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澤源

作為一部戲劇影像， NTLive （英國國家劇院現場）出品的《初步舉證》已經在中國創造了奇跡。

《初步舉證》

媒體在其上映前對它的票房預估不過一千萬元左右，但上映兩周后，它的票房數據已逼近三千萬，豆瓣評分更是高達 9.5 。

沒有考據過，這個9.5 ，是院線片有史以來的最高分嗎？

這說明我們的文化市場對于無可爭議的好作品依然有需求，即便它在形式上不同于傳統電影，即便它的主演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并不擁有太高認知度。只要其主題與我們關心的議題接軌，只要其品質無可挑剔，好東西總有機會閃光。

《初步舉證》與當下的電影相比也有其獨特優勢。我們時代的電影就算著眼于嚴肅議題，就算探討議題的態度坦誠直率，依舊會在注意力經濟和意識形態因素的逼迫下，為影片加入一些令人分心的佐料，撕裂觀眾對于影片的觀感。

而《初步舉證》作為一部戲劇——進一步來說，作為一部女性獨角戲——有著它得天獨厚的優勢。戲劇藝術相對簡約的本質，使得作品能夠更純粹地專注文本和議題本身，而不是議題周邊的表面噱頭；獨角戲的形式，則為觀眾降低了對這個異國語境故事的理解難度，并且能夠更專心地共情于主人公的表演。

當然，這種形式也為主演提出了巨大挑戰。還好，朱迪·科默是一位現象級演員，她在接近兩小時的表演過程中始終引領著這部戲的敘事和情感節奏，將觀眾緊握在手心。

除了飾演女主人公外，她還一人身兼故事敘述者（為其他人物「配音」）、場務（在表演中途自行調整道具和布景位置）和現場造型師（自己為自己更衣以標識場景與時間變換）等多重職位。能將所有這些任務完成得如此出色，同時又絲毫不折損其表演的核心感染力，科默的表演基本功、爆發力與身體能量都令人驚嘆。

蘇茜·米勒創作的文本也同樣出彩。《初步舉證》有著鮮明的兩段式結構：前一段中，律師主人公泰莎沾沾自喜地擔任著司法系統維護者的角色，堅稱只有法律真實而沒有客觀真實。作為辯方律師的她在對待女性性侵受害者時不動感情，只依照法律程序所框架的軌道行事，且對此做法毫無反思。

但影片中段發生的一場性侵，逆轉了泰莎在整個權力系統中的位置。她原本信任這個她賴以為生的系統，并相信所有人的權益都能在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但在事件發生后，她才意識到自己作為女性在性別權力秩序中不堪一擊，并切身體驗了女性性侵受害者在司法訴訟程序中面對的不公正處境。

泰莎的轉變過程原本有可能顯得咎由自取。在故事前半段，她囂張跋扈宛如斯科塞斯電影中的有毒男人，打破第四面墻，向觀眾百無禁忌地輸出著她某種程度上弱肉強食的犬儒觀點：

世界的秩序便是如此，大家要么將它化為己用，要么因為無法適應而成為犧牲品；而我作為律師只不過像出租車司機，來者不拒，我不做價值判斷，不摻雜個人感情，因為我信賴程序的有效性，如果個體與程序產生沖突，那只會是個體的問題。

但米勒并沒有完全將泰莎塑造成不近人情的「混蛋」。通過一段家庭場景，她展現了泰莎的工人階級背景（擁有一個家庭主婦母親和一個酗酒的兄弟），從而簡潔有效地讓觀眾理解了泰莎的心路歷程。作為出身中下層的平民，泰莎試圖通過努力實現階級躍遷，而社會系統也的確對其努力做出了回饋，讓她成為了百里挑一的律師，并且過上了與先前完全不同的生活。這樣一個個體怎么可能不對現有的社會系統滿懷信賴？

然而當涉及性別沖突的事情發生在女性個體身上時，她們總會發現，不論自身的社會身份如何，她們本質上都是弱勢一方。當性侵案件步入庭審階段時，需要在法庭上自辯的不是大多數為男性的加害者，而是大多數為女性的受害者；媒體與公眾輿論也往往將尋找完美受害者一事視為己任。所有這些現象，都指向了司法程序和社會輿論在面對性別問題時的本質性不公。

蘇茜·米勒在面對此問題時直指核心：涉及性侵問題的法律條文在總體上是由男性寫就的，因此他們在立法時不可能切身考慮到女性受害者的處境與感受，一代代女性的創傷，因此完全無法在這些條文中顯形。而「完美受害者」概念在本質上也是被男權社會定義，所以每個女性性侵受害者在這個系統中自辯時，都會感受到深深的無力。

主人公泰莎和演員朱迪·科默在全劇結尾處直接向觀眾發聲，號召改變。有些觀眾認為這部分內容過于說教，我對此并不認同。從狄更斯小說到肯·洛奇電影，再到疫情期間同樣由朱迪·科默主演的電視影片《援助》，英國藝術作品長期以來都有著鮮明的社會介入傳統，它們不滿足于單純作為束之高閣的藝術品被鑒賞家品評，相反，它們總是直接向社會提出明確訴求。

《援助》

泰莎與觀眾的互動，為《初步舉證》這部作品賦予了開放性和希望，也為臺下或銀幕外的每位觀眾提供了自省和覺醒的可能。

《初步舉證》

有些作品遺世獨立，等待著歷史在多年后對其進行挖掘；有些作品則只爭朝夕，尋求對世界產生即時而強烈的影響。

在面對像性別不公這樣迫切需要改變的社會議題時，后者顯然是我們更需要的作品，因為在每一分鐘和每個角落，都有人正在被這樣的不公秩序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