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徽省統計局發布的一組數據宣告了合肥的里程碑式突破:2024年,合肥相比上年增加14.9萬人,常住人口達1000.2萬。
這意味著,合肥不僅成為國內第18個千萬人口大市,也成為長三角繼上海、蘇州、杭州之后的第四座“人口大城”。
隨后,合肥官媒在頭版報道了此消息,正式宣布合肥成為“全國第16座‘雙萬城市’”。
所謂“雙萬城市”,指的是城市GDP破萬億GDP,常住人口數破千萬,這是一座城市最為重要的競爭力和吸引力衡量指標。
不過,快速增長的人口,對于合肥來說,或許“喜憂參半”。
二十多年前,合肥區域面積俗稱“三縣一郊”(肥東縣、肥西縣、長豐縣和西北部的郊區),市區也只有東市區、西市區和中市區三區。
“家”不大,自然人口也不會多。
那時的合肥總面積不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大約400萬,GDP常年在80名開外。
由于發展有限,合肥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戲稱為“中國最大的縣城”。
合肥老照片
這種“三縣一郊”的格局一直延續到2001年年底,合肥開始了大范圍的區劃調整。
整個城市以老城區為核心,向東北、西南三翼拓展,保持“多中心、組團式”布局。市區分為老城區、東區、北區、西南區和新城區,共設1個市級中心和5個市級副中心。
合肥四區格局
合肥城市大發展的框架就此打下,崛起關鍵在于對新興產業的精準布局。
自2008年引入京東方,到投資蔚來汽車,再到扶持長鑫存儲、晶合集成等芯片企業,合肥憑借政府資本撬動產業鏈,打造出“芯屏汽合、急終生智”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涵蓋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終端等領域。
而產業急速發展,使得合肥的“客廳”面積又不夠了。
于是,2011年,合肥與蕪湖、馬鞍山“三分巢湖”,一舉獲得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和超百萬人口增量。
這場行政區劃調整不僅拓展了合肥的城市框架,更直接提升了經濟總量和人口基數,讓合肥攬八百里巢湖煙波,正式從“濱湖時代”進入了“環湖時代”。
不僅如此,落戶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成為合肥崛起的核心變量。
合肥曾將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投入中科大建設,經過半個世紀,這場“傾城之戀”收到了回報。
中科大反哺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孵化合肥企業上千家,不僅形成“科大硅谷”創新集群,也使得合肥每10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者達2.8萬人,是全國的1.6倍(2023年數據)。
合肥高新區科大硅谷中安創谷產業園。圖片來源:中國網美麗合肥
這意味著,在合肥千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近300萬,成為合肥高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
此外,最能拉動人口增長的產業通常具備兩大特征:勞動密集型崗位基數大于新興產業高收入潛力。
合肥的產業發展呈現出“雙輪驅動”的格局,也正體現了這兩點。
一方面,智能家電和新能源汽車制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例如,京東方與蔚來合肥工廠吸納了近萬名技術工人;另一方面,芯片設計、人工智能研發等新興產業憑借高收入潛力吸引了大量高學歷人才,讓科大訊飛、國盾量子等企業成為高端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訊飛小鎮。圖片來源:合肥日報 楊鳳炆/攝
這種“雙輪驅動”模式不僅承接了省內勞動力回流,還吸引了長三角地區的高端人才流入,成為合肥人口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2024年合肥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達14.8%,居萬億城市首位,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國近10%,新型顯示產業規模突破2000億元……
可以說,這些高附加值產業很大部分,都是拜年輕技術人才涌入所賜。
合肥人口增長也與自身加入長三角大家庭有關。
2016年,隨著國務院批復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公布,明確了合肥作為與南京、杭州并列的“副中心城市”地位。
昔日被邊緣化的合肥,隨即憑借“八縱八橫”高鐵網絡躍升為連接長三角與中西部的重要節點,不僅加速了人才流動,更讓合肥從“長三角后花園”轉變為“科創走廊樞紐”,為產業布局奠定基礎。
花了20年時間,這座長三角地區曾經不起眼的省會城市,終于完成了從“江淮小邑”到“科創黑馬”的蛻變。
合肥蔚藍商務港百利中心CBD。圖片來源:千庫網
更深入一點來觀察,快速增長的“產城人”融合的自然生態,才是合肥這幾年人口增長的最底層邏輯。
隨著各類合肥押注的新興產業順利落地,產業躍遷不僅給合肥帶來豐厚的投資回報,更帶來人口爆發式增長。
人隨產業走,這是客觀經濟學規律,合肥的人口晉級之路,正體現了這一點。
可有一點也不能不提,就是合肥的“強省會”戰略帶來的影響力。
2024年,安徽常住人口為6123萬人,較上年僅增長2萬人,僅合肥一地就增加了十多萬人,這反過來則意味著省內其他地級市大多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人都跑合肥去了。
合肥近年來人口結構和增長的數據,或許更為直觀:
2023年合肥碩士以上人才流入量同比增長37%,高出杭州15個百分點;
2024年,合肥機械增長人口(人口凈流入)達到13.1萬人,占凈增常住人口的87.9%
2024年,合肥出生人口達到7.9萬人,出生率為7.98%,高于全國、全省1.21和1.81個千分點。
圖片來源:合肥發布
這些令很多城市羨慕的數據,無不顯示出合肥對人口的強大吸引力。
可以說,人口數量大幅攀升,人口質量也同步提升,成為了合肥千萬人口最大的亮點。
這種“產城人”協同模式,推動合肥從長三角“邊緣城市”躍升為科創樞紐,2024年GDP達1.35萬億元,增速6.1%,居萬億城市之首。
不過,站在千萬人口的門檻上,王藥師對合肥依然有著深深的“焦慮”。
隨著城市不斷升級轉型,合肥面臨的產業升級與就業結構錯位的矛盾逐漸顯現。
首先是隨著大規模自動化技術的普及,合肥的產業巨頭可提供的就業崗位將越來越有限。
比如合肥比亞迪汽車基地,同等產能的傳統車企通常需要超過10萬人的就業崗位,但比亞迪自動化率超90%的生產線大幅壓縮了人力需求,實際提供的用工規模未來只會越來越少。
比亞迪自動化生產線
此外,那些光鮮亮麗的高科技產業,對本地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吸納能力也極為有限
合肥的高科技產業,如京東方、長鑫存儲等龍頭企業,雖然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本地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吸納能力相對有限。
這些企業的人均產值較高,據估算可達380萬元,是傳統制造業的6倍。然而,每億元產值僅能創造約0.8個崗位,遠低于傳統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這種高產值、低就業的城市發展特性,使得新興產業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壓縮了普通勞動者的就業機會。
因此,如何通過產業生態培育間接帶動就業,同時倒逼勞動力技能升級,成為合肥人口增加的同時,不得不重視的新課題。
更令人憂慮的是,合肥持續進行的傳統制造業“騰籠換鳥”,又進一步加劇就業壓力。
2024年,合肥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8%,創下近3年同期新高。
可同期的數據也顯示,合肥制造業就業增速卻降至五年最低。
合肥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合肥第二產業從業人數為158.8萬人;2019年達到峰值172.6萬人;2020年隨即降至159.8萬人;而2023年,第二產業從業人數僅比2022年增加1.1萬人。
這種“長板突出、短板刺眼”的現狀,其實也是合肥等產業城市轉型期共同面臨的深層矛盾。
結構性矛盾在勞動力市場上體現得更為顯著。
2024年,一則“看過凌晨4點的合肥勞務市場,我決定年底不辭職了”的視頻在網上熱傳。
視頻內容講述的是,每天凌晨4點,當城市還沉浸在寧靜的夜色中,合肥周谷堆勞務市場已經熱鬧非凡。
數百名合肥本地和外地的中年務工人員聚集在此等待開工,他們所求的也多是泥工、力工、保姆等低端工種。
視頻中的求職者,平均年齡55歲左右,大多負擔經濟壓力,要養活一家人。
這個視頻記錄了農民工群體艱難的生存狀態,也映射出合肥大量新增人口帶來的崗位競爭激烈現狀。
說白了,合肥雖然千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已經不少,但還有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
2024年,合肥新增了21.43萬個就業崗位,但超過一大半都是靠社區服務、物流配送這些文化要求不高的崗位,薪資也只有三千多元,工資漲幅趕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漲速度。
與此同時,像集成電路這樣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明明政府大力支持,企業也急需人,可因為技能不匹配,招人特別難,有些崗位投簡歷的人少得可憐,根本滿足不了需求。
合肥集成電路總部基地與集成電路封裝測試產業園
結果就是,合肥許多中年人只能去跑外賣、開網約車這種靈活就業的活,收入不穩定,日子過得極為艱難。
客觀來說,合肥政府主導的產業豪賭創造了經濟奇跡,但就業結構的優化依然需要漫長時間沉淀與多方社會協作才能解決。
而時間對合肥來說,更為寶貴,因為老齡化已悄然逼近。
根據合肥相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年底,合肥市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159.38萬人,占總人口的19.75%;65周歲以上老年人口121.98萬人,占總人口的15.11%。其中,失能及部分失能老年人口4.27萬人。
雖然合肥老齡化率(12.3%)依然低于全國,但隨著人口基數不斷增長,老齡化帶來的養老、空巢老人等問題也在日益增加。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截至目前,合肥市已累計建成并運營54個養老服務綜合體,提供養老床位1548張,日均服務老年人近4萬人次,這與龐大的老齡群體需求依然存在差距。
“養老綜合體”開展閱讀和手工活動。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與此同時,合肥的經濟增長雖然迅速,2023年人均GDP突破了10萬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5.9萬元,遠低于南京的6.9萬元和杭州的7.1萬元。
雖然這種“未富先老”的現象在合肥之外的其他城市同樣存在,可對于合肥這樣通過新興產業快速生長的城市,更值得高度關注。
因為過快的城市產業發展,以及短期內未能實現就業結構平衡,往往使得中老年群體在經濟上的脆弱性更為明顯。
還有與千萬人口并不匹配的軌道交通里程,當上海、北京等千萬人口城市的軌道交通都已突破800公里時,合肥5條軌道交通總運營里程只有231.8公里,全國排名19位。
合肥軌道交通路線圖
還得替合肥市民吐槽一點的是:
盡管合肥的房價比南京、杭州低30%,但核心區(如政務區、濱湖新區)的均價已突破2.5萬元/平方米,年輕人的購房負擔比(房價收入比)高達12,超過武漢的11.1和成都的10.7,住房壓力不容小覷。
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座千萬城市治理能力的終極考驗,也是所有城市必須直面的發展悖論。
當城市規模擴張遇上產業升級陣痛、當人口紅利消退遭遇公共服務短板的“剪刀差”,唯有打破“GDP至上”的路徑依賴,在就業質量、民生福祉等“隱性指標”上構筑護城河,才是一座真正留住人的城市。
畢竟,真正的城市競爭力,不在于人口數字的膨脹,而在于每個新市民能否在這里觸摸到希望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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