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山西重要考古新發現

各個項目出土的器物、壁畫等

考古學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學科，是用實實在在的文物譜寫信史的學科。早在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就點燃了科學考古的星火；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探究陶寺遺址時說過，“這里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的直根系”；多次往返云岡石窟做研究的宿白先生，更是從日本學界奪回了云岡石窟的話語權……在中國考古學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山西的考古事業尤為重要，有累累碩果，也閃爍著“滿天星斗”。

新時代下，山西的考古事業迎來新的征程——2023年6月，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成立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2024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與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進一步深化合作，實現全員互聘，資源共享，開拓了山西考古的新模式。在“2024年度山西重要考古新發現”評選之際，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傾力加盟，更為此次論壇增添了濃厚的學術性、研究性和可延展性。

對此，山西晚報·文博山西記者采訪了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陳小三教授，圍繞山西考古的獨特地位、科技考古的應用、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大考古”理念等話題，揭示山西考古的深厚底蘊與未來方向。

▲山西晚報2025年3月7日報道版面

▲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陳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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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考古的獨特地位與貢獻

一年一度的“山西考古項目匯報會暨山西考古新發現論壇”是我省考古行業的一次盛會，“山西重要考古新發現”的評選，更是彰顯了山西考古事業獨特的地位和貢獻。此次參與匯報的22個考古項目，是2024年山西考古工作的縮影和精華，時間跨度大、地區覆蓋面廣。陳小三教授表示，這些項目對于總結山西歷史脈絡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也讓公眾看到了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山西作出的突出貢獻。

“廟底溝階段，依然是山西史前考古的重點之一。”陳小三教授說，從現階段考古圖景上來看，整個廟底溝文化從陜晉豫交界地區向北發展的線路越來越明晰了，以往大家注意到了汾河谷地是廟底溝文化向北發展的主要線路，2024年度新發現的大寧道教遺址、呂梁之前發掘的德崗遺址和大同吉家村等遺址說明，呂梁山內也存在一條廟底溝文化向北拓展的線路。

▲大寧道教遺址出土的陶器

“在龍山文化階段，襄汾陶寺遺址的宮殿區和手工業作坊區都很重要，手工業作坊區陶窯和石灰窯在兩個毗鄰的獨立區域分布，如果他們屬于一個時段的話，說明這一階段手工業內部還存在進一步的組織和分化；陶寺墓地的新發現，盡管工作還在繼續，但是成組的彩繪陶、牙壁、牙璋等文物都說明，這些遺物的年代相當于陶寺文化晚期階段。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有忻州市保德縣林遮峪遺址、晉東南地區的晉城市沁水縣八里坪遺址、晉北地區的大同市云州區吉家莊遺址，這些新的發現排布到了山西整個省境的范圍，我們可以從更高的維度來看區域之間的聯系。原來大家認為陶寺遺址僅分布在臨汾盆地，而運城市絳縣周家莊遺址的出現，讓我們了解到運城北部也是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圍，近年來八里坪遺址早期遺存文化面貌與陶寺文化也非常接近。另外，在陜北地區的延安蘆山峁遺址的第一期遺存，也是和陶寺早期遺存是一樣的。如今，陶寺文化的早期分布范圍已經遠遠突破山西的臨汾盆地，呈現了4000多年前山西這片土地輻射開的王朝氣象。”

他介紹，曾經的考古工作者只是針對某一處的考古遺址來做研究，但是隨著山西考古事業的全面開花，考古項目的全境分布，考古人員能從不同區域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和先民們的生活場景，豐富的文化遺存串聯起來，讓歷史真相也逐漸明晰，這就是山西考古的優勢。

▲保德縣下川坪遺址周邊環境

此外，考古工作也絕非一蹴而就，學者們經年累月的發掘和研究，也使得考古的復雜性涌現出來。“以保德縣下川坪遺址為例，大家認為在山西的北方，龍山聚落可能石城較多，下川坪遺址沒有石城，反倒是位置更偏南的保德林遮峪遺址存在石城，這些石城內部存在石砌的房子，也可能存在窯洞式的房址，說明石城興起之后，當地居民的居住方式比較多元；沁水八里坪遺址發現了三重環壕，是一個規劃有序的大型聚落。第一期遺存和陶寺文化早期接近，第二期遺存文化因素既有來自北面的龍山文化階段的鋬手鬲，也有來自鄭洛地區王灣三期文化的小口圓肩罐，還有來自西部的陶寺文化因素。多重文化因素在此匯聚、碰撞，他們之間有什么關系？共性和差異性又是什么？這些也是現階段考古人員需要研究的問題。”

陳小三教授還介紹道，山西大同吉家莊遺址最近的工作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階段，可以看到源發自遼西地區的平底筒形罐等因素有自東向西發展的態勢，龍山文化晚期則能看到以鋬手鬲為典型器物的遺存，向東已經分布到了燕山山地南麓。

“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陳小三教授說，這三個大的階段，山西地區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靠持續推進的、高質量的考古工作來建構、豐富和完善山西在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絳縣東關金墓M8墓室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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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與“文物全科”模式

在此次考古項目匯報中，涌現出很多年輕的考古人——他們在考古工地沖鋒陷陣，在年度匯報“總結”中神定自若，將考古成果逐一介紹。歷史和文明需要傳承，而在本次盛會中，考古人才的培養成果和事業傳承令人驚喜。

從1978年起，山西大學就開始招收考古學專業人才，是全國最早開展考古學本科教育的高校之一。自2022年開始，山西省文物局等5部門為加強基層文物保護隊伍和考古隊伍建設，加快推動山西省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制定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費定向培養實施辦法》，由山西大學文博考古學院面向全省招收“文物全科生”。

山西省免費定向培養文物全科人才的舉措，在全國尚屬首例。如今，首批“文物全科生”已經進入大三后半學期階段。“文物全科生的培養模式，是要為基層文保單位輸送復合型人才，我們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式，培養學生在考古、文物建筑和博物館三大領域的綜合能力。”陳小三教授介紹，考古學是一項非常注重實踐的學科，鑒于文物全科生今后要服務基層，所以整個教學任務也更注重實踐，在一些考古項目發掘中，也會帶領學生們下工地進行田野考古，從考古發掘過程中學到相關知識，知行合一、教學相長。

值得欣慰的是，在2024年度開展的山西省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文物全科生自發地加入“四普”隊伍，到基層開展普查工作。在沁水八里坪遺址中，學生們也參與其中，在田野考古中增長見聞。大同市云州區吉家莊遺址，就是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教學研基地，課本上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真正地具象化，學生參與其中，觸摸著考古的溫度，感受著歷史的脈絡……

▲大同市云州區吉家莊遺址，

就是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教學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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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在山西的應用

時至今日，考古工作不再僅僅依賴傳統工具，而是融入了多種科學技術手段：探地雷達進行遺址勘查，光學測繪儀器、小型無人機可以進行測繪，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進行空間信息提取、分析與建模等。在此次匯報過程中，屢屢出現科技考古的身影，而昔日里一些費解的問題，也通過科技手段進行了釋讀。田野考古與科學技術的相互融合，是“大考古”的趨勢，也使得考古工作煥發新彩。

2024年12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學和山西省文化遺產勘測與保護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共建的“科技考古山西省重點實驗室”正式成立，重點聚焦和突破冶金考古、遙感考古、實驗室考古研究方向，與此同時，“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山西省實驗室”也獲批籌建，科技考古在山西方興未艾。

▲昔陽鐘村夏商墓出土的陶爵

對于這門“新鮮”技術，陳小三教授表示，科技考古并非獨立學科，因為所有的考古必須是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科技考古是考古研究獲取肉眼看不到的信息的手段，所以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比如北方的農作物多為粟和黍，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就出土了這兩種植物，但是在山西某一處遺址中發現了水稻，考古研究人員就會思索，復選的植物遺存中是否有穗稈兒？是整棵的，還是零散的？是不是代表著古人在千年以前，就可以種水稻？這些就需要科技考古來提升我們的認知，只有不斷擴充各類信息，才能使考古工作獲取的信息更加豐富和飽滿。”

交談中，陳小三教授也提到了“大考古”的理念，提到了山西乃至中國考古要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考古機構的宏偉目標，這也是現階段山西乃至中國文博工作者所努力的方向。作為考古界的學者，也是教育工作者，他有著自己的使命。“考古學科是多元學科，需要借力相關學科的發展，同時也需要從業人員要有終身學習的態度，如果我們要在世界考古中擁有話語權，就一定要不斷充實自己，借助國際合作，來拓寬我們研究的范圍和廣度。就目前來說，在各校考古學教學課程體系中，主要講授的是中國考古學，所以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考古人，能夠走向世界。目前不少考古機構已經在境外參加考古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也與中亞地區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當我們的視野和研究方向不斷走出國門之際，我們的考古事業就會有國際化的飛躍。”陳小三教授坦言，在中國考古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大家都在蓄力，甚至已經有了一些成果，“這只是靜待花開的過程”。

專訪結束時，陳小三教授表達了對山西考古未來發展的信心：“山西考古不僅承載著歷史的厚重，更肩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我們將繼續探索科技與考古的結合，培養更多優秀人才，為中華文明的深入研究貢獻力量。”

▲大同平城區文瀛南路北魏墓地出土的石枕

（圖文來源于“文博山西”，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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