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何以生生不息、歷久彌新？其中原因很多，但漢字是不容忽視的核心因素之一。

漢字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字體系中，作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統，只有漢字沿用至今。漢字在中華文明傳承、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殷墟遺址考察時所言：“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

▲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陶扁壺上，“文”字清晰可見。中國歷史研究院供圖

一、見證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文字的創制是文明出現的重要標志之一。恩格斯曾經指出，人類“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在經歷幾次“信息革命”中，人類文明不斷邁上新的臺階。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第一次發明了語言，人與其他動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五六千年前發明了文字，人類從野蠻人變成了文明人。人類一旦創造出記錄語言的文字，知識來源就不再受限于時間和空間，不再是口耳相傳，知識快速積累，人智大開，社會快速進步。

一個考古遺址，一旦發現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來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個時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遺址中，距離我們年代越遠，保存下來的可能性就越小。

▲ 《多寶塔碑》局部。該碑于唐天寶十一年(752年)由岑勛撰文、書法家徐浩題額、書法家顏真卿書丹、碑刻家史華刻石而成，可謂集眾家之心血。資料圖片

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刻畫在龜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符號，不排除它們具有文字屬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扁壺上，“文”字清晰可見。河南二里頭文化被認為屬夏王朝時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也發現了許多刻畫符號，有不少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以二里崗文化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分布地域范圍大為擴展，文化類型也大大增加。屬于二里崗文化晚期的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號。商代中期的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書的“尹”“帚”“天”“東”等符號，其形體特征一如殷商時期的文字。

▲ 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出土的殘斷甲骨。殷墟博物館供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自發現以來，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約有10多萬片，單字數量已達4000個左右，晚商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體現。甲骨文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研究漢字發展和中國早期歷史的寶貴材料，也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實證。

20世紀初，著名學者王國維依據甲骨文驗證了商代世系的真實性，“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有“中國考古第一人”之譽的李濟更是“把甲骨文的歷史推遠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西周時期，文字使用功能擴大，文字系統獲得長足發展。這一時期，文字載體發生了很大轉變，現存主要式樣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它們的書寫程序是先刻寫于范坯，再經燒鑄而成。東周時期，文字載體日漸豐富，金文資料仍然占有相當比重，簡牘、絲帛、玉石、陶器等材質也都是當時實用的文字載體。特別是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戰國時期的楚帛書、楚簡和秦簡，保存了大量用軟筆書寫的文字。

▲ 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創作的行書書法作品《快雪時晴帖》。資料圖片

古老的漢字見證著中華民族曲折輝煌的成長歷程，成為中華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體構造，往往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若干細節。春秋戰國時期，字分五系——秦、楚、晉、齊、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國的篆文、古隸與東方六國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國爭雄的歷史場景。秦漢時期，繁難的小篆多應用于特殊場合，古隸和八分先后活躍于日常書寫領域，與此同時，草書也得到迅速發展，凡此種種，無不是大一統國家機器有效運轉、文化越發昌明興盛的寫照。魏晉南北朝時期，行書和楷書逐步走向成熟，從一個側面反映著那個時代的風貌，《平復帖》《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等流傳千古的書法名帖，映襯著優雅從容的魏晉名士風度。

中國漢字具有強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擁有巨大的表達潛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擔記錄漢語的功能。隨著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漢字由最初的刻畫符號和象形圖形發展出表意、表音和形聲等編碼方法，突破以形表意，體現出中華民族由形象思維到復雜抽象思維的發展演變。

二、書寫多元一體的基因密碼

文字是歷史的見證者，是傳統的守護者，還是文明的傳播者。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字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富有邏輯性的文字系統。漢字與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同呼吸、共命運，歷經時代變遷而不改本色，既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統一性的重要體現，更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追溯漢字的演變歷程，可以觸摸到歷史的脈搏，感受到中華文明深厚綿長的底蘊。

漢字是自源于中華大地、以記錄漢語為主并具有多種功能的書寫符號系統，是表意文字體系的典型代表。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突出表現在漢字的延續性上，漢字超越了傳統與現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伴隨中華民族發展進程，這一文字系統雖然在形體上有所變化，但其內部深層結構從未發生根本的改變，所記錄的語言古今一脈相承，所形成的文獻豐富而連續。

一個能讀古書的現代人，如果打開2000多年前西漢人抄寫的古書，閱讀障礙很小，這在全世界范圍內是獨一無二的。日本知名學者白川靜在20世紀70年代初曾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化就是漢字文化，漢字所具備的各種特質，給中華文化添上了濃烈的色彩”“漢字還輻射到了（中國）周邊，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即漢字文化圈”。

漢字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國地大物博，方言有很多種，民族語言也有很多種，統一的文字構筑了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建立統一王朝之時，就下令實行“書同文”的政策，以保證政令的通達和思想文化的統一。秦朝之后，漢字又經歷了漫長的字體演變。雖然天下分合、朝代更替，但漢字作為通用文字的傳統再未改變。

歷史上，進入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大都會主動擁抱中原文化，學習漢字。南北朝時期，為了讓拓跋鮮卑融入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將漢語確立為官方語言，要求學漢語、用漢字、穿漢服，對促進民族融合產生了巨大影響。宋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也都受到中原文化影響，其自創的民族文字借鑒了漢字的偏旁部首。

中華民族不是單純的人種血緣的融合，而是文化認同的實體，漢字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一旦分裂為使用更小的表音文字系統的民族國家，就很難再統一為一個文化連續的國家。中國則不同，在這片大地上，朝代有更迭、政權有更替，但是我們的文字一致、文化相通，分久必合，永遠是統一戰勝分裂，這種特性與漢字的超語言功能密切相關。

漢字不是通過直接表達語音的編碼方式記錄語言，而是通過以表意為基礎的多種編碼形式記錄漢語，這就使其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可以準確記錄語言，漢字是成熟的文字體系，與漢語相適應，可以記錄各個時代的口語，形成書面語，這也使語言更加嚴謹；第二，漢字可以超越方言，不同時代可以讀不同的音，不同地域可以讀不同的音，但不論讀什么音，其表達的意義不僅在歷史上是連續的，而且為社會共知，歷史上書面語長期發揮共同語的功能。因此，盡管各地的方言千差萬別，不同年代的語言也有很大差異，但是中華民族一直有統一的文字。

漢字是中華歷史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為突出特質，而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延續主要依靠文字記錄、典籍保存。比如，甲骨文記錄了商朝時期的祭祀、打獵、戰役、農業、問病和天氣等；金文記錄了周代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和社會生活。

縱觀世界文明史，在許多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有時政權一旦改變，文字記錄的語音語義大都發生徹底變化，即使字母相同，所記錄的語言也不同。然而在中國，盡管朝代更迭，新的朝代仍然使用同一個文字系統，遞傳幾朝依舊是同一個文字系統，前后識讀沒有障礙，因而數千年來文明歷史記載從無間斷，各種文獻豐富多樣、傳承有序。

三、彰顯中華文化的獨特神韻

漢字記錄了不同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透過這些漢字，后人能夠感受他們的生活乃至當時的心理狀態。因此，中國人歷來對文字懷有敬畏之情，一方面體現為漢字演變中的繼承關系，譬如曹魏時期的《三體石經》，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刻寫；另一方面體現為后代對前代文獻、書法的保存和傳承，譬如宋代《淳化閣帖》收錄大量前朝書法家作品。正是對文字的敬畏，讓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得以傳承至今，并被發揚光大。

▲ 故宮博物院藏宋拓《淳化閣帖》。　故宮博物院供圖

漢字彰顯著中華文化的獨特神韻。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是文學的共性。中國的文學不僅僅是語言的藝術，也是文字的藝術。我們讀唐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時，只能是線性讀出兩句詩來，如果書寫成：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到了另外一種非線性結構：門對窗、泊對含、東對西……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這種對仗是非線性的視覺結構。詩不僅是讀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學者饒宗頤所說：“漢字只是部分記音，文字不作言語化，反而結合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漢字這一大樹，枝葉繁茂，風華獨絕，文字、文學、藝術（書法）三者的連鎖關系，構成漢文化最大特色和引人入勝的魅力。”

人們都在努力追求將世界上的各種文字書寫美觀，但只有漢字發展為一門書法藝術。漢字字形多種多樣，為形成豐富美觀的視覺效果提供了優越條件，并與格言警句、名篇佳作、篆刻印章等相結合，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書法藝術欣賞過程中得以傳承。

書法還蘊藏著中國人深沉的家國情懷，練字更多練的是品德與性情。唐代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氣勢磅礴、壯懷激烈，通篇充溢著浩然正大之氣；明代祝允明以草書抄錄《岳陽樓記》，則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為精神動力。

四、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高度概括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漢字記錄了我們的“來處”，集中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守護好漢字就是守護我們的文脈，文化自信才有堅固的支撐點。

文字一經形成，便通過記錄人們的語言，使文明成果得以永久保存和廣泛傳播。在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通過楔形文字向世人傳遞法治精神的火種；在尼羅河谷，象形文字記載了古埃及人在辛勤勞動中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在黃河流域，甲骨文等所承載的文化基因成為塑造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然而，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衰亡，而漢字不僅從未失傳，還在一次次字體演變中不斷煥發生機，成為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從來沒有中斷過的文字系統。

漢字的悠久性、持續性和穩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得以完整記錄、保存和傳承。漢字記錄了中國波瀾壯闊的輝煌歷史、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中華優秀傳統道德觀念、璀璨的文學藝術、燦爛的發明創造、生產生活的智慧等，使中華文明代代相傳，歷久彌新。無論歷史經歷多少曲折，漢字體系一直保持基本穩定，猶如“定海神針”，維系了中華文化的根脈，推進了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

▲2023年7月，在四川成都大運村，來自意大利的運動員（右）學習用漢字書寫自己的名字。　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攝

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科技等立足世界前列，而且是文化的自立自信。豐富的歷史文獻和蓬勃發展的考古學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中華大地上各個歷史時期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真實狀況，融合、凝聚、輝煌、復興，何其波瀾壯闊。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首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我們要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它的產生和演變體現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維方式，既是民族的驕傲，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們要全面深入挖掘漢字蘊含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地賡續中華文脈，展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文字學會副會長）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周芳　吳艷

制作 |封煜靖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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