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戰犯管理的一次學習會上，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第二處少將處長董益三發言：“告狀是我爭取進步的手段。龍有龍路，蝦有蝦路。杜聿明可以靠楊振寧加分，鄭庭笈可以靠傅作義吃糖，楊伯濤可以靠說大話賣乖，邱行湘可以靠賣苦力受寵，我靠什么？無依無靠，只好打點小報告。”

不管是在軍統局本部，還是在康澤為司令的第十五綏靖區，董益三的身份都是特務——各“綏靖區”、“綏署”、兵團的第二處（也有的叫情報處）和稽查處處長均由軍統（保密局）特務擔任，比如我們很熟悉的吳敬中，其歷史原型吳景中在擔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期間，還兼任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吳敬中逃離天津后，站長一職由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李俊才接任。

李俊才是不是《潛伏》中李涯的歷史原型，這件事很難確定，但董益三十功德林戰犯中的“第一告密者”卻是名副其實。邱行湘的外甥黃濟人在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中直言不諱：“叛徒的名號曾經落在董益三頭上。功德林期間，除了沈醉進廁所沖洗內褲是他告的狀，黃維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黃濟人說的是另一本書，但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說確實是《鋼鐵》）撕作手紙也是他告的狀。董益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因為如此，戰犯們對董益三無不敬而遠之，有時候在監獄的胡同狹路相逢，大都立即轉身，掉頭而去，躲避他如躲避瘟疫。”

董益三跟戴笠算黃埔同期同學，不同的是董益三在武漢分校“入伍生總隊”，戴笠則在廣州“入伍生第一團”，兩人在黃埔期間并沒有交集。

黃埔六期的董益三跟黃埔四期的文強（劉安國的歷史原型）、黃埔一期的韓浚（葉立三的歷史原型）一樣，都可以說是叛徒出身：董益三1927年入黨，在武昌荊門打過游擊，1931年被捕，兩年后獲釋并與上級失聯；文強1926年入黨，參加過南昌起義，也是1931年被捕獲救后脫離了組織；韓浚1924年入黨，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期間的職務高得不可細說。

文強和韓浚都不是主動叛變，改弦更張后也沒有出賣過組織和戰友，進了戰犯管理所，依然比較倔強，而董益三顯然跟文強韓浚是兩種人。

沈醉在回憶錄中，對后來同為文史專員的“戰犯同學”基本都筆下留情，但是對董益三卻沒啥好評價：“這位老同事說得好聽一點是‘窮且益堅’，不好聽就是糞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我過去和他在重慶軍統同事時，深知此人的個性，他工作的那個處，雖是清水衙門，但他這處長卻是財源茂盛。因向國外去購買電訊器材時，可以附帶帶一批私貨，是百分之百保險的。”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不同“行業”的戰犯基本都會“抱團取暖”，被沈醉“出賣”的徐遠舉、周養浩、成希超、郭旭等人也與沈醉“重歸于好”，但是卻對董益三避之唯恐不及。

軍統特務被抓后，“職業習慣”一時間難以改變，但最后基本都改變了，唯一沒改變的，可能就是董益三了。

黃維回憶：“我那個小組共有七人，組長王某(原某地行政專員)，副組長董益三(原屬軍統)、李宰卿(某地方團隊頭目)。另有閻錫山的舊部梁培璜、傅作義舊部陳長捷、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我們這幾個人過去互不相識，又屬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閡。”

董益三的脾氣是“平日不茍言笑，對他不認識的人，幾乎永遠不予理睬。”他跟黃維針尖對麥芒，不但舉報黃維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手紙，還曾打過黃維一個或兩個耳光（黃濟人說兩個，沈醉說一個，黃維說自己被群毆）。

董益三舉報甚至毆打黃維是很正常的，因為不管是被抓前還是被抓后，那些正規將軍們都瞧不起特務，處在“鄙視鏈”最底端的“牛字號”也“發揮特長”，對那些瞧不起他們的將軍“發起攻擊”。

被俘的特務跟兵團司令打架正常，董益三連“老同事老朋友”沈醉都不放過，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沈醉也是經驗豐富的將軍級特務，所以做了春夢后洗內褲，是趁著“同學們”熟睡的時候一個人在廁所里悄悄進行的，但還是被董益三發現了。

董益三向宋希濂舉報，宋希濂召開批斗大會，可把沈醉整慘了，最后不得不對天發誓：“那天我夢見的確實是我妻子，如若不然，天打五雷轟！”

黃維與董益三素不相識，沈醉與董益三交情頗深，這兩人都難逃董益三的舉報，而康澤對董益三可謂有知遇之恩，董益三的“報答”，就是寫了一篇《襄樊戰役康澤被擒記》，那里面揭發了康澤許多不赦之罪。

董益三原本是被戴笠培養起來準備接替魏大銘的——電訊處處長魏大銘動了戴笠的“餑餑”，戴笠早就想把魏大銘干掉了。

董益三被戴笠送往美國學習電訊，兩年后學成回來，戴笠已經墜機，毛人鳳已經提拔了楊震裔為處長，名為“少將專員”，基本“失業”的董益三只能去投靠他在美國學習期間結識的康澤。

董益三能當上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處長，是康澤專門點名提拔的，康澤當時對董益三可謂情深義重，董益三報到那天，康澤熱情地握著他的手：“我們現在同事，將來也同事。”

康澤一語成讖，后來真跟董益三在戰犯管理所做了同學，又在文史專員辦公室成了“新同事”，不同的是董益三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而康澤則是1963年第四批特赦。

一般來說，“同一個戰壕”被俘的高級將領都會互相照應一些，比如在淮海戰役被俘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就在杜聿明特赦問題上幫了大忙。

杜聿明的名字差點被從第一批特赦名單上劃掉，是因為他有兩條不赦之罪，一條罪是放毒氣彈，另一條罪是殺了七個武工隊的人。后來是文強出面替杜聿明作證：“那七個武工隊員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放毒氣彈的事情也與杜聿明無關——我們手里沒有毒氣彈嘛，那是南京派空軍來投的。”

正因為文強出面作證，再加上那七個武工隊員也找到了，杜聿明才得以第一批特赦，為此杜聿明十分感激：“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董益三跟文強一樣當過“叛徒”和“特務”，但做法卻截然不同，董益三在材料中大揭康澤之罪：“康澤用對待樊城西門外民房的老辦法，用黃磷彈把襄陽南門外靠近城墻的居民房屋都燒光了。”

董益三輕描淡寫之間，一句話揭了康澤兩宗大罪，康澤能第四批特赦，已經是十分僥幸了，比康澤早兩批特赦的董益三當了文史專員，還在繼續揭發康澤：康澤在蘇聯留學（跟吳敬中、余樂醒、鄭介民一樣，康澤也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邵力子夫人傅學文酒后吐真言，表示自己嫁給邵立子，是有機會接近并刺殺蔣介石，“康澤坐在角落，佯裝大醉，悄悄啟開了衣袋里的竊聽器。半月以后，從莫斯科飛抵南京的當日，他手上的竊聽器就交到了蔣介石手里。”

董益三不留情面，也不講義氣，黃維、沈醉、康澤都被他收拾得沒脾氣，想報復反擊，也沒有機會和膽量。

據黃維回憶，他被董益三扇了耳光之后是想打回去的，結果被群毆了：“這時，組長、副組長人多勢眾，大興問罪之師，并向我動起手來，我便回手迎戰，因為用力過猛，自己卻跌倒在地上，臉也碰破了。”

黃維臉破血流，沈醉也沒好到哪里去，宋希濂接到董益三密報后，把沈醉批得“欲哭無淚，聲嘶力竭”，康澤不像杜聿明那樣有“講義氣”的部下，所以特赦較晚——康澤既是與戴笠徐恩曾齊名的特務頭子，也差點成了老蔣的接班人，特赦康澤就像特赦杜聿明一樣有特殊意義，但是由于董益三的揭發檢舉，特赦康澤的事情只能往后推，康澤離開功德林進了文史專員辦公室，董益三已經是“老資格”，康澤想“報復”也不可能了。

黃維、沈醉、康澤都拿董益三毫無辦法，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對這個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少將處長，又會作何評價？這個能在戰犯管理所把黃維打得臉破血流、把沈醉批得欲哭無淚、揭發康澤不赦之罪的董益三，究竟有多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