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嘉誠賣港口的新聞，登上了各大平臺的熱搜榜。

這條新聞的主要內容，就是李嘉誠旗下公司宣布，將以22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57億元）的價格，出售其全球43個港口資產。

這條新聞出來后，一些官媒立刻出來狠批李嘉誠，而且還不止一次狠批，而是接連三次狠批：

那么，李嘉誠賣港口，為什么官媒的反響會如此之大？李嘉誠的這一舉動，到底犯了哪些忌諱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李嘉誠出售港口事件被官方多方面關切，主要的原因，就是李嘉誠的行為被認為在中美戰略博弈關鍵期嚴重偏離了國家利益導向。所以，他主要觸犯了以下忌諱：

1、數據主權與信息安全風險。

李嘉誠這次交易，表面上是在賣港口，但是這個交易，包含了智能調度系統、船舶安檢數據庫等數字資產移交，這些數據，可精準掌握中國商船的貨物類型、航行軌跡等戰略信息，為美國對華制裁提了供靶向依據。

例如，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曾以“安檢”為由滯留中國貨輪72小時，導致訂單違約，此類案例預示未來中國航運可能面臨系統性打壓。

2、威脅航運命脈控制權。

被出售的巴拿馬運河港口是中國與拉美貿易的核心通道，承擔中國21%的商船貨運量及60%的中拉海運貿易。

美國通過控制港口可能實施選擇性限流、加征“政治附加費”等手段，直接威脅中國供應鏈穩定性和貿易成本。

3、歷史責任對比下的道德落差。

官方通過對比張謇、霍英東等愛國企業家案例，強調“商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價值觀。

相比之下，李嘉誠在民族利益與商業利益間的選擇被批為“跪低”“背叛”，與歷史上實業救國、抗戰物資輸送等行為形成鮮明反差。

4、破壞“一帶一路”與海外利益布局。

李嘉誠的這次交易，涉及23國43個港口，包括中國長期經營的“黃金動脈”，使得關鍵節點資產流失。

因為美國智庫將此視為“遏制中國全球競爭的重大勝利”，可能通過“法律規避-數據收割-軍工聯動”閉環削弱中國海外基建網絡。

5、可能會誘發連鎖地緣風險。

李嘉誠的這次交易后，美國或以此交易為范本，推動更多港口并購，利用“長臂管轄”制造中國船只“無處可靠”的局面。

例如，美方計劃對中國船只征收特別停靠費，并脅迫盟友效仿。

6、交易間接涉及美國軍方。

李嘉誠的交易，時機敏感（因為特朗普剛宣稱“收回”巴拿馬運河），且貝萊德財團與美國軍方、政界關聯密切（董事會含3名前五角大樓高官，CEO密會美國國安顧問）。

所以，官媒才質問李嘉誠是否“助紂為虐”，并警示企業須在大是大非前“站穩腳跟”，否則將遭歷史審判。

看到這里，可能有人會產生一個疑問：港口是李嘉誠的私人資產，他想買想賣不都是合理的嗎？為什么要對其進行道德綁架？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次交易，發生在美國施壓巴拿馬政府、特朗普威脅“武力收回運河控制權”的敏感期，巴拿馬運河承載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中國21%的商船貨運經此通行，是中拉貿易的核心通道。

如果美國控制，可能后期就會通過算法限流、差別化費率（如對中國貨輪加征“政治附加費”）干擾供應鏈穩定，威脅“一帶一路”布局。所以說，這類資產已從“商業設施”升格為“戰略基礎設施”。

但是，中國面前尚未建立類似美國CFIUS的“戰略資產審查機制”，導致企業自主權與國家安全邊界模糊。而李嘉誠又在這一時刻賣出戰略性港口，所以這才導致官媒對其接連狠批。

所以，官媒之所以在此時下場狠批李嘉誠，就是因為此時的李嘉誠，又站在了一個法律邊界模糊地帶，進行了國家戰略物資方面的交易，此時大家都拿他沒辦法，所以才只能用媒體對其進行道德約束。

所以，這也暴露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若企業出售資產表面上合法，但客觀上卻損害國家利益，這其實則反映現階段的制度存在漏洞。要解決此類漏洞，后期可以做以下三點：

1、可將港口等設施列入安全審查范圍。

把港口等重要設施列入安全審查清單范圍內，與企業明確交易此類物資的敏感性。后期還可把責任主體擴大到立法、監管、企業等部門，這才更好規避此類風險。

2、借鑒歐盟《關鍵實體韌性法案》（CER）。

明確能源、交通、數據等領域的“關鍵資產”清單，要求交易前申報審查。企業則需建立合規風險評估體系（如參考IBM的出口管制內控流程）。

3、設計好“離岸中資企業”的權利與責任。

注冊于開曼群島的企業，若要求其承擔“中國戰略責任”，可通過設計股權架構（如國資持股）、合作協議等法律紐帶實現，這樣才避免只能通過文化認同或輿論壓力對一些企業施壓的尷尬局面。

李嘉誠賣港口被批這一事件，也給了我們一個警示：在全球化退潮時代，影響力巨大的商人的一舉一動很可能都會涉及國家戰略命脈，此時唯有通過制度創新平衡權利與責任，才能避免某些國家安全問題與企業交易之間的爭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