最壞的時代也許也是最好的時代。《粗野派》的成功至少可以讓科貝特下次找資源時少花些力氣。

不過，考慮到他的創作特點和青睞的類型，他精打細算的習慣不太可能改變。他的新項目依舊是移民題材，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正逢華人移民加利福尼亞的熱潮，風格更加輕松，類型上則借鑒恐怖片和西部片。他承諾：“不是關于建筑的電影，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再有了！”

布拉迪·科貝特完整人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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