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書系新書《東線之戰：1915年穿越巴爾干之旅》對于一戰時期的巴爾干地區有著敏銳細致的觀察和精彩的講述；作者約翰·里德提供了關于巴爾干地區的第一手資料，對于理解當下的巴爾干，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本書也獲得了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力薦。

上海師范大學黃艷紅教授特別為本書作中文版序言，摘錄于此，以饗讀者。

摘自《東線之戰》中文版序

文 | 黃艷紅

近年來，中文世界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譯著大量涌現，我國讀者對這場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大戰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這類譯著大多為研究性論著。但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而是一位記者在穿行東線戰場時寫下的實錄。它的作者約翰·里德(JohnSilasReed，1887—1920)在中文世界應該不是個陌生的名字，早在1980年，他講述十月革命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我國世界史學界的名宿郭圣銘先生翻譯后出版。里德生于美國西部的俄勒岡州，1906年入哈佛大學，就讀期間曾參加社會主義俱樂部的活動。大學畢業之后，里德成為一名記者。1913年秋，里德被《大都會雜志》派往墨西哥，報道正在發生的革命，這次經歷也出現在《東線戰爭》一書中。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里德又被該雜志派往歐洲，對此他在該著的序言中已有交代。1917年8月，已回到紐約的里德再次前往歐洲，此行的任務是報道俄國正在發生的巨變。在目睹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戲劇性事件后，他據此撰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此后，這位同情社會主義的記者又返回俄國，并于1920年10月因患斑疹傷寒在莫斯科去世。

在去世的六年前，里德就曾目睹斑疹傷寒在塞爾維亞的肆虐，并留下讓人毛骨悚然的描述。作為一名普通讀者，筆者對一戰的歷史并無深入了解，這里只想略談一點粗淺的讀后感。在我看來，這部作品很像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里德在敘述中展現了細膩的觀察能力，并能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學養，發表一些盡管簡短但頗有見地的看法。例如，正是通過他的翔實描述，薩洛尼卡這個當年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化交流和雜糅之地，才重現于我們腦海中。從居民的族裔構成，到各群體的歷史由來;從男女的穿著裝飾，到街道上五花八門的語言;從酒肆中音樂，到市場上的東方奇珍……這里儼然就是“五海三洲之地”的微縮版，或者如里德自己所言，“東方和西方文明終于面對面地交織在了一起”。這些籠統的總結還不能完整地轉達出這座城市在20世紀初的歷史坐標意義:不僅西方列強的影響清晰可辨———當地甚至已有人去過美國;這里還可以看到歷史發展的時間層次:阿拉伯人的馬車穿行在有軌電車之間，搬運工穿著水手辛巴達式的古老馬褲，在打字機和留聲機的節奏聲中小跑而過。類似的時空交錯場景，我們也能在他筆下的君士坦丁堡等地發現。

薩洛尼卡

然而，不出十年，這座城市因為大戰的遷延、因為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以及隨后的希土戰爭(1919—1922)而幾乎面目全非，隨著大范圍的人口交換，該城居民的族裔和宗教結構發生巨大改變;曾經是居民中的第一大族群的猶太人更是在二戰期間遭受滅頂之災。如英國歷史學家大衛·阿布拉菲亞所言，到這個時候，舊的薩洛尼卡已不復存在。今天的讀者稍感幸運的是，里德趕在這座地中海名城的昔日榮光徹底落幕之前抵達這里，并以其生動的文字讓人回想這個文化和族群的十字路口、這個巴爾干的共同出海口的盛況。

薩洛尼卡的轉變是悲劇性的，里德在隨后的文字中，已然意識到了這一點，那里的土耳其人正在消失。悲劇的一個主要根源，當然是當時在東歐和巴爾干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政策。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一年，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等國為爭奪薩洛尼卡及其周邊的馬其頓地區打了最后一巴爾干場局部戰爭。對于這塊地區在當時整個巴爾干和近東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國學者高建芝已有專文探討(《從巴爾干地區到歐洲:馬其頓問題的起源研究》，《世界歷史》2019年第3期)。交戰各方對于馬其頓的主權聲索，目標都在于實現其民族主義抱負(aspirations)。對此里德給出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說法。“每個塞爾維亞人都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將所有塞爾維亞人民團結在一個偉大的帝國……一個擁有1500萬人口的帝國”。這個帝國迷夢不僅盤桓在政治家的腦海中，甚至每一個農民士兵也都知道為何而戰，因為他從小就被教導，要成為“科索沃的復仇者”，要立志收復馬其頓等地。在1914年，這種信念轉化成一種不可遏制的狂熱，在薩拉熱窩催發出仇恨的子彈，同時也支撐著塞爾維亞人在困境中苦苦支撐。民族主義已滲入塞爾維亞的集體記憶和民俗之中。

逃難的牧師

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探討一戰起源的著作《夢游者》中，花了較大篇幅討論塞爾維亞的角色。里德從事的不是系統的歷史分析，但他的描述之中仍然可以窺見巴爾干和奧匈帝國的復雜政治格局對于大戰的影響。例如，在戰爭前線地帶，奧匈軍隊對塞爾維亞平民的屠殺，全都是匈牙利人犯下的。這個細節大概也能反映某種結構性因素。1867年哈布斯堡君主國改組為二元帝國、即奧匈帝國之后，隨著帝國境內的南斯拉夫族裔人口越來越多，有人期待將這個二元帝國改組為三元帝國，以塞爾維亞人為主導的南斯拉夫人應在帝國之中占據更高的地位。但匈牙利人首先不同意這個設想，因為這會削弱他們費力爭取到的地位。這肯定加劇了匈牙利人對塞爾維亞人的反感。

從里德的描述來看，我們當然可以說，如果不是這種昂揚的民族主義斗志，塞爾維亞人不可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傷亡。戰爭史的統計表明，在一戰交戰各國中，這個巴爾干小國的傷亡比例是最高的。不過，里德的描述讓我們對蒼白的數字以及數字背后的代價有了更為直觀和感性的認知。“除了軍人，這個國家已經沒有男人”。很多人并非死于戰火，而是死于斑疹傷寒;到處都是拋荒的土地，每個居民點都彌漫著死亡和消毒液的氣息;前線的尸體堆積如山，任由野狼撕咬。里德的這些視角和描述，很好地補足了傳統戰爭史對一戰期間巴爾干這個邊緣角落的籠統描述，讓讀者更為深刻、具體地體認這場戰爭對普通塞爾維亞居民意味著什么。

如果說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帶有1389年科索沃戰役烙上的悲情色彩，里德筆下保加利亞的大國迷夢則顯得有點浪漫。他注意到，保加利亞會說英語的人多得驚人，幾乎所有領袖都在羅伯茨學院接受過教育，這是一所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美國教會學校，是“保加利亞自由的搖籃”。不過，在貝爾格萊德，里德告訴我們，那里的劇院曾經常上演莎士比亞的作品。因此，當時的巴爾干政治領袖和文化精英雖然經常標舉民族主義的旗號，但從文化上說，他們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就像彼時的俄羅斯精英一樣。另一方面，像早期的西歐各國和巴爾干鄰居一樣，保加利亞人也“發明”出民族的輝煌歷史，他們的國王會騎著白馬進入君士坦丁堡，復興保加利亞帝國。但這個國家的政治，就像鄰國羅馬尼亞一樣，完全是個人野心和利益的游戲，它的參戰更像是一次冒失任性的賭博。

塞爾維亞-尼什沿路所見

關于在俄國的經歷和觀感的敘述占了本書最大的篇幅，這些文字中亦可見到里德那種從事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的眼光。比如他談到俄國人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時空感。俄國人的生活空間總是顯得很空曠，而美國人雖有遼闊的土地，卻仍然生活在擁擠私密的空間中;俄國人的生活和勞作時間顯得很隨性，“機器制造的時間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當然，在俄國的被捕下獄的經歷，也讓里德更為真切地觀察這架巨型經濟和軍事機器的運作方式。讀罷里德的描述，感覺操縱這臺機器的是個草臺班子，它的低效和非專業，與里德在西線看到的組織嚴密的德軍形成兩個極端。

一些細節還為我們展示了當時俄國彌漫的仇外氛及其中的荒誕。街道上聽到有人說德語就會被當作德國間諜逮捕，但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德國人囂張地高喊“皇帝萬歲”，警察卻視若無睹;當然，統治階層及其幫兇總能找到機會利用一下民眾盲目的仇外和仇富情緒，這大概是極端意識形態盛行的時代經常見到的事。但另一方面，盡管俄德兩國處于交戰狀態，里德還是發現，德國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對俄國的影響和滲透有多深。在彼得格勒，從藥品到臨床診療，都需要從柏林獲得資源。里德在君士坦丁堡也發現了類似的情形。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固然是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但也是全球化導致各國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的戰爭，后一點也許是研究者可以深入發掘的議題。

里德對俄國人心態的描寫同樣有趣。在這個野蠻的警察國家，力量似乎更多來自各階層的順從，以及對“俄羅斯母親”和沙皇近乎宗教的迷戀。但說來有些奇怪，在這樣一個國家，稍有點文化的人都熱衷于談論靈魂問題，他們可以整夜滔滔不絕地聊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就是陀翁小說中那些著名場景的再現。同樣具有反諷意味的時，在這個如此注重靈魂、各種物理空間都十分開闊的帝國，卻容不下猶太人等少數群體。里德對于西線邊疆地帶哥薩克的反猶場景敘述，尤其讓人印象深刻。這些人本來是沙俄軍事機器中最下層的打手，“最卑微的奴隸”，但他們在猶太人面前耀武揚威，“像個貴族”。

不同類型的軍官

整個俄國社會都彌漫著反猶主義，前線的軍官公開縱容對戰區猶太人的屠殺。他們知道，猶太人在奧地利的地位更好些，“他們有公民權”，但在俄國，猶太人都是叛國者。這個不經意的對比令人唏噓不已。小說《拉德茨基進行曲》的作者約瑟夫·羅特就是來自奧俄邊境一個加利西亞小鎮(今屬烏克蘭，靠近利沃夫)的猶太人，一戰中他曾在東線作戰。他的身份和戰爭經歷可以讓我們理解，何以在他的小說中，哈布斯堡皇帝弗蘭茨·約瑟夫雖然老邁昏庸，但仍然不失為一個寬厚的父親，帝國最邊緣的孩子們還可以仰望他的庇護。然而這一切隨著帝國一起煙消云散了。像它毗連的巴爾干一樣，哈布斯堡君主國碎化為多個更具族群單一性的國家。是不是說多民族帝國比民族—國家更有利于少數族裔的生存呢?從當時俄羅斯帝國的情況來看，并非如此。但20世紀初就東歐和巴爾干的情形而言，約瑟夫·羅特對帝國的留戀和惋惜又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設，經常不利于其境內的邊緣群體。身份認同已成為今日世界的流行詞，但巴爾干和東歐的這段歷史經歷，使我們不能不反思基于族裔、語言、歷史——盡管經常是發明出來的——的認同帶來的排他性。

閱讀里德的這部著作，一個很鮮明的印象是經常出現的多語種、多族裔的環境。這讓我想起曾經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街頭看到的面貌。也許寬容是一種心態，與國家大小、人口多寡并無關系。里德讓人欽佩之處，是他能很好地適應和理解這種環境，并對各種群體的歷史淵源娓娓道來，展現出豐富的語言和歷史文化學識，這也足以激發讀者進一步鉆研的興趣。當然，里德的學識肯定也有不周之處，比如他提到，保加利亞的西蒙沙皇(10世紀上半葉)建立帝國二百年后，塞爾維亞的杜尚沙皇在同一片土地上建立了另一個帝國。不過，“塞爾維亞人的皇帝”杜尚是在14世紀中葉建立其帝國的，二者相距超過四百年。盡管有這些訛誤，但我們不能不為里德對于東歐和巴爾干歷史和現實的深入了解和精辟評述所折服。比如他認為，布加勒斯特是巴黎的拙劣模仿品;在莫斯科與圣彼得堡(當時稱彼得格勒)的俄羅斯“雙城記”問題上，里德的看法與大多數人不同，他認為后者更能象征俄羅斯，那里的恢宏與光鮮之下，是成千上萬農民的尸骸和鮮血。

在戰爭時期穿越巴爾干和東歐前線，里德看到的自然多是毀滅和屠殺等極端場景。很多場景和事件都是瞬時性的，但它們又往往具有長時段和結構性的背景。在我看來，這部作品提供了很多可以進一步思考的線索和入口。當里德來到貝爾格萊德前線時，目睹橫跨薩瓦河大橋斷裂，墜入渾濁的河水中。曾幾何時，這座橋梁還是西歐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東方快車”途經的鐵路橋。橋梁意味著連接、溝通、交流，它的斷裂極具象征性。在前南斯拉夫這片山脈河流縱橫、族群關系錯綜復雜的土地上，橋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里德書中提到了一條名叫德里納的河流，這不禁讓人想起伊沃·安德里奇的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四百年來，圍繞這座橋不斷上演悲傷凄慘的故事，但橋還是勉力維系，連接著兩岸的人民。然而，它最終無法抵御1914年的沖擊波，和薩瓦河大橋一樣在戰爭中被炸毀。

不過，正是因為這些不幸，我們今天對交流、溝通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因而仍在繼續搭建橋梁的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的翻譯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譯者以流暢的文字向我們轉述了百年前一位具有人類學家眼光的記者的敏銳觀感，并以豐富且專業的注解幫助讀者更好地進入戰時巴爾干東歐的戰場和后方。今天，這片土地上不同族裔和國家之間的芥蒂與沖突依然沒有消除，而里德當年的觀察對于理解當下，無疑是具有參考價值的。基于這些理由，我很樂意向大家推薦約翰·里德的這本著作，并向該著的譯者同道表達敬意。

《東線之戰：1915年穿越巴爾干之旅》

作者[美]約翰·塞拉斯·里德

譯者 李澤慧

出版日期 2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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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美國著名共產主義者里德投身革命前對于革命前東歐的反思，也為里德觀察蘇聯革命，投身蘇聯做了鋪墊。

◎游記散文類描述，對于巴爾干地區有著敏銳細致的觀察和精彩的講述；提供了關于巴爾干地區的第一手資料，對于理解當下的巴爾干，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力薦。

向上滑動瀏覽目錄

序言 /1

第一部 薩洛尼卡 /7

令人垂涎之城 /9

戰爭的東大門 / 21

第二部 塞爾維亞 / 31

死亡的國度 / 33

戰爭之都 / 47

向前線出發 / 56

奧地利炮火下的貝爾格萊德 /71

沿著戰爭前線 / 82

一個幾近滅絕的民族 /93

古切沃和尸谷 / 100

第三部 俄國 / 115

俄國的后門 / 117

新謝利察的生活 / 129

闖入布科維納 / 136

可怕的扎列希基 / 145

俄國大撤退的背后 /151

德國人到來之前的倫貝格 /168

一場樂觀的朝圣之旅 /175

被俄國人逮捕 / 182

在霍爾姆的監獄生活 /191

軟禁中的冒險 / 202

俄國的面貌 / 210

俄國的工業 / 219

愛國革命 / 224

猶太人的背叛 / 231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234

第四部 君士坦丁堡 /241

前往帝王之城 / 243

德國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 /249

伊斯坦布爾的心臟 /261

對一位王子的采訪 /273

第五部 燃燒的巴爾干 /281

陷入困境的羅馬尼亞 /283

保加利亞參戰 / 295

重訪塞爾維亞和希臘 /312

約翰·塞拉斯·里德

（John Silas Reed）

美國記者、詩人及共產主義者，生于俄勒岡州波特蘭，畢業于哈佛大學，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并任戰地記者，隨后經歷墨西哥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后創建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逝世于莫斯科，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

李澤慧,山東淄博人，畢業于浙江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專業， 自由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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