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讓我寫李超人，我就不寫了。太敏感。

我來寫一寫歷史吧。

1914年的夏天，歐洲的咖啡館里坐滿了悠閑的顧客，大街上馬車與汽車交織而行，各國的貴族們正計劃著他們的夏季度假。這個世界看似平靜而繁榮。

誰能想到，就在這樣的表象之下，一場空前的災難正在醞釀？

薩拉熱窩的槍聲真的僅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導火索嗎？還是說，這場戰爭的種子早已在歐洲列強爭奪全球資源的土壤中生根發芽？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歷史上有一場戰爭不是'意外'或'誤判'造成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真正根源，遠比一位王儲的遇刺要復雜得多，也深刻得多。

今天，我要帶您穿越時空，回到那個帝國主義野心膨脹的年代，揭示列強如何為了爭奪所謂的"命脈航道"、"戰略樞紐"和"關鍵礦產"，最終將整個世界拖入了一場空前的浩劫。

帝國主義時代

歐洲的幾個國家自十七八世紀以來，都進入了帝國殖民時代，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

這就是帝國主義，沒有什么需要掩飾的。

不是帝國，哪來這么多殖民地呢？

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在其著作《爭霸歐洲》中寫道："1871年后的歐洲，不是和平的歐洲，而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這種寧靜的背后，是各國加速擴張的野心和對資源控制權的激烈爭奪。

但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與之前的殖民擴張有著本質的不同。

新帝國主義不僅僅滿足于占領土地，更注重對戰略資源和關鍵運輸線的控制。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曾毫不掩飾地宣稱："帝國就是商業。"這句簡短的話語，道出了這一時代列強們爭奪的目標。

早期殖民，還主要找的是礦產、原料和潛在的市場。

這種殖民的確在當時找開了全球化的通路，但是緊接著，流動依賴的航道成為了列強們爭奪的戰爭資源。

1869年11月17日，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這條人工水道不僅改變了全球航運格局，更成為了列強爭奪的焦點。

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75年果斷決定收購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帕夏手中的蘇伊士運河公司股份。

為什么英國如此迫切地要控制這條水道？

迪斯雷利在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解釋道："蘇伊士運河是通往印度的捷徑，是帝國的生命線。"這不僅僅是修辭，而是地緣政治的現實。

通過蘇伊士運河，從倫敦到孟買的航程縮短了約40%，節省了大量時間和成本。

英國歷史學家羅納德·羅賓遜在《帝國主義的果實》中記錄："英國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不僅確保了帝國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英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間的咽喉要道上的話語權。"

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地中海重新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同時也加劇了列強在這一地區的競爭。

想想看，一條運河怎么能如此重要？答案在于，誰控制了運河，誰就控制了歐亞之間的貿易流動，控制了石油、棉花、茶葉等戰略物資的運輸線。

如果說蘇伊士運河是連接歐亞的咽喉，那么巴拿馬運河則是美洲的命脈。為了修建這條運河，美國甚至不惜策劃了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的分離。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毫不掩飾地承認："我拿下了巴拿馬運河區。"

這種直白的表述，反映了美國對這一戰略通道的強烈渴望。

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菲伯在《美國對外政策的新帝國》中分析道："巴拿馬運河的建設，標志著美國從一個區域性大國向全球帝國的轉變。通過控制這條運河，美國既能加強對拉丁美洲的控制，又能在太平洋地區與歐洲列強和新興的日本展開競爭。"

但當時，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引起了歐洲列強的強烈不滿，歐洲列強們認為，美國正在挑戰歐洲列強在全球的主導地位。

在當時的全球貿易體系中，這些水道就像人體的動脈，誰控制了它們，誰就能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優勢。

在直布羅陀與馬耳他，也引發了列強的爭奪。

寬僅14公里的直布羅陀海峽，讓英國要不惜與西班牙交惡也要牢牢控制這這一要地。

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在1912年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直布羅陀是我們帝國的門戶之一。失去它，就意味著失去對地中海的控制，進而威脅我們在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地位。"

英國的全球戰略依賴于一系列的海軍基地，從直布羅陀到馬耳他，從亞丁到新加坡，形成了一條保護帝國貿易線的鏈條。

這種帝國戰略思維甚至理論化了。

法國戰略家阿爾弗雷德·馬漢則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指出："控制海上咽喉要道的國家，就能控制全球貿易和資源流動。"

這一理論，成為了英國、德國和日本等國海軍擴張的理論基礎。

遠離歐洲的亞洲，同樣上演著列強爭奪戰略港口的劇本。

德國占領膠州灣、俄國租借旅順、英國控制威海衛，這些看似分散的行動，實際上是這些帝國全球棋局的一部分。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1897年派遣海軍占領膠州灣時宣稱："德意志帝國的未來在于海洋。"

德國歷史學家弗里茨·費舍爾在《爭取世界強權》中記錄："德國在中國的擴張，不僅是為了獲取商業特權，更是為了在遠東與其他列強展開戰略競爭。"

而俄國外交官維特伯爵則在其回憶錄中坦言："占領旅順是俄國在遠東戰略的關鍵一步。通過這個不凍港，俄國能夠全年維持在太平洋的海軍存在。"

甚至明治維新后的日本 ，也試圖成為列強之一。

歐洲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直接促成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化。

日本認識到，只有通過軍事擴張，才能在這場'瓜分中國'的游戲中獲得一席之地。

日本侵華時，拿下了被德國控制的旅順港和俄羅斯控制的大連港，與列強爭奪全球海運港口，正是日本想參與這場列強競賽的明證。

為什么要搶港口？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充滿了貿易壁壘和經濟民族主義。

19世紀末，隨著德國和美國工業實力的崛起，英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受到挑戰。各國開始紛紛筑起關稅壁壘，保護本國工業。

德國在1879年實施了"俾斯麥關稅"，法國在1892年推出了"梅林關稅"，美國則在1890年通過了"麥金萊關稅法"。這些措施都有一個共同點：大幅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

英國經濟學家J.A.霍布森觀察到："隨著德國和美國工業的崛起，自由貿易體系開始瓦解。各國不僅爭奪原材料供應地，還爭奪商品銷售市場。"

經濟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相互強化，最終導致了國際關系的徹底軍事化。

想一想，當一個國家無法通過和平貿易獲取資源和市場時，它會怎么做？答案往往是：通過軍事手段獲取。這種邏輯，直接推動了軍備競賽和殖民擴張。

隨著全球大部分重要戰略據點被瓜分完畢，一種新的地緣政治理論開始流行——"封閉空間"理論。

麥金德在1904年發表的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中預言："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這種理論，成為了德國東進政策的理論基礎之一。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則在《美國外交史的悲劇》中指出："'封閉空間'理論使各國精英相信，未來的競爭將是一場零和游戲——要么擴張，要么衰落。"

這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思維方式，直接影響了各國政治精英，當國家領導人相信擴張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時，和平就變得極其脆弱。

19世紀末，德國完成了工業化，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然而，德國面臨著一個嚴重問題：資源不足。

德國缺乏橡膠、石油、銅等關鍵工業原料，而這些都需要從海外獲取。

同時，德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也需要更廣闊的市場。

威廉二世在1897年宣稱："德國的未來在于海洋。"隨后，德國開始實施所謂的"世界政策"，試圖獲取海外殖民地和建立強大海軍。

德國的'世界政策'本質上是一種趕上英法的嘗試。德國精英認為，沒有殖民帝國，德國就無法維持大國地位。

但德國的擴張野心與其實際國力之間存在嚴重脫節。德國既沒有英國那樣的海軍傳統，也沒有俄國那樣的地理廣度，卻試圖同時挑戰這兩個大國。"

想一想，當一個強大但資源不足的國家，試圖通過武力改變現狀時，會發生什么？答案往往是：戰爭。

更深層次看，列強對資源控制的爭奪，反映了一種廣泛存在的政治恐懼：在未來的沖突中，誰控制了關鍵資源，誰就能獲勝。

英國首相阿斯奎思在1912年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表示："如果德國控制了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出海口，我們的食品供應將面臨威脅。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各國領導人越來越相信，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總體戰，全社會的資源動員能力將決定勝負。這種認識，使資源控制權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考量。

當德國認為必須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英國認為必須阻止德國獲取更多資源時，和平還能維持多久？

戰爭爆發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殺。這一事件，成為了點燃全球大戰的導火索。

為什么一個地區性沖突能在短短一個月內演變為全球戰爭？答案在于前面分析的所有因素：軍事聯盟的僵化、各國積累的相互恐懼、資源爭奪的緊張、軍事計劃的不可逆轉性，以及各國領導人的觀念。

在列強看來，由于全球限量資源的爭奪，已經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了，那么，遲早是要開戰的。

德國軍政領導層認為，與俄法的戰爭遲早會爆發，1914年對德國來說是一個有利時機。

沒有證據表明任何大國事先計劃了這場戰爭。這是一系列誤判和恐懼導致的災難，各國領導人最終陷入了一個他們無法控制的局面

德國參謀總長莫爾特克在1914年7月29日寫給德國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俄國將在幾年內完成軍事現代化，我們將無法與之抗衡?，F在是最后的機會。"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則在7月20日表示："如果德國控制了比利時和荷蘭，它將直接威脅英國的海上安全和貿易路線。"

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在7月24日的備忘錄中寫道："如果奧地利吞并塞爾維亞，俄國在巴爾干的地位將遭到致命打擊，我們通往土耳其海峽的道路將被切斷。"

美國歷史學家塞繆爾·威廉姆森在《政治與外交中的國際危機》中分析："危機中的每一個決策者，都試圖在保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同時避免全面戰爭。但悲劇的是，他們對'核心利益'的定義越來越廣泛，最終使和平解決變得不可能。"

回顧我們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遠非一個王儲被刺殺那么簡單。它是多種深層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列強對戰略資源的爭奪，正是其中核心因素之一，而列強爭奪戰略資源，正是由于經濟民族主義替代了自由貿易原則的結果。

從蘇伊士運河到巴拿馬運河，從直布羅陀到青島，從煤炭礦場到石油井，從非洲的原材料到亞洲的市場，列強的爭奪無處不在。這種爭奪，最終轉化為軍事對抗和全面戰爭。

我們進一步分析，港口在誰手里重要嗎？如果經濟民族主義盛行，關稅林立，大國對抗升級，那就是重要的，一戰前這些列強瘋狂控制全世界的港口、運河，都因為一種政治恐懼，只有我占領了，那么本國的貿易才能正常開展，而別人占領了，那就隨時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攔路虎。

二戰后的全球，雖然有冷戰，但是全球是朝著貿易自由化的方向在發展的。港口只是一種基礎設施，并且是小國盈利的工具，各國并不存在貿易阻斷的問題，侵占殖民地和搶占港口，已認為是沒有必要。

在自由貿易的全球化中，拿下他國的領土的成本，遠高于在他國購買原料商品的價值，國家之間的和平，不是來源于各國政治人物的良善，而是沒有必要，因為僅需要保持基本自由貿易的格局，那么，資源在哪里，航道被哪國管理，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但當經濟民族主義、貿易戰成為全球主流時，這些原本只是一個付費基礎設施的東西，就有可能引發爭奪，并帶來戰爭的風險。

從長遠來說，只有全球化、自由市場的觀念，能帶來永久的和平。

人類社會，若不能普遍自由市場的觀念，戰爭陰影就難以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