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的上海市魯迅家中，年僅55歲的魯迅因為自發性氣胸去世，這種病在當時并非是不治之癥，但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導致魯迅便早早的離開。

魯迅之死，不僅是中國文學界一顆巨星的隕落，更是全世界文壇的巨大損失，令全世界人都扼腕嘆息。

魯迅先生離世之后，他的出殯陣容是歷史上罕見的強大，很多有名的人都前來吊唁。其中有十六人負責給魯迅抬棺扶靈，這些都是魯迅的好友、且都是響當當的大人物。

根據《上海報》發表的訃告內容得知，宋慶齡女士在得知死訊之后，立馬趕到了魯迅的家里，對魯迅的妻子許廣平進行慰問，并商討出葬禮事宜。

兩人經過一番商討之后，考慮到魯迅先生生前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滿足所有為魯迅之死感到悲痛的人去吊唁，決定專門請一些人來辦理喪事。

盛大的葬禮規模

臨時成立的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涵蓋范圍十分之廣，其中政界、文學界、外國友人均包括在內。

除了這份華麗的治喪委員會成員名單之外，為魯迅扶靈抬棺的十六人同樣也不簡單，大都為文學泰斗或者政治大家，在當時的社會極其有影響力。

這十六人分別是，偉大的文學家巴金，文學翻譯家胡風、孟十還，作家靳以、張天翼、歐陽山、周文、蕭軍。

以及《中華日報》副刊的編輯聶紺弩，《大公報》副刊《文藝》的主編蕭乾，《申報》副刊《自由談》的主編黎烈文，《譯文》編輯黃源，出版家吳朗西，中國著名編劇陳白塵。

除了以上之外，還有日本進步青年作家鹿地亙，木刻家曹白。其中曹白的年紀最小，魯迅死時他才22歲。

這十六人得知魯迅死訊之后，從全世界各地趕來，只為了見魯迅先生最后一面。

魯迅的喪葬共持續了三天，在出殯當日，國母宋慶齡和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扶棺，民眾也全都自發拉橫幅為魯迅悼念，商鋪則紛紛掛上了白布。

來為魯迅送葬的民眾數不勝數，一眼看不到邊，送葬的隊伍排了十多里，人群里彌漫著悲痛的氣氛。

送葬的隊伍緩緩朝萬國公墓走去，在這十六人的抬棺人中，有不少人都已上了年紀，但面對笨重的棺槨，所有人都不愿意放手，奉獻了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

在前往萬國公墓的途中，十六人并不是全程都在扶靈，為了讓大家都能送魯迅先生最后一程，而是交替進行。

這段路走了多久，跟在送葬隊伍后的群眾就把愛國歌曲唱了多久，直到親眼目睹魯迅先生下葬之后，眾人這才懷著悲痛的心情散開。

根據葉圣陶所說，這樣盛大的場面，中國此前，從未有過。

以筆為槍的魯迅，值得被這樣懷念。是他的個人魅力，讓大家念念不忘，特別是這抬棺的十六人，每個人都和魯迅深交密切。

為魯迅扶棺的編輯友人

魯迅是我國的文學標桿，在日本留學之時，看到國內群眾的麻木不仁，于是棄醫從文，回國之后，企圖治療當時群眾思想上的病癥。

他筆下的故事，直白辛辣，一針見血的指出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讓人醍醐灌頂，這樣一個言辭犀利的作家，在生活中，其實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

這十六名抬棺人，大都是魯迅的至交好友、或者是曾經受到了魯迅提點的“學生”。首先來談談當時為他發表文章的編輯好友們。

上海《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的編輯聶紺弩是湖北京山人，除了擔任編輯之外，他文學方面也有造詣，是中國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

同時，作為黃埔軍校二期學員，他同樣了解軍事知識。但是從軍校畢業之后，他沒有選擇入伍，而是開始進行文藝創作。

根據聶紺弩自己回憶，在《動向》發行的一個月后，收到了一份沒有署名和地址的投稿，根據文章的風格和字體，聶紺弩猜出了這是魯迅的稿件。

后來經過和好友的商討之后，聶紺弩確定，這就是魯迅的稿件。稿件寄過來之后，并沒有及時刊登，為了確定，聶紺弩還給魯迅寫了回信，兩人最終約定在內山書店見面。

這次見面后，兩人相談甚歡，因為魯迅當時的文風早就聞名，所以聶紺弩也當面表達了自己崇拜之情，后來魯迅成為《動向》的常駐作家以后，兩人的私交更加密切。

私下里兩家也常常一起約著吃飯，魯迅對聶紺弩十分欣賞，在聶紺弩模仿自己文風的時候，還會給予指導。

黎烈文、蕭乾和黃源三人和魯迅熟識的經歷和聶紺弩也差不多。

黎烈文則是魯迅創辦《譯文》雜志之前結識，當時魯迅投稿雜文主要選擇在《自由談》上，以文學為媒介，兩人逐漸成了至交好友。

蕭乾則比以上兩人都晚兩年結識魯迅，1936年，蕭乾從蒙古來到上海，擔任《文藝》的主編，兩人的友誼從這里開始。

黃源則是魯迅的學生，黃源曾經暢快的表示，在魯迅家中，心情就會格外的舒暢。

其實兩人的相識有將近十年，魯迅進上海任教期間，經常對學生們進行鼓勵，黃源常常作為記錄員存在，聽講座的同時，也被他的觀念打動影響。

兩人私交很好，面對有人詆毀黃源的翻譯問題時，魯迅還維護好友，表示黃源的翻譯沒有任何問題，真實可靠。

除了和雜志主編成為朋友之外，他和作家翻譯家同樣處得來。面對這些朋友，魯迅總是能給予最大的幫助。

為魯迅扶棺的文學友人：

魯迅和巴金認識的時間大概再魯迅逝世的前三年，兩人見面的次數也不多。巴金來到上海定居的時候，兩人并沒有什么交集，直到1933年的4月6日，兩人有了第一次見面。

后來的巴金開始從事于出版行業，巴金經常和魯迅約稿，希望能出版他的作品。面對巴金的要求，魯迅爽快的答應下來。

但是后期的魯迅基本處于生病狀態，魯迅時常帶病寫作，后來這本作品出版之后，魯迅逝世，巴金常常拿著出版的冊子懷念魯迅。

靳以是通過巴金和魯迅相識的，憑借著獨特的敘述手法和寫作方式，魯迅對他的作家之路十分關注，會給他一些指導。

在魯迅逝世之后，靳以自己也表示，他和魯迅的交往都是通過書信往來，很少有直接見面。在生活性格方面，兩人并不一定十分合拍，但對于文學觀點，兩人異常一致。

與此同時，靳以還十分贊揚魯迅待人接物的態度，愛憎分明。

歐陽山和魯迅結識實在1927年，魯迅當時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任教，歐陽山當時作為學生，曾經聽過魯迅先生教授的課程。

歐陽山后來來到上海之后，在上海的左聯工作后，兩人的接觸變多，友誼也變得更加深厚。后來魯迅在病榻上給歐陽山寫的信，也一直被他銘記。

魯迅當時指點了幫助了不少的文學作家成長，周文幾乎是魯迅一手培養出來的作家，且魯迅還稱他為最優秀的左翼青年作家。

后來上海左翼衰落，周文前去成都發展，兩人雖然實際見面少了，但魯迅依然和他保持著書信往來。

張天翼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他的文學創作同樣是收到魯迅的指導。不過在魯迅所有關注的年輕作家之中，蕭軍和蕭紅兩夫婦受到魯迅的關懷是最多的。

1934年，魯迅和蕭軍有了第一次通信，從此之后，兩人的師生之情不斷發展。當時蕭軍蕭紅發表了一本反抗日的書籍之后，兩人受到迫害，輾轉來到上海。

眼看就要走投無路之際，蕭軍選擇寫信求助當時的文壇巨斗魯迅。面對這個素未謀面的年輕人，魯迅絲毫沒有敷衍對待，而是讓蕭軍不要擔憂，堅持去斗爭。

得了鼓勵的蕭軍蕭紅堅持了自己的信念，在后來的生活中，魯迅雖然沒急著和他們見面，但卻常常寫信關心兩人的生活。

胡風和孟十還都是現代文學翻譯家，在上海時，胡風就和魯迅交流密切，兩人常常談論翻譯外國文學作品。

孟十還和魯迅是青年就相交的好友，當年孟十還從蘇聯回國來到上海之后，發表了很多俄羅斯文學的譯文。

孟十還的譯文成功引起了魯迅的注意，兩人常年保持書信交流，經常在書信中探討文學問題，甚至孟十還這個筆名，也是在魯迅的建議下取用的。

兩人一同翻譯了果戈里的許多作品，發生了很多文學碰撞，直到魯迅去世之前，兩人的書信中依舊在討論翻譯問題。

鹿地亙和魯迅的相識是很短的，才不到十個月。鹿地亙在九一八事變后收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迫害，輾轉來到上海后，經過介紹，和魯迅相識。

吳朗西當時是《漫畫·生活》的責編，這本雜志除了刊登漫畫之外，還會刊登雜文和小品文，魯迅也常在上面投稿。

吳朗西是編輯，在工作重疊的狀態下，兩人交換了彼此的文學意見，也就慢慢成為了朋友。

陳白塵則是因為作為魯迅的《阿Q正傳》電影的編劇，兩人在改編中不斷交流，從而變得熟識，他的個人編劇風格，深受魯迅的影響。

曹白用現在的話來說，魯迅就是他的偶像，他就是魯迅的小迷弟，創作了魯迅個人版畫，以及魯迅相關作品的版畫。

當時，曹白創作的《魯迅像》被中國木刻畫拒絕參展之后，曹白就把這畫寄給了魯迅。這和蕭軍的情況有點類似，但又沒有蕭軍那么緊迫慘烈。

魯迅得此畫后，對曹白進行了回信，鼓勵他繼續堅持不要放棄。偶像的鼓勵讓曹白堅持創作，最后果然柳暗花明。

小結：

魯迅死后能讓這么多人從全國各地趕來，為他扶棺抬靈，足可見魯迅的人格魅力。

無論是面對后輩，還是面對朋友，亦或是自己的合作編輯，他始終都傾囊相授，沒有任何保留，以一顆真誠之心待人。

所以在他死后，他對這些人的影響依舊不可磨滅，大家也愿意遠赴千山，只為見他最后一面。

這種以文會友的交友方式，值得身處于浮躁世界的我們學習。

現在魯迅雖然已經過世了很多年，但他留給我們的文學作品卻是永存的，他的文字將永遠雕琢中國年輕人一代代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