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的青少年患者比例已經悄然突破警戒線。

這些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的孩子，暴露的是如今文明體系下的集體創傷，他們正在成為犧牲品。

等你真的看見孩子，你才知道今天的孩子有多難。

一、被安排的人生，缺失的自主權

現代社會的要求無形中把孩子切割成標準的零部件，隨處都是重要的“起跑線”。

既有胎教早教課程，也有競賽藝術考級，學校里的規訓在監控攝像頭和智能手表的調教下越來越精密，孩子就在這種桎梏的環境中艱難長大。

“自我決定理論”強調個體在行為決策過程中的自主性、勝任感和歸屬感，這三個基本心理需求的滿足程度決定了人們的內在動機和心理健康。

但現在被過度安排的生活模式會削弱自我控制感，今天的孩子是最缺乏自我控制感的一群人；

他們為了獲得外界的認可頻繁讓渡自我選擇權，被嚴格的步驟所束縛，內驅力持續被壓抑導致疲憊空虛，影響著他們的身心健康。

當所有事情都是被他人安排著去進行，他們很少有機會去抓住全神貫注于活動本身帶來的愉悅心流體驗。

任務的不定時切換分散了注意力，淺嘗輒止無法帶來享受，他們是被推著往前走的，忙碌并不等于充實。

二、深度連接的缺失與存在性焦慮

而他們不約而同逃往的地方是手機虛擬世界，把電子產品當做精神食糧，失去真實的自我表達，如同韓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寫的那樣：

人們堆積著信息和數據，卻未獲得任何知識，人們積累著朋友和粉絲，卻連一個他者都未曾遭遇。

淺層的互動無法滿足深度聯結的需求，反而加劇了同質化和內心的孤立。

沉迷社交媒體的點贊和短視頻平臺的濾鏡包裝會讓孩子逐漸喪失自我整合的能力。

實現不了自我成長的和諧統一，加重了青春期的“存在性焦慮”——個體對自身生存狀態和生存價值感受到低估或忽視時所產生的痛苦和不安。

孩子接收到的內容也會加劇他們的對比心理。

“社會比較理論”說明：個人傾向于通過與相似的他人比較來進行自我評估。

過度比較會衍生焦慮，一個人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比別人更有優勢的基礎上時，容易遭受挫折和感到迷失，忽視了自己的真正需求和目標。

并且孩子嘗試把這些想法與父母溝通時，代際間的理解差距拉大了彼此的距離。

父母可能還在用過去的那一套生存經驗代入今天孩子的境地；

認為他們“想太多”、“玩手機玩得”、“我是為你好”，將孩子的痛苦簡單定義為“閑出來的”。

三、親子關系與精神危機的惡性循環

被忽視創傷是指在兒童期和青少年期所遭遇的各種身體或情感上的忽視、虐待等創傷經歷，父母很少真正“看見”孩子。

許多人認為“忽視”只是不夠關心，而非真正的傷害，甚至反過來責備受害者“敏感”。

但忽視本身就是一種不作為，傷害更隱蔽，對心理發展的惡性影響是深遠的。

不同代人在思想、行為和價值觀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而因為社會變革劇烈。

現在孩子的成長和內心與以前相比又變化甚大，如果代際成員之間沒有建立起身份認同，會直接導致思想和行為方式上的矛盾沖突。

父母就變成了孩子新的壓力來源，親手摧毀了親子信任紐帶，以愛之名行傷害之實。

這些形形色色的痛苦累加起來，是對存在價值最直接的打擊，孩子過早面對被社會環境物化的意義，又還沒穩固起自己的核心。

缺乏前行的指導，身邊人還在投射焦慮或者在情感忽視，孩子產生類似“人格解離”的精神障礙被送去精神病院就不奇怪了。

人格解離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涉及個體在面對極端壓力或創傷時；
無法整合意識、記憶、身份和環境感知，導致與現實或自我體驗的脫節。

出現精神疾病癥狀是孩子最后的警報，當大部分發聲都不被重視時，只能用生病這種極端方式來說明環境出現了問題，自己需要被看到和救贖。

精神危機不會因為忽視而消失，它最終總會找到它的表達方式，但走到用疾病來表達需求的地步也真的說明走投無路。

越早蹲下來平視孩子，越能看見他們，就越少的青少年被送到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