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數年間，圍繞企業家許威的“涉惡”、“涉黑”指控竟像反復被翻炒的回鍋肉：先以“惡勢力”判刑，再用深挖余罪改扣“黑社會”，最后又退回“惡勢力”，添加更多罪名。一紙判決剛下，又能再翻、再查、再審，甚至國字號特赦都能被“推翻重做”。昔日為政府解困、接手爛尾項目的許威，反倒陷入漫長羈押，連普通員工與民間債權人也被連累。過程反復、罪名幾易，讓人質疑：究竟是正當執法，還是拔高定性的循環博弈？

文｜李宇琛

這是一次再平常不過的庭審，法槌落下，公訴人陳述罪名，被告人面露疲憊，辯護律師眉頭緊鎖。人們以為，這場圍繞企業家許威的“涉惡”“涉黑”案件，終將塵埃落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從立案、偵查到起訴，再到法院宣判后翻案，一輪又一輪地：

炒回鍋肉。

每一次歸檔，都可能在數月后再次“重出江湖”；每一次判定，都仿佛帶著更多可疑的佐料和更加離奇的情節。這就像一個反復熬煮的火鍋，味道并未變得醇厚，反而愈發刺鼻。

在這里，我們會看到被特赦后又再次身陷囹圄的普通員工，會看到昔日合伙人之間的背叛與舉報，也能見到昔日臨危受命的救火者，卻在風平浪靜時一躍成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

每一次重審，都把原本微弱的真實性、合法性更加稀釋，讓執法的權威一次次震顫，讓人再也不敢確定，究竟哪里才是終點？更多人則質疑，這是在掃黑除惡的背景下，一樁原本針對經濟糾紛的“抓大抓小”式擴張，使一些民營企業家陷入漫長的調查與口水之中。

然而，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喜劇。除了主角許威，還有一批跟隨他解決項目難題、努力謀生的普通員工，也被連帶入獄；還有那些本希望依靠法律追回欠款的債權人，卻落入更深的泥潭。更有那來之不易的國家特赦，居然被某些辦案環節輕易抹去，讓法治尊嚴與人道關懷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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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五金商貿城，號稱要打造一個集五金交易、倉儲、物流為一體的新商貿中心，原本在招投標之初被視為：

前景廣闊的重點建設項目。

誰也沒料到，短短幾年后，這里卻演變成一個讓政府、債權人、購房者都焦頭爛額的：

爛攤子。

這個項目起初的掌舵人張家明，是個熟諳融資之道的生意人。他以高息借貸、大規模吸收民間資本的方式，勉強支撐起建設工地的轟鳴聲。

可市場不會無休止地拔高，伴隨各路債權人上門、資金鏈斷裂、樓房違規建設、無法辦理證照……五金商貿城的問題開始集中爆發：上訪、堵路、跳樓，訴訟保全接踵而至。工程停工，商鋪封閉，員工遣散。一時間，整個項目風雨飄搖，如同一艘即將傾覆的巨輪。

在這個時刻，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試圖物色“能人”救場。畢竟，挽救爛尾樓不僅僅是挽救一筆資金，更是維系數千人的生計和政府公信力。于是，有關方面想到了許威——一個早年從事土方工程、后來又做餐飲娛樂、再到擔保放貸行業的民營企業家。

許威本人不算出身豪門，起家時也歷經風霜，有過租機械設備做工程、有過開餐飲連鎖，也曾敏銳捕捉到民間借貸的機會。在許多人眼里，他既有一定經濟實力，又具備管理經驗，還有政府“招商引資”層面的認可。

2015年，五金商貿城深陷大規模信訪危機，包河區政府決心解決此地積重難返的問題，想到了許威。政府官員找到他，希望他能站出來，“臨危受命”，以一個“懂行業、懂資本又識時務”的人，來：

收拾殘局。

那時，許威已經在擔保放貸、礦業、餐飲等領域小有斬獲，經濟實力比最初創業時更雄厚。對于這個“爛攤子”，他并非毫無興趣：若真能救活此項目，既能幫助地方政府紓難，也能獲得可觀收益。于是，許威決定試一試。

在包河區相關部門的支持下，許威全資控股的公司正式接管五金商貿城的遺留問題，與一眾債權人協商，制定了“一攬子”處置方案。

比如，按照既定比例，給予債權人可出售或租賃的商鋪；爭取盡快補齊項目違建手續，使得項目具備合法身份；為中小債權人提供資金周轉；協調安置拆遷戶及部分老員工。

這個方案一經提出，獲得絕大多數債權人和地方政府的認可。它盡量兼顧了各方利益，雖然算不上完美，卻的確有可操作性。政府官員也很欣慰，有人愿意接手這個令他們如坐針氈的難題，至少：

上訪和堵路的系列風波可以逐漸平息。

然而，解決方案往往意味著觸碰一部分人的利益。五金商貿城前期的不規范融資和違規建設，早已產生出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

他們中一部分觀點認為，許威的介入會擠占他們的既得利益；也有一些人感到被趕出了項目的“核心圈”，心生怨恨；還有人疑心許威此舉是為了掠奪最終利潤。

就這樣，許威在不知不覺中，卷入了一場矛盾暗流——從張家明等舊管理層、到項目早期投資者、到個別房產中介和債權人，都可能成為暗地里舉報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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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糾葛的項目，就可能有陰謀算計。五金商貿城項目重啟之后，雖然明面上風波平息，政府也拍手叫好，但私底下，卻有許多勢力都在等著看笑話。

首先是張家明。這個項目最初的法定代表人在資金鏈斷裂后，被迫退位，見到許威的團隊“趁虛而入”接手，心里自然不平。事實上，張家明本人也負有巨額債務，被各類債權人追討；他若不能找回場子，很可能身陷破產或刑事糾紛。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老板。

其次，房產銷售代理商甘某某，以及一些沒有接受“一攬子方案”的債權人，也對許威持續惡意舉報。這不禁讓人猜測，似乎是因為一旦方案成功落地，他們將無法兌現此前從張家明手里得到的：

巨額賠償。

對這些人而言，舉報許威甚至成為“談判”籌碼——只要許威無法順利整合項目，他們就能繼續逼迫許威或政府，讓自己分得更多利益。

再者，有些早期投資者或者地方“黑中介”，也嗅到大規模維穩背后的腐敗機會，覺得左右攪合都能帶來新的利益交換。他們不想讓項目順利落地，也不希望政府完全介入，一旦許威成功化解危機，自己就再無操作空間了。

正是在這種多方利益博弈的氛圍下，2019年9月，許威的噩夢突然降臨。他被警方以參與2005年的一起非法拘禁為由采取強制措施，并很快披上“涉惡”甚至“涉黑”的嫌疑。

2019年時，正是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如火如荼之際，許多地方出現了拔高定性的傾向：一些原本純粹的經濟糾紛也被歸入涉黑涉惡，以博得政績或平息矛盾。許威的案子似乎也在這個大環境中被不斷渲染升級。

警方在最初的偵查報告中，將許威的歷史一股腦兒翻出來，從早些年做土方工程時的工地糾紛，到后來自辦擔保公司的民間借貸，再到五金商貿城項目落地期間與承包商、債權人的摩擦，都被羅列為“涉惡行為”的材料。甚至連十幾年前和別人打過一次架的往事，也被反復提及。

當時的起訴意見書更是長達數十頁，一口氣羅列了開設賭場、非法拘禁、尋釁滋事、強迫交易、窩藏等多個罪名，看上去幾乎年年都有“幫派式”犯罪活動，極具震撼力。

可許多與項目有真實經濟聯系的人卻感到詫異：他們印象里，許威頂多是個“做生意比較激進、脾氣可能有些沖”的人，從沒見他組織過什么“大哥小弟”的勢力。

在這種輿論與偵查合力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威于2020年被包河區法院認定為“惡勢力犯罪團伙”主犯，一審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后經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短短幾個月，從立案到審判落槌，節奏之快令人咋舌，而許多律師的質疑聲卻始終難以被外界聽到。

3

就在許威已被判處十一年，并開始在安慶監獄服刑期間，一封新的舉報信又讓他卷入更加離奇的旋渦。據說，全國掃黑辦和省掃黑辦的一個專項督導意見，令公安機關再度重啟調查，對許威追加“涉黑”罪名，并且再度翻檢所有證據材料，聲稱要：

深挖剩余案情。

在2021年、2022年間，警方頻頻對許威展開提審和調查，試圖在“涉惡”基礎上，尋找到證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更多“鐵證”：比如是否存在分工明確、層級清晰的組織架構；是否通過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在某些行業形成強勢控制；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或保護傘……

然而，內部知情者透露，偵查機關在窮盡手段后，始終無法找到讓人信服的新證據。所謂“以商養黑”或“以黑護商”的套路并未能落實到具體事實。許威更多還是通過合法經營和收購不良資產擴張自身版圖，并沒有所謂“強收保護費”或“滲透基層政權”的種種指標。

可一次次的“翻炒”并沒有停止：公安又細細梳理許威過往的合作項目，試圖將許多正常民事糾紛拔高為敲詐勒索、故意傷害、妨害公務等刑事罪名。很多人對此深感匪夷所思，已經定罪的事，還能再來一次？

2023年春天，合肥公安又有了新動作——在多個市級機關的協調下，他們最終將許威案“以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移送審查起訴。隨后，檢察院組織了大規模審查，期間多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讓人驚訝的是，檢方最終“去黑留惡”，變回了“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定性，又加入了六七個新罪名，細數妨害公務、妨害作證、尋釁滋事”之類，把第一輪認定的罪狀再度：

補充包裝。

于是，這場長達數年的案件，就出現了令人不解的操作。2020年包河區法院判決許威有期徒刑十一年，認定其為惡勢力團伙；2022—2023年，以“涉黑”為由重啟調查，一番折騰后，又在檢察院審查時取消“黑社會”指控，卻維持“涉惡”不變，還“重整”了部分事實。

到了2024年，案件合并進入蜀山區法院審判程序，許威等人的家屬和律師無比困惑，為何要“三炒回鍋肉”？

看起來，似乎只要有合適的風向或新的舉報，就能層層加碼，也能隨意降格，就像不斷修改菜譜，只為能湊出一鍋“黑惡盛宴”，足以：

宴請上級。

4

在許威案的眾多被告人中，杜和玉的遭遇尤為離奇。此人原本是礦業公司的員工，2015年曾在一次工地糾紛中與村民發生肢體沖突，意外導致對方死亡，案發時還有警察在場。

最初，法院認定杜和玉屬于“過失致人死亡”，判處四年六個月。后來，因他在監獄中表現較好，又恰逢建國七十周年，國家實行特赦，他成為特赦名單中的：

幸運兒。

本以為事情到此了結，杜和玉可以重獲新生。誰也沒想到，正當他帶著特赦令步出高墻，準備重新開始生活，命運的轉盤卻猛然倒轉。

2019年9月25日，他與許威等人一起被指“涉惡”案件帶走重新羈押；更詭異的是，當地法院又對他的過失致人死亡案提起再審，改判為“故意傷害罪（致死）”，刑期也從四年六個月驟然升級到十年六個月。

此后，他又被指控是“涉黑”或“涉惡”組織里的骨干成員，并在各種偵查材料中被當作“暴力特征”的重要證據。

杜和玉不止一次地向律師哭訴：自己的特赦怎么就能被簡簡單單地抹消了？難道國家層面的特赦決定都可以隨時被地方辦案機關對沖？這讓他感到徹底無所適從。

律師們質疑，這樣做，不僅侵犯了杜和玉個人的基本權利，也讓特赦制度顏面掃地。如果一個得到特赦的犯人隨時可以被“翻炒”：

那特赦何以令人信服。

在層層“回鍋”中，被波及的不僅是許威的親信骨干，連一些普通員工也難逃牢獄之災。最典型的是某些物業經理、保安隊長、后勤人員，他們日常工作就是為五金商貿城的商戶做好服務，防止業主之間打架斗毆。

然而，一旦發生了租戶拖欠費用、工程糾紛等事件，公安機關就將他們認定為“打手”，或者按照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罪名入刑。

“在許威授意下，我們阻止某某人離開”“我們脅迫某某簽下協議”……如果拒絕作證，就會被關押調查；若按照偵查思路提供證言，或許能換取寬大處理。而這些證言口徑都帶有明顯的：

統一模式。

更荒謬的是，若真有安保人員和債務糾紛方產生肢體沖突，這些沖突本該屬于經濟糾紛引發的小摩擦，卻被“套”上了“涉惡”“涉黑”的帽子。這樣的拔高，不僅剝奪了企業對違規行為的合法維權空間，也讓普通員工惶恐不已：原來盡心盡力維持秩序，稍不留神，就可能變成被追究刑責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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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的“涉惡判決”，到2022年、2023年的再次偵查、追加指控，直至2024年的新起訴，這中間讓人困惑的一大問題是：為何能夠反復指控，明明是：

同一批人、同樣的事實。

這是否違反了刑法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也有一些質疑，這究竟是一種偵查機關的“補充偵查”還是“另案處理”？為什么舊案尚未被撤銷，就又來一個新案？

最典型的就是杜和玉故意傷害案、許威非法拘禁案等，它們似乎在一次次判決中都扮演關鍵角色，卻又在不同司法文書中被賦予不同的法律意義——有時是個別罪行單獨量刑，有時是組成“黑社會”暴力犯罪的證據環節，有時又被“去黑留惡”。

在合肥市蜀山區法院，許威案的第一次庭前會議原定召開數日，公訴方與辯護律師團隊均做好準備。但在長達四天的時間里，雙方卻始終糾結于一個更基礎的程序性問題：眼下這個案件，究竟能否開啟實質審理？

辯護人質疑：若2020年的生效判決已被撤銷，現在為何還要沿用其中的定罪依據？若杜和玉已決的案件尚未依法撤銷，又被當作“暴力特征”直接使用，是否構成“未審先判”？那些屬于歷史舊案的指控，是否已經過追訴時效？是否符合重新起訴的條件？

在短短四天里，法院和檢方都在竭力將程序推進，可是各類程序性障礙如同堅固的迷宮之墻，讓人舉步維艱。為防止訴訟程序陷入混亂，審判長不得不反復休會、磋商。庭前會議尚未正式進入實體內容便告一段落。被告人和家屬在法庭外面往返奔波，無奈嘆息，這回鍋肉，真不知要炒到幾時？

許威作為一名民營企業家，從當初的土方工程、小餐飲起家，一路走到涉足礦業、地產項目，算得上“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然而，他卻在“掃黑除惡”的大背景下，因經營瑕疵或早年的不規范操作，被一步步推向刑事深淵。這樣的案例并非孤例：四川某建材老板、河南某擔保公司經營者，都曾在類似背景下遭遇“拔高式”指控。

這讓更多民營企業家戰戰兢兢：如果在項目拓展、資金拆借過程中，有任何不合規之處，一旦被競爭對手或利益相關方舉報，極可能陷入“經濟糾紛即刑事化”的旋渦，更談不上正常的救濟與協商。不少人干脆“躺平”，放棄進一步投資，怕一不小心便成了：

下一個許威。

許多人質疑，為什么“五金商貿城”這樣一個本應由政府與社會力量合力挽救的項目，卻演變成無休止的刑事糾紛？究竟是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的體現，還是被某些人利用成敲擊異己的工具？

本該由法治解決糾紛的社會，卻似乎出現法治的另一面。有舉報就立案偵查，不惜將幾十家租戶、數百名員工牽涉其中；已有的裁定和特赦命令，竟能被隨意推翻或抹除；明明是經濟矛盾，卻戴上“涉惡涉黑”的帽子反復：

升級、降級、再升級。

6

人們常說，法治社會應當防止“冤假錯案”，追求無罪推定、程序正義。可在許威案里，卻似乎看到了另一套邏輯。

在多次反復偵查和起訴的過程中，每一次“有罪判決”都能被推翻再審，或者被增添罪名重新立案，仿佛判錯了沒關系，再錯一次就對了。只要最終結果與當初給許威戴上的“涉黑”或“涉惡”帽子吻合，就算過程反復糾纏，也在所不惜。

辦案機關大張旗鼓地采取強制手段，宣稱要“深挖余罪”，卻在證據匱乏時改口“去黑留惡”。而一旦發現質疑，就再行重啟調查，以更多指控罪名往上貼。這樣一番折騰，不僅是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也給社會帶來嚴重的恐慌情緒。

時至今日，許威等人的案件依然懸而未決。在第一次庭前會議上，當事人及律師們既擔憂又期望：若再一次出現“判決—翻案—再審—再判”的死循環，該案將繼續拖延數年。許多公司財產被查封，員工生計無著，五金商貿城項目也可能重新陷入停擺。

在司法理論上，人們呼吁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基本原則，避免將民事責任刑事化，避免“一鍋燉”把一切商事糾紛都視為黑惡勢力。但現實告訴我們，原則與實踐的距離尚遠。司法如何獨立不受影響，往往是一道亟待突破的難題，尤其在同時需要：

“政治成績”與“社會平穩”的情況下。

五金商貿城依舊高聳在城市一隅，但在這個被重復炒過數輪的案件里，許威仍然羈押，昔日合伙人張家明依舊在四處發聲控訴，十幾名普通員工承受多重指控的焦慮，債權人與安置戶們依舊面臨繁瑣的交割與執行。

在這個案子里，“對不對”似乎已經顯得不再關鍵：

判了就好，不行再翻，再判就好。

就像一句戲謔：“判錯了沒關系，再錯一次就對了?！边@句話，從法理上荒謬，卻從某些角度詮釋現實：當一次次程序都在追隨被設定好的結論，當司法資源被反復揮霍，只要上面想要一頂“涉黑”帽子，總能在眾多罪名里湊齊要素，哪怕它并不合乎事實或邏輯。

寫于202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