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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李明（化名）“莫名被扣款”2224.56元已過去近一周，這期間，他聯系過支付公司、貸款平臺和擔保機構，但收到的反饋只有各方的推辭。

而類似被扣款的問題，不僅僅他一個。低至39塊9，高到數千元，不少消費者身陷“莫名被扣款”謎局，在他們齊齊把矛頭對準支付公司之時，殊不知，背后竟是助貸公司等在“作怪”。

只因，看似年化利率24%的貸款產品暗藏玄機：助貸平臺的“雙擔保”模式下，除借款本金、利息、融資擔保費之外，還有一筆單獨收取的高昂擔保服務費，綜合實際還款金額來看，年化利率已遠超36%法定利率紅線。

而這，竟已是助貸行業秘而不宣的“潛規則”。助貸平臺為了牟利，借擔保機構進行借款賬戶外的額外收費。而門檻低的非融資性擔保公司，成為其牟利的伙伴。近半個月以來，公司名稱或業務范圍中包括“融資性擔保”的新增企業竟已超2000家。

息費拆分多方收費、變相抬高貸款利率、信息透明度不足……撥開消費者“莫名被扣款”謎局背后，一條圍繞助貸“雙擔保”的暴利鏈引起廣泛關注，亂象之下，一場針對助貸規范的重拳監管，也在醞釀之中。

01

“莫名被扣款”謎局

“莫名其妙銀行卡里被扣款2000多！”查到賬單這一情況時，李明稱被嚇了一大跳，“本來就缺錢，這下可好，雪上加霜”。

這筆扣款為2224.56元，根據扣款信息，交易時間為2月20日，業務摘要為“理財”，交易場所顯示為“通聯支付-聯科非融資性擔保(深圳)有限公司”。

而進一步問詢通聯支付公司才知曉，這筆名為“理財”的扣款，竟是出自聯科非融資性擔保(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科非融資性擔保公司”），該筆扣款商戶主營貸后服務，因用戶通過App全民錢包借款收取。

李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他近期并未下載全民錢包App，不過1個月前曾在一個名為“花鴨借錢”的平臺上有過借款記錄。申請額度后，由“易得花”推薦的貸款，金額14000元，由一家民營銀行發放，還款總金額15885.96元，綜合年化費率24%，分12期還款，每個月還款金額1323.83元。

“明明當天已經被扣1323.83元的還款，那這2000多又是什么？”李明稱，萬分疑惑下，他最終在花鴨借錢平臺上發現了端倪。原來，在易得花撮合的這筆15885.96元借款賬單之外，竟還藏有一個高達3132.72元的擔保服務費賬單，李明在1月20日借款成功后，2月20日便被強制扣除了2224.56元的擔保服務費，除此之外，剩下的11期擔保服務費每個月均需還82.56元。

而詭譎的是，除了單獨收取的這3132.72元擔保服務費外，李明15885.96元的借款賬單中，每一期還款中同樣有收取融資擔保費，據其還款頁面，其交易場所為連連銀通-北京中保國信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保國信融資擔保公司”），不難發現，除了還款本金及利息外，其還包含相應融資擔保費用。

正如連連支付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北京中保國信委托我們提供支付服務，因此我們根據合同條款收取了用戶的擔保服務費后給到北京中保國信”。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由通聯支付扣取的2224.56元擔保服務費用，李明在貸款前全然不知。“我并未在貸款過程中看到有明確提醒，說會收取高額擔保費用，也沒簽署過相關融資擔保合同，甚至在強制扣款前也沒看到有相關告知，直到被扣款才后知后覺。”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亞告訴北京商報記者，融資擔保是增信措施，但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貸款平臺在推薦該服務的時候，消費者享有相應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未明確提醒告知直接扣款是對消費者基本權利的侵害。

在李亞看來，相關貸款平臺、融擔公司、支付機構、放款銀行在業務操作上，均應充分披露貸款機構、費用結構、增信措施、支付機構等各類信息切實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在需要購買服務上應充分告知消費者，獲得消費者的同意，支付機構在進行代扣上應進行有效識別和充分授權，盡到合規的審查義務。

02

遠超36%利率紅線

一次牽出7家相關機構的利益鏈，李明直言這一貸款太不簡單。

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這場“莫名被扣款”牽出的貸款行為中，由花鴨借錢（運營主體 “黑龍江晟唐互聯網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提供平臺服務，再進一步將李明貸款需求推薦至易得花（運營主體“興弦網絡科技（廣東）有限公司”），后者作為助貸方再將貸款推薦給銀行。

不同尋常的是，這一層層推薦的助貸環節中，還嵌套了多個擔保收費服務，其中包括借款賬單中涉及的中保國信融資擔保公司，以及擔保服務費賬單中涉及的聯科非融資性擔保公司。

對于李明所述情況，北京商報記者下載了花鴨借錢App進行親測，在同意多方協議、填寫多項信息并進行人臉認證后，花鴨借錢向記者給出了來自“易得花”等多個助貸平臺的貸款額度，點擊“易得花”嘗試貸款發現，頁面提及會收取相應的擔保費、擔保服務費、融資管理費，但對具體機構及對應合同，未明確披露。

“這其實是助貸市場中比較隱蔽的‘雙擔保’模式。”一資深業內人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在這一模式中，借款人的息費往往被拆分成多個部分，分別由不同的擔保公司收取。這些費用的計算方式和收取依據往往并不清晰，因此消費者在借款時難以準確知曉自己需要承擔的全部費用，導致在還款時發現莫名多出了擔保服務費等款項。

除了信息披露不明外，平臺還存在誘導與誤導消費者的情況。例如，花鴨借錢平臺宣傳貸款年化利率在36%以內，但對隱藏在背后的高額擔保費用等只字不提，以李明貸款經歷為例，盡管其貸款賬戶利率顯示為24%，但綜合其所需還款的擔保服務費來看，年化利率已遠超出36%的法定利率紅線。

在業內看來，將息費拆分并通過多家融擔公司操作，可能使借款人實際承擔的綜合費用較高，增加融資成本，損害借款人利益。同時也有變相抬高利率、突破監管限制之嫌，這種模式下，息費結構相對復雜，借款人可能難以清晰了解各項費用的真實含義和計算方式，信息透明度不足。

正如素喜智研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表示，目前融資擔保主要是為資質不足的借款用戶提供擔保增信。從助貸定價水平區間看，24%以內優質客群爭奪戰激烈，故一些機構已嘗試向24%到36%區間進行拓客，但超36%確實嚴重侵犯了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給金融消費者帶來了沉重的息費負擔。

博通咨詢首席分析師王蓬博同樣稱，擔保公司未讓消費者簽署合同，在消費者不知情情況下就收取費用，也有違公平交易原則。“這一模式下，實際年化利率超過法定紅線，但也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主要原因還是平臺和相關機構為追求更高利潤，通過這種方式增加收入，但為了避免違規，試圖通過復雜的費用結構規避利率的限制。但這肯定是不合理的，屬于變相抬高消費者實際借貸成本的現象。”

03

超2000家擔保機構集中涌現

助貸的“雙擔保”模式，實則已成行業內秘而不宣的“潛規則”。

如今，各類機構消費貸業務不斷下沉，將目光投向風險更高的下沉資產。北京商報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雙擔保”模式的出現，從市場需求來看，一方是助貸平臺希望通過高定價來覆蓋下沉資產的壞賬風險，實現盈利；而放款的金融機構則需要擴大資產供給，獲取相對較高的固定收益。

從具體模式來看，不同于傳統的融資擔保服務，“雙擔保”模式將其拆分為兩部分，通過兩家擔保公司來實現。一般息費設置為“24%+X%”的組合，其中24%的部分包括借款利息和融資擔保費，而“X%”部分則為擔保服務費，由另一家擔保公司代收，費用單獨收取，也就是消費者中反映的“莫名被扣款”部分。

從表面上看，這種拆分方式使得消費者借款賬戶定價在24%以內，符合監管對部分金融產品利率的限制，看似有一定的合規性，但實際算上單獨被扣款的費用，消費者承擔的綜合息費水平達到甚至遠超36%。

在“雙擔保”模式下，消費者在借款時，往往難以清晰了解各項費用的構成和計算方式。復雜的息費結構下，也使得消費者在借款過程中如同置身迷霧，不清楚自己究竟承擔了多少成本，甚至因為一些助貸平臺對融擔費用等關鍵信息的刻意隱瞞或含糊其辭，使得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陷入高額債務陷阱。

一資深從業人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助貸平臺給金融機構提供助貸服務，一般會給資金方交保證金做反擔保，但發現這一模式下利率24%或36%根本“兜不住”，因此會再找擔保公司以其他名義向用戶收擔保費。“前者是真擔保不收費但上征信，第二個是額外收費不上征信。”

另一從業者進一步向北京商報記者透露，“實際現在很多擔保公司就是助貸公司的關聯方，這樣的模式就是為了能多個收費名目，所謂的擔保服務費對助貸平臺來說就是利潤，也是風險備付金”。

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近兩年小貸監管趨嚴，頻繁出現小貸公司注銷退出，不過融資擔保公司卻如潮涌般逆勢而起。天眼查披露，僅在最近15天內，公司名稱或業務范圍中包括“融資性擔保”的新增企業就超2000家，其中以“非融資擔保服務”居多。

所謂非融資性擔保，與融資擔保服務的區別是，前者并未取得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但實際也在為法人及自然人提供擔保業務。根據前述李明反饋的“莫名被扣款”的擔保服務費，就由非融資性擔保公司收取。

“目前助貸行業，絕大多數助貸平臺36%的資產都是雙擔保模式，甚至會有一家助貸平臺關聯多家擔保公司的情況，因此才會出現那么多擔保公司，一方面是因為這類機構準入門檻低，平臺好獲取，另外其實也是為了出現糾紛時更方便分散投訴。”前述從業者坦言。

針對消費者所述問題、多家機構對應關系、信息披露是否到位以及費用收取是否合理等問題，北京商報記者向前述花鴨借錢、易得花以及與其相關的多家機構一一采訪求證，但截至最新發稿時間2月26日18時，未收到后者官方回應。

此外，北京商報記者嘗試聯系聯科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采訪求證，撥打了天眼查披露的多個個人電話，其中一位自稱為該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其此前已將該公司轉讓至現任法定代表人楊明燕，“我們之前注冊了這個公司但并未實際展業，后來就賣了，現在公司什么情況不太清楚，最近接到不少被扣款的消費者電話，我們也不了解”。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聯科非融資性擔保公司于2022年7月變更法定代表人，目前究竟是否進行實際展業，還是僅為助貸公司收費“外殼”，暫未可知，但從公開披露的員工信息來看，仍為0人。就此，記者進一步聯系天眼查上公司2023年年報披露的個人電話，但截至發稿無人接聽。

不過，李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易得花客服經理已向其取得聯系，可進行協商退款，并要求消費者承諾后續不會在任何平臺及渠道發起有關易得花平臺和其合作方的投訴。

引發關注的是，李明此類遭遇并不少見，根據黑貓投訴平臺，搜索“擔保”等關鍵詞，北京商報記者發現，相關投訴量高達數萬條，其中就有不少用戶反映有平臺“存在多收取擔保費用和超額利息”“擔保費用過高”“亂收費”等情況。

04

將迎監管重拳治理

此類助貸“雙擔保”模式，或迎來監管重拳治理。

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已有監管部門開始對金融機構的擔保增信貸款業務進行嚴管，其中就要求銀行加強對合作機構的管理。

正如北京商報記者從一知情人士處獨家獲悉，監管正在醞釀相關業務管理新規，例如，商業銀行開展互聯網助貸業務，由合作機構提供擔保增信服務的，應當將擔保增信余額納入對擔保增信機構的統一授信管理，應當至少每季度評估一次擔保增信機構的履約代償能力，防范過度擔保風險。

另外，商業銀行應當與擔保增信機構在合作協議中約定，擔保增信機構向借款人收取的擔保增信費率不應高于貸款利率，不得再以咨詢費、顧問費等名義向借款人收取不合理費用。

值得一提的是，“雙擔保”模式問題僅是一角，助貸市場的亂象，遠不僅于此。

例如，在隱私保護上，北京商報記者實測發現，在花鴨借錢平臺上點擊嘗試貸款后，需填寫多項個人隱私信息，并進一步上傳身份證進行實名認證及填寫緊急聯系人。然而，在記者激活額度的最后一步，平臺還要求用戶一鍵勾選多家機構的系列授權及協議。

李亞認為，一鍵授權這一商業模式中，消費者是向誰授權、權利讓渡范圍都不明確，容易對金融消費者的決策產生誤導。另外，開展個人信息處理活動應遵循最小必要原則，一鍵授權多家機構屬于個人信息過度收集，這種一攬子授權可能導致用戶信息被濫用，增加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

另外，信息披露上，根據消費者反饋及記者親測發現，在助貸平臺授權一系列協議后，獲得的是多個同為助貸平臺的貸款額度，消費者在貸前并不知曉真實的放款方，只有再次勾選相關協議，申請貸款之后，直到放款成功，真正的放款資金方才露出真面。

“這一行為顯然不合理，平臺應在貸前以顯著方式明確告知消費者放款資金方。建議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王蓬博說道。

針對助貸業亂象，業內多位專家指出，未來，金融機構、助貸平臺、擔保公司等都應加強自律，提高信息透明度，明確各項費用的收取標準和依據，充分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同時，監管部門也需進一步加強監管力度，完善監管規則，填補監管空白。

文/ 北京商報金融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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