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此時的南京已淪陷三周，一名日本軍官來到長江路的華東照相館沖洗照片，接手照片的是一位15歲的南京青年，而當他將照片拿去沖洗后，雙手顫抖不已。

這些照片記錄了日軍的種種暴行：比如被日軍砍殺的中國軍民、遭日軍侵犯的中國婦女以及被日軍用刺刀挑起的嬰兒。

青年名叫羅瑾，是照相館的學徒，同時也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他目睹了日軍對中國百姓犯下的一系列罪行，當他看到這些照片時便下定決心：一定要將這些證據保存下來，有朝一日為那些受到日軍殘害的同胞討回公道。

因此，之后每當日軍來沖洗照片時，他都會另外偷偷多洗幾張。長此以往，羅瑾一共保存了37張照片，并最終精心挑選了16張制作成相冊，而其余21張則燒毀處理，以防暴露。

在相冊封面上，羅瑾畫了一顆紅色的心，用紅筆寫著醒目的"恥"字，字的下面還有個問號，以及刺向紅心的匕首。

在完成收集工作之后，為了避免日軍搜查，羅瑾多次更換相冊的保存地點，比如相館的暗室以及家中的房梁。

1940年5月，為謀生計的羅瑾考入了汪偽政府警衛旅駐扎在毗盧寺的直屬通訊集訓隊。由于擔心相冊在沒有人看管的情況下受到損壞，羅瑾將其帶入了集訓隊，藏在了宿舍的床板下。

次年初，汪精衛來到毗盧寺視察，通訊隊進行安全檢查時發現了一顆來歷不明的手榴彈，由此引發了全寺搜查，羅瑾情急中將相冊塞入茅廁的磚縫之中，用黃泥抹平表面。

幾天之后，羅瑾以為風波已經平息，便打算將相冊轉移。然而，當他來到茅廁時，卻發現相冊已經不在了。

此時的羅瑾內心惶恐無比，他擔心相冊已經落入日軍之手，倘若被追查到自己身上，肯定會惹來殺身之禍。

于是，羅瑾只得匆忙逃離南京，輾轉多地，最終在福建大田縣隱居。

那么，相冊最終究竟有沒有落到日本人手中呢？多年后，他才得知真相，原來當時藏在茅廁的相冊并非日軍搜走了，而是到了一位名叫吳旋的青年手中。

吳旋，原名吳連凱，他也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18歲時為了養家糊口，考入了汪偽政府在南京設立的交通電訊集訓隊，與羅瑾成為了非同班的校友。

原來，就在羅瑾將相冊藏在茅廁后不久，吳旋在一天清晨上廁所時意外注意到茅房的墻體有新涂上的泥巴，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掏開泥巴，一本巴掌大的相冊出現在他的眼前。

打開相冊之后，吳旋的內心久久不能平復，他雖然不清楚是誰將相冊藏匿在此處，但他深知其重要性，于是短暫停留之后將其帶走，并在晚上偷偷藏在了大殿佛像的底座之下。

次日，集訓隊發來通知，說日軍正在調查一本相冊，要求學員們坦白交出，否則一經發現要被嚴肅處罰。整個集訓隊人心惶惶，好在日軍并未在寺內搜出相冊，而出于自身安全考慮，吳旋在第二天便帶著相冊匆忙逃離了寺廟。

此后多年里，吳旋將相冊藏在一個小皮箱底層，上面壓著衣物和書籍，帶著它輾轉多地。每逢梅雨季節，他在深夜都會關緊門窗，仔細清潔著照片表面，防止其遭到損壞，而這個習慣整整保持了五年。

在這五年里，吳旋如履薄冰，他明白這本相冊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但是只要腦海里浮現照片上的畫面時，他都會想起那些遭受日軍迫害的無辜同胞，所以無論多么危險，他都暗自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保護這份證據。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2月，南京軍事法庭成立，南京大屠殺罪為禍首之一的谷壽夫于8月1日被引渡到中國，等待軍事法庭審判。

然而，審判過程比想象中的要艱難很多，谷壽夫此人極其狡猾，面對審判，他總是以各種理由狡辯，否認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得知此事的吳旋既憤慨又激動，他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相冊，親自將其交給了南京臨時參議會，并詳細講明了相冊的來歷。

參議會收到相冊之后，在當年10月份將其整理成資料成為“京字一號證”送交給了軍事法庭，成為指控谷壽夫的核心物證。

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再次對谷壽夫進行開庭公審，并將“京字一號證”出示在法庭上。

當法庭工作人員開啟包裹時，油紙內的16張照片仍保持著1938年的清晰度，16張照片經書記官逐張編號后，陳列于法庭中央的展示架上。

照片中清晰地記載了日軍如何肆意砍殺南京百姓，活埋軍民以及侮辱婦女，甚至還有記載日軍在下關江邊等詳細地點砍殺平民的畫面。

面對如此鐵證，谷壽夫縱使百般狡辯也已無濟于事。1947年3月10日，軍事法庭在經過一些列的比對和調查之后，宣布了谷壽夫的死刑。

4月26日，谷壽夫在驗明正身之后，被押往雨花臺槍決。在現場，無數市民歡呼吶喊，他們親眼目睹了這個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惡魔，遭到的應有報應。

1995年6月，時隔整整半個世紀后，羅瑾與吳旋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重逢。兩位白發蒼蒼老人站在展柜前，看著他們用生命守護的相冊，一起回憶著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

如今，當參觀者站在紀念館的玻璃展柜前，能看到相冊封面那個褪色的"恥"字。它不僅是日軍暴行的鐵證，更是中國人守護歷史真相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