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和9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先后向全國、全世界發布周恩來逝世的訃告。噩耗傳來，九州大地一片嗚咽悲痛之聲，人們自發舉行哀悼儀式，送別這位偉大的總理。

但就在這個時候，有一群人表面上佯裝悲痛，暗地里卻在歡欣鼓舞，為消除了一塊絆腳石感到高興，他們便是反革命集團四人幫及其追隨者。

不過，活著的四人幫依舊對逝世的周恩來感到害怕，正如三國演義中死諸葛嚇走活仲達的情景一樣，他們生怕全國人民集中悼念周恩來，會演變成針對四人幫的革命活動。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總理喪事的時候，四人幫對各項提議橫加阻攔，妄圖最大限度淡化這件事的影響力，讓人們迅速忘掉周恩來。

當時，治喪辦公室提議讓在地方工作的許世友、李德生、韋國清和賽福鼎4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回到北京參加追悼會。江青和張春橋堅決不同意，還反問治喪辦公室是不是要把所有在外地的中央委員全都叫回來。

治喪辦公室原本安排的吊唁活動為期5天，允許6萬人到場，四人幫強行將時間壓縮到3天，入場人數降低到4萬。

與此同時，姚文元指示各地新聞報社，不允許公開報道周恩來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的相關信息。

在這種情況下，從1月9日《人民日報》發布訃告之后，一直到周恩來追悼會舉辦的1月15日，全國各地媒體機關，竟然只發布了2條關于周恩來逝世的信息，很多信息不通暢的地區，甚至不知道周總理已經去世了。

四人幫如此費盡心思的封鎖消息，無非是想降低周恩來的影響力，利用毛主席病重、周總理去世的機會迅速搶班奪權。但四人幫顯然高估了自身力量，也低估了人民的意志力和對總理的愛戴，他們的如意算盤徹底落空。

在1月10日到11日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江青竟然故意不脫帽子行禮，這一幕正好被電視直播鏡頭記錄下來，暴露了她的丑惡嘴臉。

隨后，當承載著周恩來遺體的靈車前往八寶山公墓火化的時候，北京的人民群眾自發來到長安街兩側送行。北京的1月天氣寒冷，近百萬人民群眾在寒風中等待幾個小時，卻沒有人叫苦叫累，默默等待著靈車經過，最后看周總理一眼。

當時，新華社寫了一篇描述人民群眾送別總理的報道，姚文元看過后大為不滿，下令全部砍掉不準對外發布。但四人幫越是這樣控制輿論、壓制民眾，越會引發人們的反感和不滿，他們的倒臺只是時間問題。

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周總理的悼詞和誰來致悼詞的問題。

鄧小平率先發言，表示悼詞寫得不錯，很好地反映了周總理偉大光榮的革命人生，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等人紛紛響應。江青卻大放厥詞，惡毒攻擊抹黑周總理，但除了王洪文和姚文元附和，其他參會人員全都選擇無視這些反革命分子。

張春橋一直自認為是周恩來的接班人，長期覬覦國家總理的位置，他覺得悼詞中的部分話語，正好戳中他的痛處，但又不敢在會議上提出，便私下找到兩位撰稿人，要求他們進行修改。

兩位撰稿人非常憤怒，強壓住沒有爆發，表示政治局會議已經通過悼詞，他們無權修改，張春橋氣呼呼地離開了。

至于由誰來替周恩來致悼詞，江青舉薦王洪文，后者自認為不夠格，張春橋便退而求其次，提議讓葉劍英致悼詞。葉劍英非常惱火，當即表示應該由鄧小平致悼詞，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最適合的人。

參會人員紛紛同意葉劍英的表態，四人幫見已成定局，便沒有繼續反對。

不過，四人幫并沒有停止破壞行動，姚文元多次向新華社等官方媒體下達指示，大幅度壓縮關于周總理逝世消息的報道篇幅。在姚文元的壓力下，《人民日報》等官媒發表了很多歌功頌德的不實報道，試圖轉移注意力，引發了民眾的強烈憤慨。

那段時間，許多民眾給《人民日報》寄信表達不滿，還有人來到報社大門前抗議示威。

這種局面，讓時任《人民日報》總編魯瑛惶恐不安，趕緊向四人幫報告，但他們依舊罔顧民意，不斷通過官方媒體發布不相干的文章，試圖淡化周恩來逝世的影響。

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四人幫還利用晚年毛主席病重的機會，蠱惑群眾批判鄧小平，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反右傾運動。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引發了全國民眾的強烈不滿，懷著對周總理的思念，數萬人于1976年清明節來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要求打倒四人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反革命分子的末日終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