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97歲的李嘉誠以228億美元向美國貝萊德集團出售全球43個港口的交易，成為引爆國際輿論的焦點。這場看似普通的商業交易，實則折射出全球化退潮時代資本逐利與國家安全的深層矛盾，更揭示了中美戰略博弈從貿易戰向基礎設施控制權爭奪的升級。

此次交易的核心資產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不僅是全球6%海運貿易的必經之路，更是數字時代基礎設施控制權的象征。貝萊德集團獲得的不僅是集裝箱碼頭，還包括智能調度系統、船舶安檢數據庫等關鍵數字資產。這意味著美國可實時監控中國貨船的貨物類型、運輸路線甚至企業供應鏈數據，為精準制裁提供依據。例如，2024年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曾以“安全檢查”為由扣留中國貨輪72小時，導致價值3億美元的電子產品延誤交付。

中國21%的外貿依賴巴拿馬航道，年貿易額超4700億美元。若美方對特定商品加征“數據過路費”或限制通行頻次，中國企業可能被迫繞行合恩角，使運輸成本激增23%。這比傳統關稅戰更具殺傷力，因為港口控制權直接卡住供應鏈咽喉，而非單純提高終端價格。

李嘉誠的“商業合理性”解釋遭遇強烈質疑。長和集團1997年以2200萬美元獲得巴拿馬港口特許經營權，通過改造升級使其估值飆升至47億美元，表面看是資本增值的經典案例。但對比霍英東抗美援朝時期突破禁運為內地運輸物資的抉擇，暴露出兩種企業價值觀的碰撞：是純粹逐利，還是兼顧國家戰略安全？

霍英東

港澳辦轉載《大公報》評論“莫天真 勿糊涂”，直指交易“背叛民族大義”，這并非道德綁架。2016年和記黃埔出售英國電信牌照時，曾與英國政府簽訂“國家安全承諾書”，卻在本次交易中未對敏感資產設置保護條款。這種雙重標準顯示，部分香港企業仍未擺脫殖民時期“經濟中立”思維，未能理解新時代企業責任已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

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的爭奪策略呈現新特征：不再是傳統軍事占領，而是通過資本運作實現“軟控制”。貝萊德集團作為美國財政部“白手套”，其11.6萬億美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英法德GDP總和，可在全球復制“巴拿馬模式”。例如通過控股鹿特丹港（歐洲最大港口）和亞歷山大港（地中海樞紐），構建對“一帶一路”港口的包圍網。

中國反制措施則體現“系統對抗”思維：一方面派出高級代表團與巴拿馬重簽《中巴自貿協定升級版》，承諾投資20億美元建設科隆自貿區數字化改造項目；另一方面加速布局尼加拉瓜運河項目，聯合俄羅斯、巴西組建跨洋航運聯盟，以分散戰略風險。這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打破了美國單一節點封鎖的企圖。

1956年英法爭奪蘇伊士運河控制權，最終在美蘇壓力下撤軍；2025年的巴拿馬運河之爭，則是資本與數據權力的無聲戰爭。歷史總在重復相似邏輯：誰控制戰略通道，誰就掌握貿易主導權。但在數字時代，這種控制已從物理通行權升級為數據監控權、標準制定權。

中國中遠海運集團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的成功經驗表明：基礎設施投資需與本土化運營、技術標準輸出相結合。未來或可探索“港口+5G+區塊鏈”模式，在拉美推廣智能海關系統，既提升物流效率，又強化數據主權，這才是對抗美國資本滲透的根本之策。

李嘉誠的交易撕開了全球化浪漫敘事的面紗：當資本自由流動遭遇國家生存邏輯，當企業利益碰撞戰略安全，世界被迫尋找新的平衡點。這要求中國在堅守底線思維的同時，加快構建“雙循環”下的基礎設施同盟，用技術賦能破解控制權困局。畢竟，21世紀的競爭不再是艦炮射程的較量，而是誰能率先在數字海洋中建立新航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