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分別發布了《1969年，毛主席問韓先楚：好久沒有見到洪學智了，他到哪里去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毛主席在臺上突然大聲問：鄧華同志今天來了嗎》，以及《開國將軍鐘偉，性情火爆，被人裝入大麻袋，先用亂棍打，然后沉江》三文到“覃仕勇說史”上，講述了洪學智、鄧華、鐘偉等開國將軍在那場“文化大風暴”中的落難遭遇。

說起來，軍界中，受“文化大風暴”摧殘最嚴重的單位還是昆明軍區和云南省軍區。

其中，昆明軍區前任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受迫害自殺，昆明軍區后任第一政委譚甫仁中將遇刺身亡，云南省軍區副司令員朱家壁少將受迫害一度跳樓，此外，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中將，昆明軍區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將等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

本文來講一講閻紅彥上將在這場世紀“大風暴”中的不幸遭遇。

關于閻紅彥上將的事跡，老覃早年曾在《已到地方工作的人不授軍銜？毛主席交代：必須授予閻紅彥上將軍銜》一文中有過敘述。

他出生于陜西瓦窯堡，早年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一起搞革命，是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月，閻紅彥曾和謝子長一起到中央局學習，隨后轉往河北省委軍委工作。該年7月，閻紅彥進入孫殿英部成功地舉行了包頭兵暴，拉出了一個團。在8月27日的前委召開擴大會議，他主張帶領部隊回陜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被陳伯達指責為“大西北主義”。

剛正不阿的他忍無可忍，與陳伯達發生了激烈爭吵，結果被撤銷了職務。

這是閻紅彥因為性格原因第一次遇到了挫折。

第二次遇到挫折，除了性格原因，還有他對黨性的堅持。

那是1945年，被選為了出席黨的七大的代表的他，看到了高崗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

高崗也出自于西北紅軍系統，閻紅彥對他的底細了如指掌。

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閻紅彥鄭重地向劉少奇、任弼時提出了反對意見。

可惜的是，閻紅彥的意見未被重視，閻紅彥本人卻受到了誤解和批評。

到了七屆一中全會，高崗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閻紅彥再次向劉少奇、任弼時提出反對意見，并明確指出了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等等劣跡，要求中央把自己的意見記錄存檔。

這一次，他遭到了高崗的瘋狂報復，他也因此含冤多年。

1954年，“高饒事件”發生后，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他的名譽得到了恢復。

1958年3月，毛主席在召開成都會議期間，見到了他，親切地把他叫到身邊，有些沉痛地說：“閻紅彥同志，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太對不起你了。”

他淡淡一笑，說：“這沒有什么。”

話說回來，1966年，當那場“文化大風暴”突如其來地席卷神州大地，閻紅彥和許多正直堅定的共和國將領一樣，手足無措，陷入了一種“不理解、不積極、不得力”的狀態之中。

該年8月，他到北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見到了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老戰友廖志高，他一個勁地說：“我們得向毛主席反映下面的情況了，目前的‘大革命’這樣搞，既破壞了生產，又破壞了社會秩序，不行哪。”

廖志高深有同感地說：“對呀，我們都應該向毛主席反映這個問題，明天，我們在小組會都講一講吧。”

兩人秉持黨性，在小組會上講出了自己對當場形勢的擔憂。

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后，毛主席又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期間，陳伯達在林彪的指使下召開了一個小會，指定一部分原來在軍隊工作的高級干部參加，目的是鼓動大家揭發批判劉鄧。

閻紅彥和時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書記的趙增益作為第二野戰軍三兵團的老干部，參加了會議。

有人在會上做了“揭發”，說劉鄧在淮海戰役中有過動搖，一度想后撤。

陳伯達得到了這樣一條毫無根據的“材料”，正無比高興。

哪知，一向眼中不容砂子的閻紅彥忍無可忍，拍案而起，義憤填膺地說：“你們在胡說什么？這純粹是造謠！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我從沒看見過總部出現過什么動搖！”

趙增益也跟著站了起來，說：“我是當時三縱的作戰部長，我也可以作證，總部從沒有出現過什么動搖！”

閻紅彥和趙增益的發言一下子就把陳伯達等人的如意算盤打亂了，會開不下去了。

陳伯達咬牙切齒地把閻紅彥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黑名單內。

閻紅彥此后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他回到昆明后，遭到了輪番批斗，家也被抄了。

雖說在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的保護下，東躲西藏，但到了1967年1月，還是遭到了陳伯達的嚴酷迫害。

心灰意冷的他，服下了大量安眠藥，含恨辭世，享年6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