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出國讀書，畢業后移民北美，在美國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這是一個自由穿梭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時代青年的肖像。

但很快地，王生就厭倦了這一切。回國又離開，再到“躺平”成為“全職兒女”……人到中年始終徘徊在不確定里。

原本以為多元背景會帶來更多選擇，卻讓自己失去了找到理想生活的能力。

美國大廠 vs 國內大廠

王生當年選擇出國，一定程度上是聽從了父母的建議。

從小性格內向、在中學階段遭受過同學排擠的王生一度生活得非常痛苦，在父母安排下，他選擇去加拿大讀本科。父母和他都認為，離開帶來創傷的環境可能會幫助擺脫過去的陰影。

畢業后，年輕的王生滿懷技術理想。順利拿到楓葉卡后，他的計劃是加入北美最頂尖的互聯網團隊、拿到最高的薪水，甚至還想象過未來創業的藍圖。

起初，他沉浸在精英云集的興奮感中，在外人看來，美國互聯網企業的創新氛圍屬于全世界頂尖，但慢慢地，現實與夢想卻漸行漸遠：

在這家互聯網公司里，王生接觸到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程序員或產品經理，雖然大家都來自世界各地，日常聊天的話題卻一致集中在孩子上了哪個私立學校、怎么買到更好的房子、怎么在公司里拿到更好的薪資待遇、比起技術很多人更愿意談論投資股票，熱衷于升職甚于創新，這完全不是他當初設想的那樣。

“攀比和內卷其實都是預料之中的，但待久了之后，你會覺得充滿了虛無感，那種落差感有不小的沖擊力。”

工作了兩年后，厭倦了美式大廠的生活方式，王生選擇了短暫回國，等待他的卻是更加糟糕的體驗。

在國內，王生進入了一家實行大小周模式的互聯網公司，私人時間被壓榨是家常便飯。

最讓王生不能接受的是，他所在的公司每周都會開“數據美化會”，通過技術手段、統計方法的調整來使數據更好看。在王生看來這個在國內互聯網公司里非常常見的行為屬于“數據造假”的范疇。

“沒有任何人覺得不對，但我不能接受這一切。”

超長的工作時間、巨大的工作壓力與價值觀的沖突，三者作用之下王生僅僅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兩個月便選擇了辭職，再次回到加拿大。

回國當全職兒女

曾經以為出國就能解決的問題，最終卻以另一種形式卷土重來。

他發現自己對于身處一個集體之中非常抗拒，無論是學校還是公司，“在哪里都是不開心的”。

從大公司到小型創業公司，從甲方到乙方......現在回憶起來，每段工作中，他都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開始入職時因為新的工作內容感到興奮，入職兩周就覺得一切都無聊透頂，半年后迫切地想要辭職。

意識到這一點后，王生開始嘗試尋找循規蹈矩上班之外的生活。2022年他所在的公司倒閉，王生順其自然做了一段時間自由職業者。

2023年，隨著國內逐漸放開，他再次產生了回國生活的想法。

他最先需要面對的是父母的反對。父母認為他有能力在北美過上很好的“中產生活”，此時放棄是不明智的選擇。為了讓父母轉變看法，他做了很多“向上管理”。

他有意識地管理著父母的期待值，“就是想讓父母認可自己當下的選擇，找到彼此滿意的相處方式。”

“喊窮”也是一個重要方法，北美近年來的通脹速度非常快，盡管在互聯網行業里的收入不錯，但是生活成本同樣不低。“國內物美價廉的生活環境，能夠極大降低我的開銷。”

回國后，王生選擇了在家躺平做全職兒女。背后的底層原因是因為家里的經濟條件相對不錯，哪怕自己不上班賺錢，也不會影響家里的生活質量。

在家躺平固然輕松，不過更困難的仍舊是尋找自己想過的理想生活。

在國內，王生需要面對完全不同的生活經驗，幾乎沒有交到新朋友。“過去十幾年都不在國內，自然就沒什么共同語言。”

現在的他，每年都在加拿大與國內之間往返，只是為了見一些朋友。他不確定自己屬于哪一邊。或許，這種不斷徘徊、始終無法停下的狀態，本身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采訪/撰文：Echo

編輯：Sebas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