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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朝于1368年建立，1644年滅亡，自朱元璋建立起，傳位十六帝，共計276年。

民間對該朝代有“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的說法，被稱為古代最有骨氣的王朝，而這些骨氣卻沒有被南明王朝所繼承。

1644年清軍攻入山海關，至1661年永歷帝被吳三桂所殺，標志著南明最終滅亡。

南明建立僅短短15年就被清軍所滅，固然有多種原因，但南明將領陸續降清卻是其主要原因。

而南明將領放棄“骨氣”，雖然與其從明朝中期開始的朝政腐敗、黨爭內耗有關，但是南明皇帝的昏庸無能、降清將領的價值取向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南明朝政腐敗、黨爭林立

明朝自萬歷年間起，朝政逐漸腐敗，黨爭迭起，而這一切也并沒有隨著崇禎自縊煤山而結束。

南明自建立起就異常腐敗，弘光帝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觀演勸為樂。”

由于其腐敗作風，南明建立之后不僅沒能減輕賦稅，反而勒派軍餉，加重賦稅，不僅朝政如此，軍隊腐敗也是異常嚴重，弘光帝對軍隊沒有控制權及指揮權。

其加強了京師防御，使得四鎮將領擁兵自重，但是此時的軍事制度沒能適應需要，導致軍隊欺壓百姓、敲詐勒索。

也由于對武將的縱容，導致軍隊內訌頻發，根本無力與清軍相抗衡。

南明建立之后黨爭仍然在延續，“如其黨，即力護持之，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總有可縱之才，必多方以限之，務置死而后已，而國事皆不顧，互相傾害。”甚至由于當時政權林立，導致南明黨爭更為復雜。

明朝自中期以來，為了防止邊帥手握重兵，因此對武將進行嚴格地控制與監督，用文臣牽制武將，宦官監軍。

但南明政權在政權建立之初就是建立在武將專權的基礎之上的，這就直接嚴重損害了以東林黨為首的文臣的利益。

而武將又由于長期以來遭受文臣傾軋，也就更加跋扈擅權，因此也就形成了文臣武將內斗的情形。

南明時期的主要軍事力量包括南京京營，江北四鎮，楚鎮，以及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

但是南明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對軍隊的控制體系，導致對各地武將缺乏控制，造成地方武將擁兵自重的情形，且各部之間也為了各自的政治、經濟利益在互相爭斗。

而這些黨爭之間復雜交錯，文臣武將之間、中央地方之間，甚至文、武內部之間，都各有爭斗。

如馬士英在成為弘光帝的寵臣之后，繞過九卿會議，直接任命了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而后又將其升任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而阮大鋮在得勢之后，讓閹黨霸占著弘光朝的朝政。

馬士英為了擴充實力也勾結當地的軍事勢力，其黨派對弘光政權的建立產生了直接影響。

四鎮因此受制于馬士英，但馬士英卻對史可法等人執政不滿。

因此雙方也多有爭斗，史可法為平衡四鎮，在四鎮之外讓左良玉駐守在武昌，控制著長江上游。

雖然四鎮皆聽命于馬士英，但四鎮為了牟取私利，也各自為營。

左良玉與馬士英和四鎮一直以來就有矛盾，在馬士英把持朝政后，左良玉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中心之外，左良玉為了掌控政治權力，打出了“清君側”的名號，進軍南京，這也直接導致了清軍的長驅直入。

左良玉在兵敗之后病死在了九江，其子左孟庚向清軍投降。

而這些僅僅只是在弘光一朝，雖然南明存在時間極短，但黨爭卻從未停止。這些黨爭極大增加了南明的內耗，導致文不思政，武不思兵，而且黨爭之間復雜交錯，各自為營，在清軍南下之際，并不能形成統一的戰斗力，反而在互相牽制、拖后腿。

幾乎所有的武將都在黨爭中不斷消耗，于國無法建功立業，于己不能實現抱負，這也成為了南明將領投降的原因之一。

南明皇帝大多昏庸無能

南明黨爭不斷，其另一結果就是，皇帝多為各黨派之爭后的結果，與其自身能力并無關系。

南明總共建立十五年，但皇帝卻有四個之多，平均下來每位皇帝執政期間竟然不滿四年。

而這四位皇帝既無平衡朝堂的能力，也無法穩定地方。

在崇禎自縊之后，明朝殘余勢力對于誰當皇帝并未有統一定論，史可法擁立桂王朱常瀛，而東林黨擁立朱常淓，最終朱由崧最終在盧九德的幫助下取得了江北四鎮及馬士英的支持登上皇位，這也導致了朱由崧在位期間一直受其掣肘。

1645年朱由崧在北京被處死后，唐王朱聿鍵登基，1645年其下詔親征，但當時所有的軍政大權均掌握在地方勢力鄭芝龍手中，最后就連朱聿鍵本人都被鄭芝龍挾制，更遑論重整國家了。

同年，朱以海也在紹興監國，但是其政權腐敗熱衷于與朱聿鍵爭奪皇帝正統，勢同水火。

1646年朱聿鎳稱帝，但其在位僅41天就被清軍處死，同年朱由榔稱帝，但是朱由榔性格軟弱，沒有主見，遇事不決，其一生都在逃跑中度過，最終逃至緬甸，1661年被緬人獻于吳三桂，1662年被吳三桂絞殺于昆明。

弘光帝作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在其稱帝后不想著如何收復失地，還竟然天真地認為清廷不會南下，甚至妄想與清廷聯盟共同抗清，與其議和。

不只如此，還在史可法積極進行抗清的軍事部署時，擔心這些舉措會開罪清廷，阻止史可法北上抗清，身為皇帝昏聵至此。

而弘光帝的輔佐大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卻陷于黨爭之中，你爭我奪，彼此之間內訌不斷。

而史可法雖有抗清的意識，但是其政治能力卻不足夠。

四鎮割據，他也只能調左良玉鎮守武昌，而無法取得四鎮的指揮權，甚至受制于四鎮。

在左良玉與馬士英、阮大鋮之間發生矛盾后，也無法立即進行調停。

史可法雖然“以當南北之沖，四鎮棋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但當時藩鎮割據，權臣掣肘，其孤木難枝，確實難以挽救南明的頹勢。

南明時期，主上昏聵，臣下暗弱，即使是有識之士，也只能是空有報國之心，這種情況直接導致的就是國家政策的失誤。

除了上文提到的“聯清抗順”的決策失誤，在軍事上南明賞罰不公。

對于那些在前線殺敵的武將不進行獎賞，反而對于一些無功的人大加封賞。督師對于一些猛將進行包庇縱容，導致一些其他將領懷有二心，這些事情必然會導致部分搖擺分子投向清廷的懷抱。

但是這些猛將也并不會因為這些包庇而真的對南明忠心耿耿，反而會因為稍不如意的情況下，而向清廷投降。

在封建專制主義體制下，皇帝權力的集中與否，皇帝執政能力的高低都最終決定朝廷的強大與否。

南明皇帝能力平庸，政策頻頻失誤，武將對其的信心也會大大降低，也造成武將本身的享樂主義，在大敵當前，既無法對領導人產生信任，又不敢奮起反抗，在想活著的愿望支持下，就只能選擇投降了。

清王朝對于降將待遇優厚

其實早在1618年就有明朝將領降清，他的名字是李永芳。

李永芳在降清之后非但沒有像漢族文化中被滿人看不起，他還被努爾哈赤封為三等部將，繼續統領原部，之后還娶了努爾哈赤的孫女為妻。

而在明末崇禎年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等人投降，前三人均在崇禎九年被封為異姓王，而吳三桂于崇禎十七年被封為異姓王。

在所有降清將領中官職最高的為洪承疇，他在松錦會戰之后投降清朝，一直以來深受皇太極的重視。

隨著清軍不斷南下，南明將領也逐漸意識到，清軍想要控制江南需要的是軍隊，而南明想要維持政權需要的也是軍隊。

因此他們麾下的軍隊成為他們手中的籌碼，是他們通往榮華富貴的通行證，此時他們也擁有了選擇權。

一面是搖搖欲墜的南明王朝，縱觀歷任皇帝，并無一任能夠真正掌握朝政的皇帝；一面是君臨天下的清廷，清軍入關之后，順治帝實施一系列舉措，使得清軍勢如破竹。

這一切都讓南明武將對南明王朝信心逐漸消耗殆盡。

在這些受降的將領中在當時大都得到了清朝朝廷的重用，與南明將領在南明的待遇可謂天差地別，在南明將領眼里可謂是得道升天。

因此他們為了保全自己的經濟權益，政治地位，紛紛選擇了清朝。

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南明武人更多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奉為圭臬，至于“忠臣不事二主”、“文死諫，武死戰”全部都拋諸于腦后。

而這些投降的武將在投降了清廷之后，成為了清軍南下的領頭部隊，除卻清廷給予的高官厚祿之外，對于其本身能力的認可和公平對待也是原因之一。

他們在南明時，并不能單純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一切全部陷入了無休無止的黨爭之中，在從內毀滅著南明。

而加入清廷之后，他們獲得了南明無法給予他們的建功立業的機會，這些都使得他們愿意選擇為清廷效力，認為這些可以實現他們的自我價值，所以在社會與個人價值取向的兩者之間，他們選擇了后者。

甚至其中有些人認為，他們之所以“事二主”是這個時代的錯，他們是為了順應天命。

在17世紀上半葉，西方世界進行著資產階級革命，歐洲大陸的一些封建主義國家也在紛紛進行著資本主義改革。

其早期的殖民主義勢力已經漸漸形成，在試圖打開我國南方的大門。

沙俄勢力不斷擴張，已經侵入我國黑龍江流域，在外有強敵的情況下，盡快結束這種分裂割據的局面成為重中之重。

而在當時無論是南明勢力、李自成和張獻忠雙方不能共存的勢力，這三種勢力無論哪一種都無法單獨對抗這些外敵的入侵。

因此必須要盡早建立一個統一的、強盛的中央政權制度之下，才能抵御外侮。因此南明的敗落是大勢所趨，南明將領降清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加快了這種進程。

雖然南明降將在客觀上符合了社會發展的趨勢，但是在道德上應另當別論。

因此在看待南明將領降清的問題上，既要著眼于大的時代環境，也要著眼于個體的選擇，這樣才能真正弄清楚他們降清的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