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

《“圣武”》是魯迅的一篇隨感錄，創作于1919年，同年5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上，后收錄在魯迅的雜文集《熱風》中。同期發表的還有 《“來了”》《現在的屠殺者》《人心很古》三篇及小說 《藥》。

這是魯迅的一篇雜文，文章以犀利的筆觸勾勒出歷史循環往復的權力本質：所有革命與王朝更迭不過是“刀與火”的暴力置換，其本質始終是君主專制體制的自我復制。魯迅發現，無論是劉邦“大丈夫當如此”的艷羨，還是項羽“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本質都是對威權符號的原始崇拜。這種對絕對權力的動物性追逐，使得任何新思想傳入后都被異化為維護專制的工具。

在權力運作層面，魯迅指出歷史始終處于“圣武”的陰影之下——統治者以暴力威懾維系地位，民眾則在生存本能驅使下成為權力的共謀者。所謂“打富濟貧”的革命口號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幌子，當新貴們用“白骨成丘山”筑起王座時，森嚴的等級制度與壓迫體系立即重建。這種體制具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不僅將外來思想“變了顏色”，更將民眾塑造成“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的精神奴隸。魯迅痛陳這種專制傳統造就的國民性：虛偽、麻木、卑怯與互害，最終形成“瞞和騙的大澤”。

專制的循環往復，暴力與神圣的永恒配方

君主專制最精妙的統治術，在于將血腥暴力升華為神圣符號。從商周時期的“天命玄鳥”到秦漢的“受命于天”，統治者將屠刀淬煉成傳國玉璽，把殺戮演繹為替天行道。這種權力煉金術在明清達到巔峰：錦衣衛的繡春刀鐫刻龍紋，東廠的刑具裝飾云雷，詔獄的哀嚎與太廟的禮樂構成專制美學的兩面。正如魯迅所言，“圣武”二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這種暴力神圣化的本質——圣化其名，武行其實。

這種權力邏輯在改朝換代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朱元璋的“驅逐胡虜”與李自成的“均田免賦”，不過是暴力奪權的道德包裝。當新朝確立，前朝“逆賊”立即變成今朝“忠烈”，權力話語的魔術師用史筆將屠城美化為“拯民水火”。這種話語體系的精妙之處在于，它使暴力循環呈現出道德進化的假象，實則每個新王朝都在復刻專制的本質。就像永樂帝用方孝孺的鮮血書寫《永樂大典》的序言，權力的血腥與文明的璀璨始終如影隨形。

君主專制具有類似癌細胞的自我復制能力。科舉制度作為專制體系的中樞神經，將天下英才改造成體制零件。唐宋八大家的文采最終淪為奏折上的駢儷，張居正的改革不過是給專制機器更換零件。這種體制的恐怖不在于其殘酷，而在于其吞噬一切生機的同化力。正如海瑞抬棺進諫的悲壯，最終成為證明皇權開明的裝飾，任何改良企圖都被專制體系消化為維穩養料。

這種吞噬性在制度設計上達到極致。明代內閣與司禮監的制衡、清代軍機處與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并存，表面是權力制衡，實則是專制核心的防爆裝置。當雍正設立密折制度，將告密納入官僚考核，專制機器完成了最后的進化——它不再滿足控制行為，更要閹割思想。這種體制的精密程度，使得法國傳教士李明在1696年的信中都驚嘆：“中國皇帝管理帝國，就像指揮自己的手指一樣精確。”

君主專制最深邃的遺產，是培育出獨特的國民精神譜系。八股取士把思想壓縮成固定的模具，創造出批量化的體制人格。這種精神改造工程如此成功，以至于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哀嘆：“天下之士，有死而無節義者矣。”當知識分子將“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視為人生圭臬，整個社會的精神脊梁已被專制鐵砧錘打成適應跪拜的弧度。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魯迅筆下“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兩種命運中循環，根本走不出來。

站在當代回望，君主專制的幽靈仍在制度縫隙中游蕩。破解這道歷史難題的關鍵，在于認識到君主專制不僅是制度遺產，更是文化基因。它像地質層中的放射性物質，持續釋放著影響力。從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萌芽，到嚴復“自由為體”的啟蒙吶喊，知識分子的精神突圍始終在與這種基因搏斗。當我們今天重讀《“圣武”》，不僅要看到魯迅批判的刀光劍影，更要聽見那穿越時空的警示：文明的真正進步，始于對權力本能的馴服。這種馴服需要制度創新的勇氣，更需要文化基因的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