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銀行家雜志｜作者：劉錫良 孫青志｜責任編輯：董治

探尋商業銀行高質量發展之路

編者按：2025年1月12日，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召開2025年監管工作會議，深入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金融系統工作會議精神，總結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點任務。會議指出，2025年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切實提高銀行業保險業高質量發展能力。督促銀行保險機構強化資產負債聯動管理，苦練內功、降本增效，著力夯實可持續發展基礎。”

近年來，受經濟周期、宏觀政策、金融結構和銀行經營戰略等多重因素影響，我國金融市場進入低利率時代，商業銀行凈息差持續收窄。面對經濟增長和利率中樞移動趨勢性放緩的宏觀形勢，商業銀行一方面需要持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不斷提升經營效率及盈利能力，持續做優做強，建設強大的金融機構，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

在此背景下，我國的銀行業如何科學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涵及根本要求，轉變發展方式，培育新的業務增長點；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實現高質量的差異化發展，都是迫切需要我們回答的問題。為此，本期特別關注欄目邀請業內專家圍繞這個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參考。

前言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降準降息作為寬松貨幣政策常規操作，在增加信貸資金、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對賺取凈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的銀行盈利模式也形成挑戰。凈息差是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因存貸款利率的非對稱上升或下降而動，做好凈息差管理、增強盈利能力是銀行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命題。

國外學術界關于銀行凈息差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在墨西哥，平均運營成本和勒納指數（Lerner Index）是銀行利差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銀行的市場競爭力較強，就會設定一個更高的中間利差，而運營成本較高的銀行通過向信貸客戶收高利息、向存款客戶支付低利息的方式獲得更利差（Maudos et al.，2009）。從拉丁美洲來看，金融自由化進程改變了銀行業結構，并消除了資本進入壁壘、利率上下限和信貸配額等各種限制，更加高效和競爭的市場結構是利差走低的重要影響因素，在經濟增長對利差貢獻減少的同時，增加貸款在總資產中的份額可擴大利差（Chortareas et al.，2012）。低利率環境對銀行的利息收入的影響比對利息支出的影響更大，相對于資產負債表期限較長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期限較短的銀行受到的影響更大（Claessens et al.，2018）。負利率政策會使銀行的利差和盈利能力下降，同時，其下降的程度也與銀行的規模、資金結構、業務模式、資產重定價和產品線專業化等有關，大型銀行通過對沖和貸款多樣化、利息收入與非利息收入業務模式調整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負利率政策的影響，而小銀行受負利率政策的影響則相對更大（Molyneux et al.，2019）。

隨著國內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銀行凈息差管理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凈息差與非利息收入在我國銀行業總體中互為負向的替代關系（劉莉亞等，2014），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的凈息差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申創，2020），而黎夢和廉永輝（2020）的研究發現，利率市場化對銀行凈息差具有顯著的倒“U”形影響。另外，銀行風險承擔與凈息差也呈現倒“U”形關系，服務實體經濟可以獲得與其風險承擔相匹配的凈息差收益，銀行穩定發展源自實體經增長（孫青志和劉錫良，2023）。服務實體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優化市場結構和資產負債結構、完善監管S機制，可以促進銀行業凈息差穩定在合理區間（熊啟躍等，2024）。

國內外學者關于銀行凈息差的研究重點集中于金融市場環境和銀行經營管理方面，盡管有學者關注到服務實體經濟對凈息差的影響（孫青志和劉錫良，2023；熊啟躍等，2024），但未深入剖析凈息差與產業利潤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生息理論，銀行利潤來自產業利潤，凈息差反映了“產業—銀行”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但鮮有文獻沿著馬克思利息論深入研究銀行凈息差管理實踐。本文結合馬克思主義金融思想中國化的新成果，在分析銀行凈息差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低利率環境下銀行做好凈息差管理、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

銀行凈息差的發展趨勢與理論簡析

銀行凈息差的發展趨勢

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推進，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差異化成為競爭常態，各銀行凈息差的差距也逐漸形成。根據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發布的銀行監管指標，截至2023年末，商業銀行凈息差為1.69%。圖1是根據Wind數據計算的2008年至2023年銀行機構的平均凈息差，國有大型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凈息差均呈下降趨勢。其中，國有大型銀行由2.95%降至1.63%，下降1.32個百分點，降幅達到44.75%；股份制銀行由2.91%降至1.76%，下降1.15個百分點，降幅達到39.52%；城商行由3.94%降至1.69%，下降2.25個百分點，降幅達到57.11%。依照最新監管統計數據，截至2024年末，商業銀行整體平均凈息差已降至1.52%的歷史新低。

銀行凈息差的理論簡析

凈息差是利息收入減去利息支出后與生息資產的比例，借貸利息是銀行利息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利息支出由存款性負債產生，故凈息差作為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相對指標，主要受存貸款利率變動影響。利率市場化改革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管制，凈息差的影響因素變得更加復雜。其中，存貸款平均市場利率和銀行風險承擔能力是影響凈息差的主要因素，風險承擔能力與凈息差具有倒“U”形關系（孫青志和劉錫良，2023）。按照資金來源決定資金運用原則，凈息差與生息資產和付息負債的平均利差正相關，存貸款市場利率的非對稱變動影響凈息差空間。

根據馬克思的生息理論，借貸利息由利息率和借貸資本量決定，最終來源于產業利潤。因此，凈息差反映了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降低凈息差是銀行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讓利過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健全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創業投資，梯度培育創新型企業。對銀行來講就是要向企業讓利，以合理凈息差增加信貸供給，支持實體企業高質量發展，適度參與“產業—銀行”的利潤分配過程。

合理凈息差應與經濟發展階段和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相適應。當前，支持實體企業高質量發展是銀行的歷史使命，合理凈息差水平首先要保障實體企業穩健發展，其次兼顧銀行風險承擔能力。凈息差過高，銀行分配到更多的產業利潤，但不利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企業的創業投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會受阻。凈息差過低，企業分配到更多的產業利潤，有利于吸引耐心資本參與產業創新，培育各類創新企業；但銀行可能面臨風險覆蓋的不足，甚至出現銀行風險承擔與凈息差邊際效應為負的現象，這就會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動力，長期還會形成風險積累進而影響銀行的穩定。

隨著適度寬松貨幣調控政策的實施，仍存在貸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的可能性，凈息差收窄的壓力依然未減，在“產業—銀行”的利潤分配機制中，政策與市場仍傾向銀行對企業讓利。因此，低利率環境下做好凈息差管理、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這是銀行經營實踐中需要面對的戰略命題。

低利率環境下銀行凈息差管理的挑戰

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新增經濟總量足使各銀行獲得期望的凈息差。進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綠色發展，降低了發展速度，提升了經濟質量。此時，經濟效益之外的社會環境責任已上升為企業的發展戰略，為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支持企業積極承擔社會環境責任，需要銀行向企業讓利，伴隨低利率的凈息差收窄給銀行經營管理帶來挑戰。

資產負債結構的挑戰

資產負債結構是決定利差的重要因素。依據人民銀行發布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末，銀行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為51.44%，存款占總負債的比例為75.67%，存貸款業務在銀行資產負債中居重要位置。圖2是以Wind數據為基礎，計算出的銀行定期存款和公司活期存款分別占總存款的比例，2010年至2023年，高成本的定期存款占比呈上升趨勢，國有銀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1.01%上升到57.77%，股份制銀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7.4%上升到55.81%。而低成本的企業活期存款占比呈現下降趨勢，國有銀行企業活期存款占比由30.09%下降到20.92%，股份制銀行企業活期存款占比由38.49%下降到31.21%。存款結構定期化趨勢使得銀行付息成本上升，加速凈息差收窄。

從貸款結構來看，我國信貸資源高度集中于房地產、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文書洋和劉錫良，2018）。圖3的Wind數據顯示，國有大型銀行的個人貸款余額占比持續上升，由2010年的24.09%上升到2021年的41.28%，可能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增長較快所致，但對企業貸款會形成擠出效應。金融房地產及建筑業貸款余額占比較為平穩，平均占比保持在8.89%。上述兩類貸款沒有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形成新質生產力，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對銀行凈息差產生負效應。直接用于價值創造的制造業貸款余額占比呈現出下降趨勢，占總貸款的比例由2010年的17.8%降至2023年的11.76%，這可能是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等制度約束與技術進步淘汰落后產能所致，也可能是綠色低碳循環類制造業信貸供給不足，產能替代轉換滯后所致，這必然對銀行凈息差產生直接影響，在低利率環境下會進一步壓縮銀行的息差空間。圖4的Wind數據顯示，上述信貸資金投放領域，在股份制銀行總貸款中的占比，表現出了與國有大型銀行高度同質化的發展趨勢。同質化的信貸結構在降息周期會加劇競爭，壓縮銀行凈息差空間，影響銀行業穩定。

收入成本管理的挑戰

從收入結構來看，銀行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兩部分。圖5是依據Wind數據計算的銀行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近年來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表明銀行服務創新對收入的貢獻下降。2016年以來，國有大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降至30.3%；股份制銀行的非利息收入降至25.94%，非利息收入對銀行效益的貢獻逐步下降，進一步增強了銀行對凈息差的依存度。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轉軌期，國家實施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使得高度依賴凈息差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戰。

從成本結構來看，銀行的成本收入比應控制在35%以內。圖6是依據Wind數據計算的成本收入比均值，2010年之后，各銀行的成本收入比呈現下降趨勢，逐步滿足35%的合規要求；但2020年達到低點后再次向35%的監管標準趨近。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資產規模差距巨大，但成本收入比的發展趨勢高度同質化，規模總量與成本收入比未呈現負相關關系。人民銀行的信貸收支表顯示，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由2010年末的47.92萬億元增長到2023年末的242.42萬億元，增長5倍之多。2023年末，銀行機構的總資產達到471.29萬億元，總負債為383.12萬億元。與該期間的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大幅上升相比，銀行的運營成本并未呈現出規模經濟效應，而是持續保持在30%-35%之間。在低利率環境下，凈息差對銀行盈利的貢獻下降，而成本管理卻表現出剛性特征，給凈息差管理帶來更大挑戰。

客戶結構與區域經濟的挑戰

在政策利率下行導致凈息差收窄的同時，銀行信貸客戶集中度表現出國有化趨勢，議價能力較強、政策紅利較多、資金相對富裕的央企和地方國企一直是各銀行競爭的優質客戶，信貸資源閑置或轉貸子公司的現象時有發生，影響銀行息差收益。議價能力較弱、市場話語權不足、發展潛力巨大的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企業，常因社會資金成本高或銀行信貸資金供給不足，影響技術改造與創新發展，而不利于銀行提升凈息差。

在經濟發達區域，市場環境好且外部干預較少，企業經營發展穩定，經營效益持續增長，各銀行在信貸資源配置上給予更多的利率優惠和授信支持，競爭使得發達經濟區域的貸款利率繼續下行，壓縮銀行的息差空間。在經濟滯后區域，新興產業、綠色產業和先進制造業起步較晚，市場化程度低，風險較高，銀行信貸供給常有不足，對企業技術改造和經濟結構轉型形成制約，不利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效益貢獻，銀行失去通過風險溢價獲得較高凈息差的機遇。

定價能力的沖擊

雖然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但銀行要完全依靠市場利率競爭發展，仍面臨較長的創新探索之路。目前，LPR以代表性銀行報價的方式通過全國銀行間市場發布；存款利率通過自律機制的定價行為管理，定期評估銀行存款付息率偏離度和落實存款利率合意調整幅度情況，以保持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定價能力成為銀行凈息差管理的決定性因素。全國大型銀行具有風險管理、資金管理、決策信息等優勢，有利于形成較強的定價能力，在存貸款市場顯示出較強競爭優勢，能夠較好管控凈息差。而對于定價能力較弱的區域中小銀行，市場競爭壓力較大，常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上浮存款利率與大型銀行競爭優質客戶資源，對凈息差管理產生較大沖擊。

向企業讓利的壓力

按照馬克思主義生息資本理論，銀行資本以特殊的流通形式貸給企業形成職能資本，企業生產出產品并出售賺取收入，用于償還貸款和利息后作為利潤。文書洋等（2023）結合馬克思關于“利息來源于利潤”的經典觀點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金融為實體產業提供服務，并適度分享利潤，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金融業分享的利潤超過一定限度，就會阻礙產業資本積累，損害經濟增長。中國經濟正在向高質量發展轉軌，不僅面臨“雙碳”目標、節能減排、清潔生產、生態修復、環境保護等綠色轉型壓力，更要面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等技術創新應用的挑戰，需要銀行縮小凈息差空間向企業讓利，以較低的利率向實體產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以承擔經濟社會環境責任。

近年來的持續降準降息，從資金總量和利率兩個途徑，銀行積極支持企業降本增效、做優做強。凈息差收窄正是銀行向企業讓利、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責任體現，在低利率環境下銀行需要與企業共同應對轉型發展挑戰。

低利率環境下國外銀行的凈息差及管理措施

美國銀行業的凈息差

為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新冠疫情，美聯儲實施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減緩經濟下行壓力。新冠疫情期間，企業效益下降，失業率上升，東方財富的數據顯示，2020年4月失業率達到14.08%的歷史高位，經濟持續陷入衰退，美聯儲重啟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并再次將聯邦基金利率下限降至零，對銀行凈息差產生較大影響。

圖7是銀行年報中披露的凈息差，受零利率政策影響，美國三大銀行凈息差在2021年降至低點。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最低為1.84%，較2018年下降156個基點,主要原因是貸款平均收益由4.4%降至2021年的3.2%，貸款占生息資產比例由47.12%降至35.18%；債券資產的平均余額上升，但平均收息率由1.26%降至-0.03%。花旗銀行（Citi Bank）次之，為1.99%，較2018年下降70個基點，主要是生息資產平均利率由4.08%降至2.36%，下降172個基點。雖然富國銀行（Wells Fargo）的凈息差為2.05%，但此間也下降86個基點,主要是貸款平均利率由4.66%降至3.32%，下降134個基點；貸款平均余額占生息資產平均余額的比例由54.37%降至49.03%；債券資產平均余額占比基本持平，但收息率由3.02%降至1.84%，下降118個基點。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和零利率政策，使得美國三家銀行的凈息差在2011年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22年初美聯儲開啟加息政策，銀行凈息差才得以回升。

歐元區銀行業的凈息差

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2012年歐洲央行開始執行零利率政策，2014年進入負利率時代，持續至2022年。長期負利率對銀行凈息差產生較大影響，圖8是歐洲央行發布的凈息差，2023年之前歐元區銀行業的整體凈息差在1.6%之內。其中，法國銀行業凈息差均值為1.08%，長期處于下降趨勢，2021年之后更是低于1%；德國銀行業凈息差只有4個季度超過1.1%，凈息差均值為0.99%；比利時銀行業凈息差呈現上升趨勢，但其均值僅有1.16%，2023年起凈息差穩定在1.3%以上；荷蘭和意大利銀行業的凈息差相對較高，均值分別為1.45%和1.52%，好于法國和德國。總體來看，歐洲央行的長期零利率和負利率政策，使得銀行業的凈息差在低位運行，隨著2022年歐洲央行進入加息周期，銀行業的凈息差有所回升。

日本銀行業的凈息差

日本經濟增長率長期低于2%，受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影響甚至出現負增長，為應對經濟停滯與通縮，日本央行在金融危機之后實施零利率政策，并于2016年執行負利率政策，到2024年3月才調整為0.1%的上限，7月再度上調至0.25%。長期零利率與負利率政策，使得日本銀行凈息差長期低于1%。例如，2020—2023年，三菱銀行（MUFG Bank）年報披露的國內凈息差分別為0.44%、0.4%、0.4%和0.67%；瑞穗銀行（Mizuho Bank）年報披露的國內存貸利差不足0.7%。

國外銀行應對凈息差收窄的管理措施

利率是發達國家調控經濟、應對失業、治理通脹的成熟貨幣政策工具。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降息政策是常用的應對舉措，銀行凈息差隨之收窄；為治理通脹，常用加息政策，銀行的凈息差就隨之上升。面對利差收窄，國外銀行主要通過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改進產品服務質量、提高業務國際化程度、降低經營成本、放松監管政策等措施（熊啟躍等，2023）。

加大非利息收入，改善收入結構，保持較強的盈利能力是低利率環境下國外銀行應對凈息差收窄的主要措施。銀行年報數據顯示，花旗銀行通過擴大客戶交易性業務增加收費，2021年該項業務的服務費收入較2019年增長17.54%，緩解了凈息差收窄對銀行經營的沖擊。富國銀行通過擴大存款服務、投資顧問、經濟業務、受托管理等收費類業務，應對凈息差收窄沖擊，2021年上述業務的手續費收入較2018年增長45.7%，總的非利息收入增長17.3%。以非利息收入彌補凈息差收窄的盈利缺口，減緩了凈息差收窄的沖擊，保障了銀行的穩定發展。

拓展海外業務是低利率環境下國外大型銀行應對凈息差收窄的戰略舉措。通過面向全球范圍提供金融服務，配置金融資源，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應對凈息差收窄帶來的盈利壓力。根據2020至2023年年報數據計算的日本銀行海外業務，三菱銀行凈息差分別為1.65%、1.48%、1.44%和1.52%，較國內凈息差高出1個百分點；瑞穗銀行的存貸利差逐年上升，分別為0.89%、0.97%、1.1%和1.17%。在國內凈息差極低的情況下，通過加大海外業務優化資產負債結構，保障了低利率環境下日本銀行的整體盈利能力。

低利率環境下銀行凈息差管理建議

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銀行繼續向產業讓利。當前經濟環境下，銀行應如何管理凈息差進而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是每家銀行經營管理需要面對的實踐難題。適應低利率環境，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優化金融供給結構，通過差異化競爭和特色化服務，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適度分享產業利潤，是銀行做好凈息差管理、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優化資產負債結構，主動管控凈息差

首先，在資產方面，一是結合資本實力，按照風險承擔與凈息差邊際收益非負原則，選擇配置生息資產，提高風險溢價，實現凈息差管控目標。二是創新金融產品，減少“兩高一剩”行業的信貸供給，以風險承擔能力增加專精特新、綠色低碳和數字科技等領域的信貸供給，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培育凈息差新來源。三是調整流動性管理預期，寬松貨幣政策下，市場流動性充足，銀行可依據自身聲譽與市場影響力，適度減少流動性高、收益率低的資金運用，增加信貸資金運用，提高資金收益。

其次，在負債方面，一是充分應用移動互聯網及大數據技術，改善金融服務效率和效果，通過多樣化的代理服務，增加客戶活期資金沉淀，降低存款性資金付息率。二是優化負債結構，合理控制主動負債與被動負債組合，降低負債業務成本，管理利差空間。三是滿足客戶財富增值需求，做好理財產品與存款產品的銜接，通過理財規劃實現客戶期望的高收益目標，逐步扭轉存款定期化趨勢。

最后，在資產負債的整體重定價管理方面，結合自身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可以加大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在降息周期，應適當延長資產久期，降低負債久期，調整資產負債重定價頻率，創造流動性溢價。

加強成本收入管理，緩解盈利壓力

首先，擴大收入來源。一是擴大受托與經紀人務，為企業客戶提供流動性管理、投融資管理等專業咨詢，做零售客戶消費支付、財富管理的全能管家，增加非利息收入，彌補凈息差收窄對經營效益的沖擊。二是支持綠色低碳循環經濟，以優惠利率對企業的社會環境貢獻進行補償，支持企業綠色轉型發展，培育未來收入增長點。

其次，要降低營運成本，實現規模經濟。通過建立綠色銀行、加大移動終端應用、豐富自助銀行功能、改進遠程智能服務、采用AI介入等，加大信息技術應用，提升運營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使規模越大的銀行有更低的成本收入比，走規模經濟發展之路。

調整風險偏好，提升風險容忍度

當前，經濟穩定向好趨勢明確，但距預期發展目標和新質生產力水平還有差距。銀行可結合企業經營狀況和轉型升級潛力，分類調整不同區域、產業的風險偏好，以差異化的風險容忍度支持實體企業發展。逐步實現風險承擔與凈息差的邊際效應為正，以更高的風險容忍度引導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增長，以賺取穩定的凈息差，保持穩定發展（孫青志和劉錫良，2023）。

另外，適應經濟周期，創新探索逆周期風險偏好的管控機制，增強風險承擔能力。一方面，適度調整風險偏好指標，例如，客戶違約率、不良貸款率、資產遷徙率等資產質量指標可適度大于經濟繁榮期；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可適度低于經濟繁榮期。另一方面，加速風險資產的轉化處置，增強資產負債表對新增風險損失的承載能力。

通過有效管控風險偏好，合理分布風險容忍度，優化客群選擇和行業布局，建立與自身風險承擔能力更加吻合的信貸供給機制，滿足實體企業創新發展的信貸需求，達到支持企業發展和穩定凈息差的雙重效果。

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建立可持續的凈息差管理機制

做大規模是經濟高速增長環境下銀行發展模式，短期效果顯著，長期發展面臨挑戰。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銀行更應重視長期發展目標，做好長期資金運用規劃，與企業共享長期利潤。

首先，深耕金融“五篇大文章”，優化信貸供給結構。依據自身優勢和區域經濟社會環境基礎，在資金運用、貸款資源配置、風控標準、市場定位等方面，制定“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S金融”長期發展戰略，精準滿足客戶融資需求，精準導向企業轉型升級，精準提升長期價值貢獻。

其次，創新建立銀行與企業的利潤分享機制，做好長期凈息差管理。適應技術進步和中國式現代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新要求，與市場潛力巨大、技術創新前沿、綠色低碳環保等輕資產或創新企業建立可持續銀企關系，做企業耐心資金的供給者，在企業發展成長過程中共享長期發展成果，獲得長期穩定的凈息差。

最后，優化ESG考核激勵機制，強化ESG發展責任。信息披露有利于深入了解企業在環境（E）、社會（S）和治理（G）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狀況，逐步將ESG評價引入銀行經營決策與考核機制，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責任傳遞到經營管理過程，同步增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實現差異化凈息差目標

基于差異化競爭，差異化凈息差具有兩層含義。分機構來看，大型銀行、中小銀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具有不同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化凈息差是防止過度競爭的保護性策略。分行業區域來看，經濟結構與區域優勢是凈息差管理的基礎，銀行通過信用溢價與期限溢價組織組合，實現差異化凈息差管理。

大型商業銀行資本實力雄厚，市場影響大，風險承擔能力強，是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的核心，應增強傳導寬松貨幣政策、服務實體經濟的責任與義務，做中國式現代化金融服務和企業耐心資金供給的引領者。對國家關鍵技術領域和重大戰略規劃提供長期信貸資源配置計劃，培育優勢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轉型過程中分享產業利潤。凈息差管理應結合關鍵技術領域與重大戰略規劃研發創新的投資周期長、現金流量少和國計民生影響大等特征，在經濟效益之外，探索創新社會環境效益對凈息差的補償機制。

中小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避免與大型銀行的同質化競爭。業務布局應緊盯區域經濟特色化發展道路，增加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加大專業特色領域的耐心資金供給力度，與中小微企業共享發展成果，逐步增強發展潛力并改善經營效益。凈息差管理應結合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狀況，實施分類凈息差管理模式。對競爭優勢產業和效益較高的企業增加信用溢價，提高信貸利息收入；對市場競爭能力較弱的小微企業以支持發展為己任，通過利率優惠向企業讓利。

農村金融機構具有先天的農業特質，應以落實國家提出的“中國飯碗裝中國糧”為發展導向，制定農業產業化金融服務規劃，深耕城鄉金融市場，逐步改善農業受自然和市場因素影響大、投入成本高、產出效益低的現狀，在微利經營中加大“三農”產業的耐心資金供給，以低凈息差分享長期利潤。同時，將金融服務與農業技術應用推廣進行綁定，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提升凈息差增長空間。

大型銀行應積極發展國際化業務，從高息差經濟體賺取收益

相對國內凈息差收窄的趨勢，世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收益會高于國內水平。大型商業銀行具有強大的跨國資源配置引領效應，應積極參與國際化競爭，提升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增加凈息差較高經濟體的金融市場份額，以國際發展平衡銀行整體效益增長。法國巴黎銀行在低利率環境中通過國際化的金融板塊聯動實現了超過20%的收入貢獻，日本大型銀行在負利率政策環境下，加大國內外資產負債的錯配力度達到穩定凈息差的目標（熊啟躍等，2024）。發展國際業務，增強全球資產配置力度，是國內大型銀行深度參與國際競爭、應對國內凈息差收窄的歷史機遇。

此外，在監管層面，要適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探索建立適度寬松的監管環境。首先，探索放松監管政策的方式路徑，可以分類調低部分監管標準，也可以按照單家機構確定監管指標，改善銀行合規經營成本，為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釋放更多的信貸資源。其次，發揮逆周期資本緩沖作用，根據銀行經營發展狀況，優化逆周期資本調節機制，幫助銀行緩解凈息差收窄帶來的資本壓力。第三，寬松貨幣政策下市場流動性充裕，銀行的流動性風險較低，依據銀行經營穩健程度和區域經濟的回升速度實施差異化的流動性要求。第四，探索存款準備金制度與存款保險制度的組合搭配，有效協調寬松政策環境下銀行救援制度安排，釋放信貸資金，降低財務成本，增強銀行的信貸資金供給能力。第五，持續優化監管政策激勵約束機制，在創新難度大、轉型周期長的領域，針對企業發展和經濟轉型的瓶頸制約，激勵金融機構深耕細作、守正創新。同時嚴厲打擊違規違法謀利行為，進一步消除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金融長期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結論

按照馬克思主義銀行資本及其生息理論，凈息差是銀行分享產業利潤的調節器。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下低利率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銀行的借貸利息也隨之減少，表現為凈息差收窄，實質是銀行通過向企業讓利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金融思想對銀行凈息差收窄的創新解釋。銀行應依據經濟社會環境責任，通過優化信貸供給結構引領社會資本參與產業創新，在梯度培育創新型企業過程中，多措并舉形成自身發展特色與競爭優勢，以合理凈息差適度參與“產業—銀行”利潤分配，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監管部門應結合當前經濟環境和政策導向，有序規范或放松監管標準，嚴懲違規經營謀利行為，優化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準入條件，釋放更多金融資源，為銀行傳導寬松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其中劉錫良系該院名譽院長、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刊發于《銀行家》雜志2025年第3期「特別關注」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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