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身處一個世界秩序日益混亂的時代。大國競爭帶來的震蕩正深刻地影響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人。如何解析大國競爭背后的邏輯，探索穩定的世界秩序構建之道，已成為我們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鞠建東教授的新作《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以嚴謹的經濟學理論為經，豐富的歷史數據為緯，配以生動的案例解剖，深入淺出地回應了上述兩大命題，為理解和應對中美的大國競爭提供了極具洞見的理論框架。

論及大國競爭，先前學界影響力最大的學說莫過于美國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offensive realism）。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問世二十余載，在東西方讀者中積累下大量的擁躉。該理論以其悲觀主義色彩，描繪了一個大國沖突難以避免的世界。大國之間只能在相互毀滅的威脅下達到脆弱的平衡。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大國的最優策略是爭奪霸權，這是確保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最可靠方式。這些觀點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核心信條：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下，在叢林法則的支配下，國家為了生存和安全，不得不進行無情的斗爭，最大化地增強自我和打壓對手。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鞠建東教授的理論構建了一個理解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新范式。這個新范式更為全面和樂觀。和米氏理論相對，我愿稱其為“經濟理性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具體地，鞠建東教授認為國際秩序的上層結構，包括全球治理體系，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國家之間的沖突根源在于產業結構、國際分工和利潤分配上的矛盾。參與大國競爭不意味著要謀求霸權。相反地，大國可以通過支持和融入互利互惠的國際秩序，比如通過“市場換規則”的方式，拓寬國際秩序的疆界和領域，實現各方利益的再分配，從而有效地解決上述矛盾，實現和諧的國際新秩序。其內在的邏輯在于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特別是技術進步和創新，可以實現全球效率的提升，從而通過“做大蛋糕”的方式為解決矛盾和國家之間的沖突提供政策空間。正所謂“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大國不需要像米氏理論所預測的，靠武力投射和“武德充沛”的霸道來拓展本國的生存空間和謀求更多利益。

在米氏理論下，“國際秩序”無非是大國為了實現霸權，侵食小國和制衡其他大國所制定的游戲規則。鞠建東教授的理論則提出了不同的視角。特別是，他探討了如何通過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和促進“三足鼎立”的結構來實現更加穩定和平衡的國際秩序。在這個體系中，小國不再是大國的附庸，而是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和融入各自區域大國共建的國際分工體系，從而與大國分享利益。

兩位學者的理論共性在于，他們都認同國家行為是由國家利益和安全驅動的，且國際秩序的穩定性是國家間競爭的結果。然而，分野在于他們對國際秩序形成和變化的詮釋，以及對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作用的不同評估。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側重于安全競爭和權力平衡，他認為大國間的和平共存是困難的，因為每個國家都試圖通過增加自己的權力和武力來確保安全。這種觀點強調了軍事和政治力量在國際關系中的核心地位，他預測大國競爭將導致更多的沖突和國際局勢的不穩定。

相比之下，鞠建東教授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更深入的分析框架，強調經濟因素在塑造國際秩序中的重要性。這些因素是深植于基礎的經濟學原理，包括比較優勢原理、跨國壟斷利潤原理和分工固化的增長陷阱原理，涉及全球價值鏈和產業結構升級。從這種經濟理性主義的視角來看，我們不難理解當經濟增長動力和來源地發生變化時，必然帶來國際秩序的重構：塑造國際秩序的力量會向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擁有者和擁有國傾斜。這樣的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近代史上國際秩序塑造者的更迭是如何伴隨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而米氏理論側重的軍事和政治力量的轉移無非是經濟力量轉移的副產物。

因此，在世界經濟增長力量發生重大變革，新的產業革命（比如綠色產業、人工智能產業）不斷涌現時，世界秩序難免發生重大重構。作為大國，我們應當積極有為地參與秩序的重構，提出有效的國際治理方案，讓更多的區域國家參與到這一輪產業革命，為塑造一個“三足鼎立”的多極世界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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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

鞠建東 著

ISBN 978-7-301-35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