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在鄭州見了個老同學，兩口子都是大企業員工，年入加起來穩穩過30萬。

約在一個能看見公園的咖啡館，聊到深處，我滿是羨慕，但他卻說：房貸9千8，孩子國際幼兒園2500，阿姨工資5000，全家保險4000……“

他苦笑著抿了口咖啡，“人家在縣城住140平學區房，開10萬的車，周末帶孩子摘草莓泡溫泉，活的多愜意，我們這30萬都說是個中產，但活得卻很難產。”

這話我聽著有些矯情，可回來后搜來數據和新聞一看，陷入了沉思。

國家統計局上明晃晃的寫著：202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萬元，農村居民2.1萬元，兩口子年入30萬，等于人均15萬，足足是城鎮平均水平的三倍，應該算是步入中產了。

另一份來自招行的報告：全國僅有5%的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但這群人卻貢獻了社會60%的消費。

按理說他們的收入的確算得上“人上人”，可現實里卻活成了“三明治”——往上夠不著真富人的自由，往下掉不進低物欲的灑脫。

想起前陣子看到的一個短視頻，上海的一個程序員曬出工資單：稅前月入2萬8，還完1萬6的房貸，給孩子交完鋼琴課和奧數班費用，月底全家要靠花唄續命。

熱評第一寫著：“一線城市的30萬，約等于十八線縣城的低保線！”底下五千多條跟帖，有人嘲諷他們這是“凡爾賽”，也有人在“嘲諷”：“我在三線小城年入15萬，活得比北上廣深30萬還舒坦。”

去年回老家參加堂妹婚禮，她兩口子在縣城電力局工作，年入加起來14萬，住著父母全款買的婚房，開輛哈弗H6，周末不是自駕游就是約朋友燒烤。

酒桌上聊起工作，她舉著酒杯調侃：“大城市賺得多但用的也多，我高中同學在朝陽區當碼農，兩口子年入55萬，孩子讀個幼兒園還得凌晨三點排隊搖號。”

這話倒不夸張。海淀一對互聯網雙職工，稅前月入合計5萬，聽著光鮮，可1萬5的房貸（背著500萬貸款）、孩子國際幼兒園月均8000、通勤打車加外賣月耗6000，月底對著賬單發愁的樣兒，活得真不如縣城公務員。

短視頻博主@縣城老劉 他在蘇北小城當中學老師，兩口子年入22萬，住120平單位集資房，開輛比亞迪漢，孩子讀重點小學。他在一條視頻里算過賬：房貸為零，孩子補習班月均2000，全家每月硬攢1萬2。

“上海同行賺得比我多，可他們得花15年才能買得起我現在住的房子。”但這種“性價比之王”的日子也有隱痛。

老劉的置頂視頻里曬過醫療賬單：父親心臟病突發送省城醫院，支架手術報銷后自費6萬8。“縣城醫院的CT機還是十年前的型號，稍微嚴重點的病都得往省城跑。”

評論區有人說：不只是醫療，教育更坑，我們這重點高中去年沒有考上985的，有錢的都把孩子送省重點借讀了。

這樣的焦慮像傳染病一樣蔓延，許多人都深有體會。

職場論壇熱帖《年入30萬最怕什么》里，高贊答案清一色指向三把刀：大病、失業、碎鈔神獸。

深圳網友@Linda 曬過母親肺癌的賬單，進口靶向藥一年自費22萬，存款瞬間清零；35歲程序員@老張 被裁后才發現，所謂的“6個月應急金”只夠還3個月房貸；北京媽媽群里流傳著潛規則——“暑假不花3萬，孩子開學就墊底”，研學營、外教課、競賽班成了中產家庭的“碎鈔三件套”。

某大廠HR發文說：“我們內部管30萬收入這個群體叫‘高危階層’——背著百萬房貸，養著四腳吞金獸，抗風險能力還不如月入8000的單身青年。”

這話也許不中聽，卻撕開了一層遮羞布——所謂中產，看似光鮮，但氪金點太多。

知乎上有個在深圳搞金融的哥們，兩口子年入35萬，硬是活成了朋友圈的“反內卷教科書”：他們退了山姆店會員，改逛菜市場；孩子從國際幼兒園轉去普惠班；另外媳婦靠著給客戶做PPT這個副業增加收入；把存款的20%購買了黃金，10%買了增額終身壽險。

用他的話說：“中產破產三件套壓在頭頂，收入高但卻不敢花。”

可更多的人沒有這份瀟灑和勇氣，在算法推送的世界里，人均愛馬仕的虛假繁榮和“海淀媽媽們”的雞娃日常，不斷地交替轟炸著中產階層，把他們的30萬換成了各種各樣的“需求”。

在那個階層，時常能聽到這樣的感慨：每次看到同齡人住別墅開、保時捷，就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家；可再看看縣城里，同學們悠哉的小日子，又忍不住懷疑自己為什么要瞎折騰，又有何意義。

我國中產的核心矛盾，不是收入不夠高，而是收入滿足不了對應階層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30萬的收入是中產，但是社會對于中產階級的物質標準，卻是超出中產的收入水平的，魔幻吧，刺激吧。

小地方的老百姓可以用幾十塊的帆布包，背出縣城的“松弛感”，可一線的中產白領卻必須得花兩萬買包，來證明“自己的階層”。

30萬究竟是苦役還是福利，全看你想活在哪套劇本里。

也許，真正的“人上人”，從來不是銀行卡余額。而是敢對著老板說“老子不干了”的底氣，是讓孩子讀普通學校也能心安理得的勇氣，是承認自己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態——這可比年入百萬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