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阿修羅》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開篇，昆德拉就提到一個永恒輪回的世界，觸目皆是廉價的寬恕、無恥的冷漠、對殘暴的浪漫化。在這個世界中，人的“一舉一動都承受著不能承受的責任重負”。

如今的情況并沒有更好。標榜自由與民主的“歷史終結論”似乎終結，近年發生的戰爭與政治事件并看不出歷史在永恒地進步。生活于其間的我們，也在親歷著道德感地不斷下降、智識不再崇高和被仰望、人心更加疏離和淡漠、青年人的生命力也日漸萎縮……

在這個世界，怎樣才能保持自身的強健？

在其經典名作《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一書中，尼采給出了回答——

“歷史教育唯有追隨強勁的、新的生命之流（例如不斷新生的文化），換言之，唯有在它受到更高力量的引導和支配，而不是縱容它自己支配和引導的情況下，才是有益健康和前景光明的。“

《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是尼采最為深遠的作品之一，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看待歷史的態度和觀念。該書最早出版于1874年，目前國內已有的譯本大多沒有注釋或僅有少量注釋，而尼采在本書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戲仿和反諷大大增加了讀者的閱讀難度。鑒于此，清華歷史學者周思成以文本與注釋1:2的比例對文中涉及的大量歷史、哲學背景以及典故、反諷等做了詳細的注釋，并為此書撰寫了長篇導讀，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重新思考歷史于當下的意義。

▲周思成親筆簽名本▲

01

終結歷史的歷史哲學？

“在任何時代，渴求對過去的知識都僅是為了服務于未來和現在，絕不是為了削弱現在，不是為了將生機充沛的未來斬草除根。”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開篇，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做了一個有些驚悚甚至有些殘忍的假設：在近代的常識世界中，特定時空中發生的一切皆是獨一無二，嚴格地說，一切歷史事件僅發生一次——如果中世紀時在非洲某個偏僻之地發生了一場大戰，盡管“在這期間有三十萬黑人在難以描繪的凄慘中死去”，盡管這場戰爭殘酷無比，但由于它是獨特的，并且轉瞬即逝，所以也就輕易被人原諒和遺忘了，甚至很難為它尋出什么意義、重要性，就像《莊子》所謂“蠻觸之爭”。昆德拉用了簡單的一句話來描述它——morte d’avance，即還未消逝便已死亡。但是，若是有朝一日，“十四世紀這兩個非洲部落之間的戰爭永恒輪回，無數次地重復，那么戰爭本身是否會有所改變？”

作家回答道：會的，因為它將成為一個突出的硬疣，永遠存在，此舉之愚蠢將不可饒恕。

若法國大革命永遠地重演，法國的史書就不會那么以羅伯斯庇爾為榮了。正因為史書上談及的是一樁不會重現的往事，血腥的歲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變得比一片鴻毛還輕，不再讓人懼怕。一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和一位反復輪回、不斷來砍法國人頭顱的羅伯斯庇爾之間，有著無限的差別。

《本杰明·巴頓奇事》

同一者的“永恒輪回”（die ewige Wiederkunft），是尼采晚期哲學中備受爭議的一個命題。按照昆德拉的解釋，在永恒輪回的世界中，人的“一舉一動都承受著不能承受的責任重負”，而建立在輪回不存在前提上的世界，則觸目皆是廉價的寬恕、無恥的冷漠、對殘暴的浪漫化……一句話，是一個道德深深沉淪的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預先被諒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許可了”。歷史上的暴力、殘酷和罪惡，是否僅僅因為發生一次就真的“被卑鄙地許可了”，姑且不論；習慣于線性看待時間的現代人，首先會將“永恒輪回”當成一種反歷史的循環論——它似乎以一種最徹底的循環論消解掉了歷史學的意義。

不過，比起歷史學的意義或無意義，“永恒輪回”學說更關鍵的是它的倫理層面。這其實是尼采對每一個個體的靈魂拷問 ：

假如在某個白天或者某個黑夜，有個惡魔潛入你最孤獨的寂寞中，并且對你說：“這種生活，如你目前正在經歷、往日曾經度過的生活，就是你將來還不得不無數次重復的生活；其中決不會出現任何新鮮亮色，而每一種痛苦、每一種歡樂、每一個念頭和嘆息，以及你生命中所有無以言傳的大大小小的事體，都必將在你身上重現，而且一切都以相同的順序排列著……存在的永恒沙漏將不斷地反復轉動，而你與它相比，只不過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塵罷了！”——那會怎么樣呢？

根據一個人對這一質問的回答，就可以判斷這個人的生命力究竟屬頹廢沉淪，還是積極向上 ：據說前者聽到惡魔這句話，只會如遭重擊，“氣得咬牙切齒，狠狠地詛咒這個如此胡說八道的惡魔”；而后者卻會欣喜地脫口而出 ：“你真是一個神，我從未聽過如此神圣的道理！”這正是尼采的回答——即便如此，也不必悲觀、沮喪和頹廢，永遠要“肯定生命本身，哪怕是處于最疏異和最艱難的難題中的生命”；永恒輪回就是這樣一個難題，但也正是對生命的“最高的肯定公式”。

《本杰明·巴頓奇事》

02

又一篇“不合時宜”之作

“我自己的時代也尚未到來，有些人是死后才得以誕生的。”

尼采對新書問世的欣喜，并沒有持續太久。

新書的出版商弗里契（Ernst Wilhelm Fritzsch）此前為尼采出版了《悲劇的誕生》和《不合時宜的考察》第一篇，按照他與尼采的協定，該系列的第二篇《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和第一篇一樣，也首印 1000 冊。但是，第二篇的銷量尤其糟糕。

《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問世之際，適逢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大獲全勝，德意志民族獲得統一。在戰后德國的思想文化領域，樂觀主義、國家主義呈一邊倒之勢。特別是“歷史主義”（Historismus）思想，主張一切存在都可以且必須從其“歷史性”加以理解，強調“時間”“敘事”“秩序”“繼承”“連續性”“整體性”等概念，認為歷史是由具有意志力和目的的、獨特的、不可重復的人類行為組成，舍此之外，不存在啟蒙理性那般固定不變的人類特性，人的本質僅僅展現在他的歷史之中。這種思想不僅是一種歷史理論，而且是“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學、一種科學觀與一種政治社會秩序觀的獨特的結合”，是 19 世紀德國學術界和市民階級中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尼采又是逆流而行，他在書中不僅質疑德國的軍事優勢能否帶來文化復興，批評德國市民階級的文化教育造成的惡劣影響，而且“比他的同時代人更能完美地捕捉到歷史主義意識形態中的衰敗和被動情緒，對于尼采來說，歷史主義是一種現代意識的疾患，它培養了一種沉思的、以研究為導向的人格。……歷史學家們，在尼采筆下變成了被動的觀察者，淹沒在了檔案之中，無法行動或創造，不斷降格為‘歷史后宮中的閹人’”。

14 年后，就在尼采瀕臨崩潰、精神錯亂的前夕，他寫道：“我只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無援的時候才攻擊這些東西。” 既然如此，時代對他報以冷嘲和漠視，不亦宜乎？直到后來，他才甘心承認：“我自己的時代也尚未到來，有些人是死后才得以誕生的。”在今天看來，《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的“不合時宜”，又是一種“合乎時宜”，因為尼采的關切、批判，透入現代文明自我認識的膏肓、時代的深處，其切時性和緊迫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除了《悲劇的誕生》，后續影響之深遠、受關注程度之高，又非《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莫屬。

《暴雨將至》

03

人的記憶、歷史的重負

“無論微末的幸福還是極致的幸福，總是同一種事物使幸福成其為幸福，那就是能夠遺忘，更學究氣的表述則是：在自我存續期間非歷史地進行感覺的能力。”

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始于人的記憶問題。今天看來，記憶和歷史嚴格說來很不一樣 ：記憶是“體驗性”的，“歷史記憶”是親歷過歷史事件（戰爭、革命、大屠殺等）的個人或集體的經歷，這些經歷事后被復原并轉化為敘事。

《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第一章就提出，記憶是人和動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之一：動物僅活在當下，永遠被拴在“此刻”的木樁上。于是，動物沒有能力反思自身，因為它無法同早先的狀況拉開距離。唯有人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意識能反諸己，這種特殊的意識使得人類的思想既能展望未來，又能回顧過去。換言之，動物唯有無意識的當下，而人類有其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體的，皆源于人特有的意志，皆有選擇性。記憶連著現在，人對過去的回憶，常由當下引發（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興趣也常是從他當下的興趣、從過去和現在的聯系引發的）；記憶也連著未來，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Carl Becker）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 ：人若喪失了全部歷史意識，就好比一個人清早醒來，卻記不得他說過做過的任何事，只能茫然四顧，不知所措。因為，正常情形下，記憶在人清醒的那一刻起，就已經“伸入過去的時間領域和遙遠的空間領域，……仿佛把昨天說過做過的種種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現在的知覺和明天要說要做的事情聯系起來。沒有這種歷史知識，這種說過做過事情的記憶，他的今日便要漫無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義”。人創造了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人借以創造的重要手段和材料，便是記憶。人是如此熱衷于保持他的記憶，以至于“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即將倒下的千鈞一發之際，或是快要溺水身亡的時候，他一生的故事還是會迅速地在眼前掠過”。

《暴雨將至》

然而，尼采提醒，別的動物是“非歷史地活著的”，但活得相當快活和饜足；相反，“歷史地活著”的人，記憶于他是一種福音，亦是一種詛咒。人所記得的東西，常要“裹挾著掙扎、苦難和倦怠襲向人”。如果放縱這樣的歷史感侵占人的全部意識，如果人只懂得從歷史來理解自身，總是將自身的視野推到無限遙遠的過去，被無盡的知識涌入和淹沒，那么，人這種會記憶的、歷史性的動物就會得病，喪失行動和創造的能力。尼采嘆惋，人“每每執著于過去：無論他跑多遠，跑多快，總是拖著這一枷鎖”。這具枷鎖時而會變得沉重無比，讓人不堪承受，讓生命力枯竭。“如果一個人始終只想歷史地感覺一切，那就好比一個人強迫自己不得入眠。”人若是無法從歷史的重負中解放出來，就成了背負過去蹣跚前行的奴隸。

因此，人同時需要“非歷史”的感知和生存，也就是“能夠遺忘、將自己封閉在有限視域中的技藝和力量”。盡管人無法像動物那樣即刻遺忘、徹底遺忘，他仍需要遺忘 ：“人的所有行為皆要伴隨遺忘：恰似一切有機物的生命不僅需要光，也需要暗。”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更將善于遺忘視為人的天性健康強壯的標志。積極的遺忘，是人特有的意志行為，就像一個“守門人”，阻截那些導致生命過載、消化不良的體驗和知識，為新的意識，為治理、預見和謀劃騰出地方。人的記憶能力，以及人學會遺忘的能力，共同構造了人這一特殊的主體。

04

三種歷史學及其“利弊”

“我們既是過去世代的結果，我們也就是他們的迷亂、激情、謬誤甚至罪行的結果；我們不可能徹底掙脫這一鎖鏈。”

尼采在《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第二、三、四章標舉和剖析了三種歷史學——“紀念式歷史學”“好古式歷史學”“批判式歷史學”。

紀念式歷史學為實干家和奮斗者提供了崇高的“垂范、導師和慰藉”，他們從歷史中目睹“諸多個人奮斗的偉大時刻構成了一個鏈條；由此，人類的峰巒歷經千年彼此相連”，于是歡欣鼓舞，去為艱難甚至希望渺茫的偉大事業奮斗和拼搏。尼采對紀念式歷史學的態度是相對肯定的，因為“對一切時代的偉大事物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的信念，是對世代變幻和人生苦短的一種抗議”。但是，為了塑造偉大榜樣及其連續性，為了追求激勵人心的效果，不免要犧牲真實的歷史因果，于是，歷史常被刻意美化粉飾，甚至“近乎肆意虛構”。

《暴雨將至》

對于生活的“用”或“利”，好古式歷史學提供了一種精心保全和呵護的“過去”，為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提供了棲身乃至逃避之所，使之樂天知命，安于現狀。仿佛那同一個熟悉的（個體或集體的）自我，即使“穿越重重黑暗和混亂的漫長世紀”，也還歷久彌新，絕不像一片飄零的落葉，而是（用尼采的比喻）有一種樹大根深的舒適和安全感。不過，好古式歷史學始終局限在狹窄的視域中，“把一切事物看成同樣重要，從而把每一個別事物又看得過于重要”，滑向一種缺乏鑒別能力的相對主義；又或者，對古物、舊俗的執著和癡迷，使得歷史學不惜一切代價將鮮活生動的事物進行防腐處理，“不再維系生活，而是將之制成干尸”，人就完全喪失了行動和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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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式歷史學旨在破除前兩種歷史學營造的幻景，是“那種打破過去、消解過去的力量”。它用冷酷無情的手術刀，揭露人的過去、人的歷史無非是一系列“迷亂、激情、謬誤甚至罪行”，是種種殘暴、貪欲、壓迫和不義。原來，紀念式歷史的豐碑之下，掩藏著多少枯骨和不能見天日的罪惡，由此，人對偉大事物和古老事物的敬畏感消解了。在批判式的透鏡下，人醒悟到一切都是不義的，都必須接受審判乃至處決。唯有如此，他才能較少牽掛地面對此在和未來，并且“給自己一個后天培植的過去”。

但是，批判式歷史學既是一種解藥，也是一種毒藥 ：人若念念不忘生活就是不義，便會產生一種嫌惡和摒棄，進而對生活悲觀。由此，批判式歷史學引誘人去渴求終結、虛無：“生成的一切總應當要歸于毀滅；所以最好，不如不生。”

總之，“紀念式歷史學”崇尚偉大，利在激勵奮斗，其弊也肆；“好古式歷史學”維系傳統，利在提供安適，其弊也拘 ；“批判式歷史學”譴責不義，利在尋求解放，其弊也刻。

《本杰明·巴頓奇事》

▲周思成親筆簽名本▲

尼采影響最為深遠的作品之一

清華歷史學者周思成精譯詳注，附帶 親筆簽名

詳解歷史的濫用，解構歷史與權威

在道德沉淪的世界，如何做一個強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