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國翔，作者授權發布

最近偶然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訪談，采訪對象是復旦大學的校長（編者注：），內容是“復旦將進行一場‘大手術’式的改革”。復旦大學素來以文科著稱，“改革”一詞又頗能令人引發對于“理想”的期待，因此，作為高校文科教師，我自然多了幾分留意。認真閱讀之后，對兩個問題不免產生了疑問。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既不專屬于某一所大學，更是所有關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養的人都會思考的。

第一個問題，是“誰之大學”。在那篇訪談中，復旦校長在面對教師們的異議時，以“復旦大學究竟是誰的大學？大學究竟是老師的大學，還是人民的大學？”這一反問來加以反駁。如所周知，20世紀以來，在主流話語中，“人民”一詞早已具備了至高無上的權威。當復旦校長提出這一反問時，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應對的。大學應該是人民的大學，對此，我也舉雙手贊成。不過，“人民”如果是一個實實在在而非抽象空洞的概念，那么，“人民”包括誰？就不能不是一個立刻需要加以思考的問題。

對人類而言，“人民”是不是應當包括所有的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人民”是不是應該包括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每一個人？對于一個單位而言，“人民”是不是應當包括構成這個單位整體的每一個成員？對于一所大學來說，“人民”是不是首先應當包括這個大學的每一位師生和員工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大學究竟是老師的大學，還是人民的大學”這一反問，恐怕就難以成立了。因為且不論“老師”既不在“人民”之外構成一個不屬于“人民”的群體；對于一所“大學”的“人民”來說，老師更是一個直接的、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進一步而言，如果“師生”構成“大學”的主體，那么，在“師”與“生”之間，老師對于一所大學而言恐怕更為基礎。俗語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至少從流動性的角度來看，高校的教師較之學生，顯然是更為穩定的構成群體。當然，這絕不是說學生不重要。恰恰相反，優質的生源對于一所高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如果沒有優秀的教師，素質原本良好的學生，恐怕也難以成才，甚至會被帶偏了道。不然，“誤人子弟”這句至今流傳的古語，就不知從何說起了。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一所大學的好壞，恐怕首先取決于師資的優劣。當復旦校長在訪談中聲稱：“對我們來說，文科一定要做得非常精，你必須是所在領域里最頂尖的人”，顯然表明，他也很清楚師資對于一所大學的重要性。

當然，對于任何一所好的大學來說，“要做得非常精”、“必須是所在領域最頂尖的人”，難道僅僅應該是對文科的要求嗎？這一標準是否同樣適用于其他所有的學科呢？這恐怕又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是“何為大學”。或者說，是“大學應當是一個什么樣的場所”這一問題。復旦校長在訪談中的一些看法，恰恰也關乎這一問題。而這一問題，同樣既不只屬于某一所大學，也是任何關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養的人都會思考的。不過，這一問題涉及的方面實在太多。這里，我也只能圍繞復旦校長在訪談中提到的幾點內容，大致談一下我因之而生的思索。

第一點，復旦校長表示：“老師對學生需要學到什么考慮得不夠多。更多的是這個課原來怎么講就怎么講，想講什么就講什么，能講什么就講什么。真正的教學必須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但幾乎所有學校的教學都是以教師為中心展開的。我們這次教育教學體系動了大手術。”乍聽起來，這句話似乎不無道理。但是，正如所謂“教師的大學”和“人民的大學”并不構成一對互斥的概念一樣，“以學生為中心”和“以教師為中心”是否一定是彼此矛盾的關系呢？

當復旦校長對大學教師“想講什么就講什么，能講什么就講什么”表示不滿，并在此基礎上宣稱對“教育教學體系動了大手術”時，我們大概可以明確在他心目中所謂“以學生為中心”是什么意思了。不過，恰恰就在這一點上，恐怕是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

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大學以“育人”為目標。而大學所育之人，當然包括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內的所有學生。換言之，大學應當是一個培養學生、使其將來有所成就的場所。所謂“以學生為中心”，恐怕應該且只能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如果對大學教師“想講什么就講什么，能講什么就講什么”不以為然，那么，我們不禁要思考：“想講什么就講什么”，固然未免任意；但如果教師不是講其所“能講”，難道要教師講其所“不能講”嗎？換句話說，任何一位教師向學生講授的內容，恐怕只能是自己的專業所學，也就是“講其所能講”。舉例而言，一位中國歷史領域的教授，只能向學生講授中國歷史，這自然是“能講什么就講什么”。試想，如果我們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不當如此，那么，讓中國歷史領域的教授去講量子力學，讓量子力學領域的教授去講中國歷史，這樣一來，是不再 “能講什么就講什么”了。可是，這豈非成了“亂講”？教師“亂講”之下，豈非“誤人子弟”？

再者，什么叫“真正的教學必須以學生為中心”？關聯于“老師對學生需要學到什么考慮得不夠多。更多的是這個課原來怎么講就怎么講，想講什么就講什么，能講什么就講什么”這句話來看，這里涉及的恐怕主要是課程設計和培養方案的問題。然而，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是否意味著課程設計和培養方案的主體便應當由教師改為學生了嗎？換句話說，教學以學生為中心，便意味著課程設計和培養方案應當由學生而非教師來決定嗎？這顯然是行不通的。且不論本科生，即便是碩士生、博士生，仍然處在“學藝未成”或至少是“學藝未精”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學生的主要任務，仍然是系統學習所在院系的專業。而所學能否稱得上“系統”，一個最主要的指標，就是看其是否經過了較為完整的課程學習并完成了合格的畢業論文。那么，誰來承擔設計相關專業較為完整的課程體系并評定學生畢業論文的合格與否呢？這一責任，恐怕只能委之于相關專業的教師們。

至于什么才叫“充分考慮學生需要學到什么”？其實很簡單，如果一個學生想學到自然科學（sciences）、人文學科（humanities）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等領域內任何一個專業的知識、而且是最新的知識，一所大學都能提供相應的、具備足夠水準的師資，這就是（也才是）對學生需要的充分考慮。試想，如果有學生對哲學、歷史和文學感興趣，一所大學卻缺乏足夠水準的教師去指導這些學生，甚至于根本沒有哲學、歷史和文學的專業供學生去選擇，那還能夠稱得上對學生的需要考慮得多嗎？

因此，“以學生為中心”和“以教師為中心”，并非彼此矛盾的關系。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這兩句話應有的涵義。如上所說，對于這兩句話應有的涵義，如果我們有了清楚的理解，就不會認為二者非此即彼了。

第二點，當《南方周末》的記者問道：“2024年采訪你的時候，你說大學不是學知識的地方”，復旦校長并未否認，而是進一步回答說：“大學不是學知識的地方，也不是學技能的地方。知識和技能會一點就夠了，更何況在人工智能時代，把人和人之間知識的差異基本拉平了。關鍵是怎樣去理解知識，用好知識，駕馭知識。最好的辦法是什么？在受教育的時候，不是去學習，而是去實踐和思考。”

當我看到“大學不是學知識的地方”這句話時，未免愕然，百思不得其解。在大學里，如果說人文學科尤其像哲學這樣的專業更注重反省與思考能力的培養，而非只是知識的掌握，與之相較，理、工、農、醫類的專業，歷來首先注重的便是專業知識的掌握。可以設想，對于理、工、農、醫領域內任何一個專業的學生來說，如果首先不去學習最先進的專業知識，“不是去學習”，試問又能夠去“實踐和思考”什么呢？事實上，即使人文學科，學習知識也應當是學生的首務。就算是似乎更注重培養反省與思考能力的“哲學”專業，也同樣必須首先學習古今中西的哲學知識，知道哪些問題已經被思考過、以何種方式被思考、以及被思考到了什么程度，在此基礎之上，在這一“學習”的過程當中，才能形成和不斷提高自身反省與思考的能力。總而言之，深厚的知識基礎，恐怕是任何專業領域都需要的。佛教里有“轉識成智”的術語。在這一表達中，“智”是高于“識”的。但是，即便在這樣的看法中，“智”也是要從“識”中“轉”出的。沒有“識”，“智”恐怕也就失去了“轉出”的基礎。

“理解知識，用好知識，駕馭知識”當然不錯，但前提是得先具備和掌握知識。否則的話，所謂“理解、用好、駕馭”，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基礎。那么，如何具備和掌握知識呢？恐怕除了“學習”之外別無它途。因此，“在受教育的時候，不是去學習，而是去實踐和思考”這句話，不免令人費解，難道“受教育”和“學習”不是一回事嗎？在通過學習獲得足夠的知識、在掌握足夠的知識從而形成認知和反省的能力之前，不知又能夠“實踐和思考”什么呢？

至于提及“人工智能時代”，當然表現了復旦校長前瞻的眼光。不過，即便到了人工智能的時代，“人和人之間知識的差異”是否就會被“基本拉平”？恐怕還是一個言之尚早、未易斷言的問題。

第三點，是關于“跨學科”或“交叉學科”的問題。在訪談的最后，復旦校長似乎頗以自己學校的“學科的跨度”為榮。所謂“作為一個綜合性大學，學科的跨度是創新很重要的基礎”這句話，自然也表明了他對于“跨學科”的肯定和重視。這些年來，“跨學科”或“交叉學科”成為不少大學校長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包括復旦在內的不少大學，也都出現了一些有益且成功的嘗試。不過，在肯定這一方向的同時，對于可能出現的問題，也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比如說，且不論多學科之間的“跨”與“交叉”，即便是兩個不同學科之間的相“跨”與“交叉”，要想“跨”與“交叉”得好，前提也得是對于所“跨”和“交叉”的兩個學科都要有足夠深入的研究，否則的話，恐怕只能流于浮泛的“拼盤”和“雜拌”，難以做出真正的創新。所謂“掘井及泉”，深入任何一個專業領域，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要在兩個乃至多個領域都能深造自得，恐怕就更是難上加難了。此外，不同學科之間差異巨大，且不論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跨”與“交叉”，即便是同屬自然科學的不同學科之間，彼此相“跨”和“交叉”所要面對的鴻溝，也不是咫尺之間。總之，如何真正實現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與創新，而不只是制造一些眩人耳目的煙花與泡沫，恐怕還需要在實踐中保持足夠的審慎。

當然，在《南方周末》對復旦校長的訪談中，還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問題，比如“準聘—長聘”制的問題，文科在大學中的定位問題，都值得深入思考。無論大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說明了這些問題的重要。并且，大家愿意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如何“見仁見智”，也都是出于一個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如何使我們的高等教育辦得更好，如何使大學成為一個為社會輸送人才的場所。如果說“師生”構成“大學”的主體，那么，只有每一個教師都擁有足夠的尊嚴，才能夠不斷建立知識，創造思想；每一個學生都能學到其所愿學，才能充分建立自我，健全心智。這樣的師生構成的“大學”，也才能如其中文“大學”這兩個字的本義那樣，成為既產出知識和思想，更塑造人格的所在。

202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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