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在當下是一種多數人認可的擇業選擇。
看看每年的考公人數,上百人搶占一個坑位的場景,就可以知道“鐵飯碗”在老百姓眼中的含金量有多高。
在許多人心中,考公是一件正確且重要的事。
唯一比考公還重要的考試,就是高考。
每年高考的那幾天,考點周圍禁行、禁止鳴笛,各種助考護考的個人、企業紛紛助力。
為什么對高考如此重視呢?
因為那是關乎數百萬孩子,以及他們背后數個百萬家庭命運的考試。
一切為高考讓行,是那幾天的“正確”。
而考公,可以說是僅次于高考的一個考試,雖然性質不同,但重要程度相差無幾。
因此,為高考讓行的思維,會使得很多人心里產生出也得為“考公讓行”,“為未來的公務員讓行”的潛在思維。
假如你無意間發出的一陣噪聲,鄰居找上門來說孩子在考公,希望你保持安靜的時候,你大概率會表示歉意,并且之后會盡可能的小心,避免打擾到人家。
因為你知道考公是正經事,是能夠影響人家孩子一生的大事,你能夠理解。
為啥要說這些呢?
因為,前幾天上海和杭州發生了兩起偷包事件,“偷包賊”大姐被抓后,匪夷所思地喊了一句“影響我考公”。
結果呢,評論區被她的這句話帶偏了節奏,全在討論她的品行,說如果她考公成功,是多么荒謬。
還有人嘲笑:你考公是為了吃上公家飯,現在你的愿望直接達成了,公家給了你包吃包住的待遇(拘留所或看守所),恭喜上岸!
大家拿她“考公”開玩笑的時候,我好奇的卻是這大姐腦回路。
她先是在上海一家奢侈品店偷了倆包,第二天又出現在杭州的奢侈品店,用同樣的手法再次偷了倆包。
從監控畫面來看,她兩次偷包都不是臨時起意。
不論是進門時的泰然自若,還是進店后展露出來的氣場和言行,目的都是為了降低店員的防備心理。
而他偷包時嫻熟的手上技巧,轉移店員注意力的話術,甚至那個瞥向監控的眼神,都清晰地透露著這樣的信息:她知道自己是在偷盜,也知道自己被監控拍攝著。
但在被抓住時,她卻哭訴著對警察大喊“我不走,我想和解”“會影響我考公”。
你不覺得矛盾嗎?
換作是你,因為偷東西被抓后,會說出這種“神經病”一樣的話嗎?
所以這件事的根本,不在于這位大姐是否真的在考公,而在于她為什么要在被抓的時候,大聲強調自己在考公。
其實,你只要稍微往深處一想,就知道她說這話的目的。
就像小孩子犯了錯以后,脫口而出的那句:是他先罵我的、是他先動手的。
本質上就是一種為自己的過錯,找一個自認為合理的借口,來試圖為自己“減刑”。
每個人自打懂事開始,都會產生這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只是這種本能在某些時候也可能會變成利己主義。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和“自我中心思維”有關。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曾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人在認知發展的某些特定階段,就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理解世界的。
多數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受環境因素的影響,這種思維會逐漸弱化;但也有一些人,會因環境影響,這種思維被不斷強化,尤其是家庭環境的影響。
即使成年,這些人依然習慣于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世界,尤其是在面對利益沖突時,他們會不知不覺的陷入利己主義。
那個偷包的大姐,從視頻中看,年齡至少30+。她的言行,也看得出心思縝密、四肢健全,所以絕對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
因此,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行為的性質。
既然知道,她還喊出那句“會影響我考公”,唯一的解釋就是:她在給自己找理由。
也許在她成長的過程中,這樣合理的理由已經為她贏得過無數人/次的理解和寬容;
讓她產生了只要搬出“考公”,這個正確且重要的理由,就能夠得到店家原諒,得到警察叔叔包容,甚至是得到法律寬恕的想法。
看過法國作家毛姆的一句話,用在這里再恰當不過:
“如果你是神經病,那么全世界都會讓著你;但如果你覺得全世界都要讓著你,那么你就是神經病。”
而她說出的那句考公,足以證明她就是一個利己主義者,她的話翻譯出來:
不就是偷了幾個包嗎,我賠錢店家就該原諒我,警察和法律就不應該抓我。
我還要考公,你們不原諒我,如果影響了我考公,你們得負責。
她這樣的心理,是極其病態的,生活中我們其實經常會見到類似的情形。
去年山東某所小學門口堵成了一鍋粥,電動車都寸步難移。
一輛接孩子的小汽車,一把方向就斜插著停在了路口,車身占據了1.5個車道,后方車輛緊急剎車才避免相撞。
車上下來一位女士,關上車門便徑直離開,根本不管后方跟隨著的汽車,以及非機動車道上被她擋了路的電動車。
僅僅幾分鐘,后方就堵了近百輛汽車和數不清的電動車,被堵的人氣憤的謾罵著。
在交警的數次催促下,女子才不急不慢走過來,氣憤的交警和民眾對她進行了一番教育。
可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句:我接孩子,就停了幾分鐘而已,至于嗎?
她竟然認為自己沒有錯!
不過,她的理由的確合理,接孩子嘛,況且真的也就是幾分鐘而已。
她只站在自己立場,只為自己利益考慮,根本不在意給別人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影響了多少人的出行,耽誤了多少人的時間。
她的世界里,自己就是中心,只要我有“正確”的理由,所有人都應該理解我,包容我。
相比于偷包的那位大姐,她挨的罵更多些,是因為類似的人和情景,我們生活中很常見,容易感同身受。
但是她的病態程度,遠不及偷包大姐。
偷包大姐,那可是標準的偷竊行為,是能夠入刑的行為。
可是她卻依然認為,只要我能拿出“正確、合理、重要”的理由,就能夠被原諒,就應該被寬容。
這樣的思維和認知是可怕的,或許這正是為什么考公需要審核三代的原因吧。
像她這樣的人,如果當了母親,這樣的思維認知和價值觀必定會影響下一代。
這樣的人要是當了公務員,會為人民服務?
鬼才信!
所謂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像這樣的人,社會中真真實實地存在著很多,不影響公眾,但影響我們每個人:
那些在醫院“插隊”,說我孩子生病了的人;
工作中自己出錯,卻說“都怪XX”的甩鍋俠;
生活里蹭吃蹭喝,一買單就手機沒電,沒帶錢包的人;
像這樣的人,該懟就懟,當斷則斷。
留在身邊,要么自己受委屈,要么錢包受委屈。
我們可以對所有人保持禮貌,但絕對不可以對所有人永遠包容。
這個世界遵循的是利益法則,而非善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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