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和毛主席關系極好，他們之間第一次相遇還要追溯到1928年。

那天，曾志和丈夫蔡協民正在屋內休息，突然，一陣洪亮的聲音從門外傳來：“蔡協民，老蔡，老蔡在里面嗎？”

話音未落，一個高大的身影已經走進屋內。曾志抬頭望去，只見來人中分式的黑色長發，清癯的面頰，舉止瀟灑，表情親切而深沉，來人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看到屋內的兩人，笑著打趣道：“嗬！金屋藏嬌嘛。老蔡，好福氣喲！” 說罷，自己便拿起凳子坐在他們對面，滿含笑意地看著這對夫妻。

蔡協民趕忙起身，拉著曾志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常和你說起的毛澤東，毛潤之！” 曾志聽到這個名字，倦意也瞬間消散。她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毛澤東和蔡協民交談。

在井岡山艱苦的斗爭歲月里，曾志與毛澤東、賀子珍也在這段時間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一起在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一起商討革命的策略，一起為了理想而奮斗。

曾志性情直率，她不僅敢和毛澤東頂撞，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 “襲擊”。當時，紅軍戰士們生活艱苦，有些人傳言毛澤東吃得比大家好，可能會有肉吃。

曾志聽后，心中將信將疑。為了弄清真相，她決定親自去一探究竟。一天，她趁毛澤東家做飯的時候，突然闖了進去，掀開鍋蓋一看，鍋里煮的竟然也是和戰士們一樣的紅米飯和南瓜湯。

她心中一驚，但仍有些懷疑，于是又找了個機會，再次進行 “突襲”。結果，看到的還是同樣的飯菜。那一刻，曾志徹底相信了，毛澤東并沒有搞特殊化。

出于工作需要，曾志不得不離開井岡山，在前往福建工作的日子里，她憑借著井岡山時期積累的豐富斗爭經驗，深入基層群眾之中，迅速在新環境中打開工作局面。

1938 年，曾志搖身一變成為荊門合作飯店的女老板。這一身份不過是掩護，她的真實身份是荊當遠中心縣委書記。曾志巧用飯店這一公開場所，將其打造成黨的秘密聯絡點。

一次，國民黨特務聽聞飯店內有共產黨秘密活動，突然前來搜查。曾志迅速將重要文件藏進事先備好的暗格，而后神色如常地與特務們應對。她言辭巧妙，對答如流，憑借從容不迫的態度，成功消除了特務們的疑慮，讓黨組織躲過一劫。

次年，曾志千辛萬苦，終于抵達抵達革命圣地。

曾志一到延安，便迫不及待地給毛澤東寫信，僅僅兩天后，毛澤東迅速回信，熱情邀請她前來會面。

交談時，曾志向毛澤東提出想要進入馬列學院學習的想法，誠懇說道：“長期在白區工作，一直沒機會系統學習，這次到延安，就盼著能在馬列學院好好提升自己。”

毛澤東深表贊同，語重心長地說：“這很好。你已積累了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再深入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將二者緊密結合，定能更好地總結經驗，實現自我提升，為革命事業貢獻更大力量。”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曾志順利進入馬列學院。

1944年，經過曾志的據理力爭，毛主席支持了她的最新決定，中央特批曾志跟隨陶鑄南下淪陷區，投身到艱苦卓絕的游擊斗爭之中。

當時，他們的女兒陶斯亮年僅 4 歲。臨行前，曾志萬般不舍，將女兒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托付給楊順卿照顧。

分別之際，曾志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孩子托付給你了，如果我們不幸犧牲，這個孩子就如同你的親生女兒一般。”

隨后，她和陶鑄向毛主席辭行，堅定地表示：“為了革命事業，我們絕不計較個人得失，時刻準備著為黨和人民奉獻自己的一切。”

毛主席聽后，滿懷激情地贊嘆道：“這才是真正的陶鑄和曾志！” 在曾志的心中，革命事業始終高于一切。

在曾志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她兩次經歷喪夫之痛，她的兩個孩子不幸夭折，還有一個孩子，由于殘酷的戰爭環境，不得不被寄養在井岡山的石禮保家 。

1928 年，曾志在井岡山迎來了她與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的孩子。然而，當時的革命形勢異常嚴峻，紅軍隊伍隨時可能轉移，帶著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對于曾志來說，實在是太過艱難。

無奈之下，她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將孩子托付給石禮保撫養。石禮保給孩子取名石來發。

幾年后，石禮保因帶著紅軍參加工農運動，不幸被捕犧牲，他的妻子也因積勞成疾，離開了人世。年幼的石來發，只能跟隨祖母艱難度日。為了維持生計，祖母常常牽著小來發，走村串戶，乞討度日。

新中國成立后，曾志對自己的孩子始終念念不忘，她多次托人到井岡山尋找自己的骨肉至親。

1951 年，時任廣州市委副書記的曾志，委托同志們，到井岡山打聽孩子的下落。最后，曾志終于找到了石來發。當年 10 月，石來發來到廣州與母親相見。此時距離他們母子的上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20多年。

曾志帶著石來發在身邊待了陣子，后來還是決定讓他回到井岡山繼續當農民去。她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的兒子都去朝鮮打仗，我的兒子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岡山務農呢？”

石來發深知母親的良苦用心，他沒有絲毫怨言，遵照母親的意愿，回到井岡山，在井岡山墾殖場當了一輩子的護林員。

之后，石來發一直和母親保持通信，一次，石來發收到母親的來信，信中曾志提到自己身體有些不適。石來發心急如焚，第二天一大早便背著一筐自家種的新鮮蔬菜和井岡山上的草藥，徒步走了幾十里山路，趕到鎮上，只為了能早點把這些東西寄給母親，希望能對她的身體有幫助。當曾志收到這份沉甸甸的包裹時，眼中滿是感動的淚水。

平日里，石來發也會經常給母親寄去井岡山的特產，像自家釀的米酒、晾曬的筍干等。

曾志收到后，總會開心地和身邊的人分享，自豪地說：“這是我兒子從井岡山寄來的，都是好東西。”

除此之外，石來發也會在信中跟母親分享自己的生活瑣事，家里的孩子石金龍又長高了，地里的莊稼豐收了，村里新修了一條路等等，每次收到信，曾志都會含笑看完。

然而，人與人之間總有緣盡的這天。

1998 年 4 月 4 日，石金龍和奶奶的最后一面是在醫院，她已經虛弱地躺在病床上，嘴里喃喃地叫著他的名字，石金龍的心中一陣刺痛。

他趕緊快步走到病床前，曾志用微弱的聲音說道：“金龍，奶奶這一輩子沒有給你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你能體諒奶奶嗎？” 石金龍聽到這句話，淚水瞬間奪眶而出他知道，奶奶一生都奉獻給了革命事業，她的心中裝的是國家和人民，而非個人的財富和利益 。

兩個多月后的 1998 年 6 月 21 日，曾志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曾志臨終之前留下了遺囑，她在遺囑中提到：“死后三個月，由陶斯亮發一個訃告，并在報上登個消息，不要寫簡歷、生平......”

曾志逝世后，家人尊重她的遺愿，沒有設置靈堂，也沒有通知在京外的石來發和石金龍。

石來發父子倆是在陶斯亮送曾志的骨灰回井岡山時才知道這個噩耗的。安放骨灰時，石金龍與姑姑陶斯亮發生了爭執。石金龍無法接受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樹下，不立碑，也不寫生平簡歷的做法，他覺得這樣的安葬方式太過簡單，無法表達他對奶奶的敬意和懷念。

然而，曾志的秘書李冬梅拉住了石金龍，她輕聲說道：“金龍，別爭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長的遺囑辦的，咱們還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

說著，她將幾頁紙遞到石金龍的眼前，正是曾志的遺囑。石金龍接過遺囑，仔細地閱讀著，淚水再次模糊了他的雙眼。

后來，石來發、陶斯亮、石金龍幾人遵照曾志的遺囑，在井岡山小井紅軍烈士墓附近，挖了個洞穴。石金龍后來找來一塊赭黑色的石頭，在上面刻上了 “魂歸井岡” 四個大字，下面一行寫上了 “紅軍老戰士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