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新史學”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研究，并長期致力于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拓展中國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問道：一部全新的中國思想史》《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等。

本文摘自學人公眾號對楊念群老師的專訪，標題為編者所擬。

現在有些人認為中國有一套“道”是可以跟西方銜接的，比如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類似西方的科技思想，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組織中包含著一些“早期現代”的因素。

現在最時髦的說法就是，你西方有，我們中國也有不是嗎？但中國古代出現的一些貌似西方的現象，其實只是一種表象，深層結構還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在起作用。比如說從表面上看，十九世紀一些中國城市就開始出現了類似西方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性質的自治組織。現在很多近代史研究者都在嘗試發現其中的某些類似西方的近代痕跡。但我認為，大多數地方組織都是傳統固有形態的一種復制和變形。它只是變換出另外一種表現方式，不是我們自身有能力萌發出一個具有真正自治性質的組織。所以不是道出于二，我認為仍是道出于一。中國目前的政治思維和社會運行邏輯與古代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區別。

實際情況是，西方輸入的思想不斷在刺激原有的“道”，使得它不斷更新換代，但這種改造只不過是對原有“道”的修正，卻不可能全盤接受新的“道”。西方的“道”由外而入，還是要經過中國傳統“道”的篩選，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道”也隨之有所變形。列文森曾說，梁啟超在情感上認同中國傳統，在價值上卻接受西方影響，兩者處于分裂的狀態，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雖然梁啟超的思想非常開放，但他從根本上是認同中國傳統的，他的許多觀點其實是用中國思想改造了西方，而不是相反。

梁啟超到晚年討論中國文化史的幾個問題的時候，基本放棄了西方進化論歷史觀，他認為進化論強調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目的論的味道太濃，這與中國傳統觀念是難以調和的，中國思想講究“業力”的因緣連接作用，不是一種直線式的演化觀。梁啟超雖然宣傳了很多西方思想，但他晚年的歷史觀還是對中國傳統的繼承和延續，或者說，他并沒有走出中國思想對他的限制。

我認為中國步入近代以來，所有的人都沒有走出傳統的制約，包括我自己也沒有走出來。其實我們血液里傳承的文化基因，深層的行為方式都是中國式的。生活在西方的人也有這種經驗，我們中國人自己總是扎堆抱團，根本沒法融入當地社會，西方的很多價值觀你不可能去真正認同，比如中國人對家庭的理解、對政治的理解、對國家的理解、對一些傳統組織的理解，我認為沒什么變化。對于這點我是比較悲觀的，這是不可能改變的。

我認為，中國傳統最重要的問題是沒有清晰的邊界感，主要是靠一種模糊的人際關系來運作社會和法律秩序，只要一個人有背景，他就可以通過個人編織的關系網絡，改變法律的正義程序。當代某些地方甚至會出現法官把律師趕出法庭的例子，這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中國不需要嚴密的契約制度，社會運行所依靠的最重要組織體系就是親屬制度，以及由這個制度外擴形成的一種廣義的親情關系網絡。契約的有效性往往服從于人際關系的制約和安排，法律程序常常是親情關系的放大和變形。契約的簽訂大多只是一個表象，現在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也是這種關系運作的變相體現。商人企業也往往采取家族式的經營模式。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國運營的工廠完全是個家族式體制，所以美國人信賴的工會組織在這個體制內是根本無效的。所以總的來說，中國傳統思想背后蘊藏的始終就是一個家族式行為邏輯以及這種邏輯的延伸形式，而不存在第二個邏輯。從這點觀察，道怎么可能出于二呢？。

現在知識界普遍都在倡導學術自主性，主張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一些正面的能量，為中國式現代化服務。但我仍然主張對中國傳統思想應該繼續保持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中國傳統思想表面上受到沖擊，似乎已經“西化”掉了，但其以泛道德關系為主導的內核價值體系，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思想文化不能說全部都是負面的，但是中國人的思維又時刻受到傳統的羈絆和限制，許多東西并不一定符合現代世界的普世價值，需要不斷地更新改造，所以中國思想要保持活力，就必須采取開放、多元的態度，盡量使自己融入世界發展大勢，與其它文明多交流多對話，封閉沒有任何好處，封閉往往導致一種盲目的自戀。

專訪楊念群：研究“帝王之學”非常重要，因為帝王支配著古代歷史的演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