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那波瀾壯闊又滿是滄桑的畫卷中，永嘉這片東南沿海的土地，歷經了無數的苦難與變遷。自鴉片戰爭后，永嘉人民深陷封建剝削與帝國主義殖民掠奪的雙重泥沼。外國商品如潮水般涌入，無情地沖擊著傳統落后的手工業，眾多手工作坊紛紛倒閉，廣大手工業者失去了生計，生活陷入絕境；個體農業也遭到嚴重破壞，土特產被肆意掠奪。與此同時，鴉片的大量輸入，使得吸食鴉片之風盛行，無數家庭因此支離破碎、家破人亡。

然而，在這黑暗的歲月里，永嘉人民并未屈服。受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影響，1858 年，平陽趙起、朱秀三等領導的金錢會起義軍一度攻入永嘉城區（溫州），占領道臺、知府衙門。趙起的金錢會與南下永嘉的太平軍并肩作戰 4 個月，6 次攻打溫州，雖最終失敗，但他們的抗爭精神卻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永嘉人民反抗壓迫的道路。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徐定超這位永嘉的仁人志士登上了歷史舞臺。1845 年出生于永嘉縣楓林的徐定超，自幼便心懷天下，目睹社會的種種積弊，他深刻認識到變革的緊迫性。在戊戌變法前，他就已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積弊太深”，主張解放思想，開辦學堂，大力培養人才，期望通過教育來改變國家的命運。在百日維新期間，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遭到一些頑固派的指責時，徐定超挺身而出，將維新改革比作以周代殷，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進行了有力的反駁。他對變法充滿熱情，然而變法最終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及后來秋瑾的英勇犧牲，讓他深感痛惜，也使他進一步認識到依靠滿清皇朝自身改革是行不通的。

徐定超不僅有著堅定的改革信念，還十分注重對子女的教育。當得知有人想要保薦他的兒子免試出任縣知事時，他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大局未定”，鼓勵兒子“讀書待時”，教導子女“多學歷史、地理、技術等經世有用之業”，“不患兒等不能為官，唯患兒等不能為人”。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徐定超為人勤儉、謹慎、清正、廉潔，他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曾多次彈劾清廷貪官污吏和親貴權軒，讓十余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的老師黃體芳（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賞他“性慷爽，意所可否，質言無回”。教育家蔡元培給徐定超紀念祠題的對聯“御史樓臺高百丈，諫官祠宇壯千秋”，便是對他一生正直敢言、為國為民的高度評價。

“戊戌變法”失敗后，袁世凱為了個人私利，屈服于英國公使館的壓力，不顧江、浙兩省自辦蘇杭甬鐵路的要求，以向英國高利貸款、起用英國工程師為條件來建造這條鐵路，實際上是將鐵路控制權拱手送給英國人。這一賣國行徑引起了江、浙各界的極大憤慨。徐定超得知此事后，立即發動 24 人聯名上書清廷，痛陳利害，并直接揭發袁世凱的丑惡行徑。同時，江、浙各界通電川、陜、粵、鄂、贛、滇、閩各省，請求聲援。在徐定超等人的努力下，這一事件得到了全國各地的響應，最終釀成震撼全國的浙江拒款保路運動，迫使清廷中止了這樁賣國行為，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除了在政治上的積極作為，徐定超在醫學領域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大量閱讀歷代醫學經典及名家流派著作，在北京醫界聲名遠揚，被京師施藥局聘為醫員，就診者絡繹不絕。1902 年，清廷創辦京師醫學堂，他憑借卓越的醫學知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被聘為總教習，同時還被中醫界推選為京師神州醫藥會社社長。他努力學習并積極開展臨床實踐，撰寫了《傷寒論講義》《靈樞素問講義》等重要醫學著作。在《傷寒論講義》中，他引用各家注釋達 50 多家，去粗存精，熔眾說為一家，并在序言中主張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出中醫和西醫各有所長應相互學習的先進主張，為中醫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09 年，徐定超受聘擔任兩浙師范學堂監督。他起用思想進步的經亨頤為教務長，聘用魯迅、馬敘倫、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一批思想進步的學者為教員。兩浙師范學堂在徐定超的領導下，成為當時浙江省規模最大的一所新型學校，成為傳播進步思想、培養人才的重要陣地。徐定超在這里當了 3 年的監督，從這所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中，有許多后來成為國內外有名的學者，如陳建功、曹聚仁、馮雪峰、潘天壽、謝文錦、宣中華、豐子愷、徐麟書等。此外，他還拿出自己的積蓄，委托侄兒徐象嚴在家鄉的楓林創辦了高等小學，為家鄉的教育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面臨著新舊歷史交替的嚴峻考驗。徐定超身為大清高官，卻清醒地認識到“國家改革，殷周當天”，他毫不猶豫地順應歷史潮流，擔任了宗旨是“以研究政治、教育、實業諸大端”的浙江國民尚武會會長。他以光復會、同盟會革命志士的政治眼光，預見歷史走向，積極參與策劃杭州光復。在浙江軍政府都督的推選上，他堅辭不就，極力推定湯壽潛擔任，展現出了高風亮節和無私奉獻的精神。11 月 8 日溫州光復，11 月 19 日，徐定超臨危受命溫州軍政分府都督、國民黨溫州支部長、舊溫屬護商警察局長。

赴任后，徐定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在政治上，他積極穩定社會秩序，打擊反動勢力；在組織上，他整頓軍隊和警察力量，提高行政效率；在經濟上，他鼓勵商業發展，保護民族工業。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社會紊亂局面，鞏固了革命成果，減少了群眾的疾苦，對永嘉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此，永嘉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滿清文化和封建文化受到沖擊，共和思想開始深入人心。各地紛紛推選眾議員、參議員和省議員，推選議長，討論決定地方重大事宜，民主的氛圍日益濃厚。

1912 年元旦，溫州創辦第一份日報——《東甌日報》，該報開宗明義地宣稱“本報以振作國民精神，鼓吹共和政體為宗旨”，用輿論“促進共和監督行政”。1 月 7 日，溫州舉行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慶祝活動，參加游行的學生向群眾宣傳：“建設一個在地球上空前絕后的最美好、最強大、最理想的共和國。”這些活動充分展現了永嘉人民對共和的向往和追求。

南京臨時政府取消清政府創辦工商業的許多限制，頒發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有關法令后，永嘉迅速掀起了辦廠熱潮。棉織業、制皂業、機械制造業、印刷業、采礦業、電業（電燈公司）、通訊業（電話公司）等迅速發展；綢布、國藥、西藥、南北貨、卷煙、染料、百貨等商業也日趨繁榮。金融業也隨之興起，中國銀行于 1912 年在溫州設分行，私人錢莊日益增多。然而，永嘉的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很小，與封建經濟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然而，命運卻對徐定超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1917 年，徐定超和夫人從上海回溫州，所乘輪船被一艘英國輪船撞沉，夫妻雙雙遇難，他終年 73 歲。徐定超雖然離開了人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卻永遠留在了永嘉人民的心中。

五四運動爆發后，永嘉社會有識之士繼承和發揚了徐定超接受和倡導的民主主義思想，開始興商辦廠，以圖實業救國。5 月 25 日，溫州省立第十中學（簡稱十中，今溫州中學）、溫州省立第十師范學校（簡稱十師）、甌海藝文中學（簡稱藝文中學）、舊溫屬商科職業學校等學生舉行游行示威和罷課，成立“東甌中等學校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賣國行為，號召市民團結救國。這些學生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使得徐定超的精神在永嘉大地上繼續傳承和發揚。

徐定超的一生，是波瀾壯闊的一生，是為國家和民族不懈奮斗的一生。他在政治、教育、醫學等多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改革精神、愛國精神、奉獻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豐碑，永遠矗立在永嘉人民的心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永嘉人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在當今時代，我們更應銘記徐定超的事跡和精神，傳承他的家國情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