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構成了“美好生活”?通常人們認為,像財富、地位、名譽、健康之類的事物對于美好生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孔子和孟子挑戰了這一傳統信念,他們堅定地認為,即使我們擁有了這些事物,但如果缺乏道德,我們的生活依然不會美好,道德才是構成美好生活的前提基礎和必要條件。
道德是美好生活的基石
孔子并不否認人們追求財富、權力、名譽以及生命健康的欲望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認為這些欲望的實現應當受到道德的約束和引導。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渴望富貴、厭惡貧賤是人的自然欲求,但不同的是,有德之人能夠控制這些欲望,讓這些欲望服從道德的理性要求,并通過道德的方式去實現它們。否則即使生活在貧困中,有德之人也能坦然接受。“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如果富貴得自不義,其價值如同浮云般輕而無物。當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應:“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他既肯定了貧賤時不卑不亢、富貴時不驕不躁的生活態度,又高度贊揚了在貧賤中樂觀豁達,富貴時喜好禮儀的生活態度。
孔子不僅是這樣說的,他也是這樣做的。他本來完全可以接受君王的高官厚祿,過上錦衣玉食的美好生活。但他寧愿選擇顛沛流離、“惶惶如喪家之犬”,也要堅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和政治理想。當衛靈公詢問他關于軍事的問題時,孔子淡然回答:“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第二天便離開衛國,繼續他的旅程。在陳國斷糧時,弟子子路因饑困而憤憤不平,質問孔子:“君子也會陷入困境嗎?”孔子答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貧窮而有德的生活要好過富貴而無德的生活。反之,如果失去道德,即便這些非道德的欲望滿足了,生活也不會美好。桀紂貴為君王,卻陷于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中,最終走向了自我和國家的毀滅。
不僅富貴不及道德重要,就連生命亦是如此。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當求生的欲望與道德發生沖突時,前者應當讓位于后者。孟子對此論述得更加明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有德之人不同于無德之人的地方并不是有德之人沒有求生的欲望,而是有德之人對道德的欲望超越了對生命的欲望,做到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因為“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生命的長短并不是決定生活質量的關鍵,真正重要的是通過修身養性達到安身立命的境界。
孟子告誡我們,寧可一貧如洗,也不能過沒有尊嚴的生活。他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對這位饑腸轆轆的乞丐而言,獲得食物能夠讓他的生活變得更好,但是他卻拒絕了別人的施舍,因為施舍者給他食物的方式羞辱了他的尊嚴。他對過有尊嚴的生活的渴望比他過吃飽飯的生活更強烈。孟子借此提醒我們,如果連乞丐都能堅守做人的尊嚴,那么普通人又有什么理由為了追求一己之私利而出賣尊嚴呢?
道德與生活之樂
在孔孟看來,道德之所以是美德生活的基礎首先在于,道德帶來的快樂比這些非道德之物帶來的快樂更為深刻、持久,一旦人們體驗到了道德的“美好”,就不會再去迷戀非道德之物的“美好”。
顏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常人看來,他的生活與美好一點都不沾邊,但孔子卻贊嘆不已:“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顏回在極度貧困的生活中仍然堅守仁道,還能夠怡然自樂,這是因為他從心靈深處真正體驗并享受到了道德之樂,這種境界是一般人不能達到的。
堅守道德能夠讓人獲得內心的安寧、舒展和喜悅。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孟子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當一個人反省自我,并確認自己在良心上無虧欠時,內心自然會感到安寧、坦然和喜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小人雖然可能也會享受到不義之財的快樂,但或被一己之得失困擾,或因不義之行而恐懼,終究失去了享受來自心靈深處的道德之樂的機會。
孟子將這種道德之樂區分為三種,分別來自家庭、倫理和教育:“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這三種快樂是道德滿足后帶來的心靈上的愉悅。這種快樂無關乎財富、權力、名譽這些外在之物,已經超越了做君王的快樂。“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一切所需皆內在于自己,經自我反省后的良心上真誠和踏實的快樂,遠非物質感官的享樂所能比擬。后者是動物也能享受到的快樂,而前者是只有作為人才能享受到的快樂。
道德與生活自主
擁有道德,意味著我們能否擁有美好生活主要取決于我們自己;而訴諸外物,意味著我們將生活的自主性交給了不可控的外部世界。
孟子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上》)能夠求則得之的事物是仁義道德,不能求則得之的事物是財富、權力、名譽等外在之物。前者的獲得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完全依賴于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就像孔子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而后者的獲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在的客觀因素,非人力所能控制。所以,如果我們將美好生活的實現完全寄托在這些不可控的外部事物上,我們就會失去對生活的主導權,成為外在事物的奴隸;反之,如果我們專注于自身的道德修養,我們便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
道德之所以是內在于我,是因為它是天賦予我的,而其他外在之物是人賦予我的。“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天賦予的事物比人賦予的事物地位更為尊貴、更值得追求。然而,當今之人卻為了追求“人爵”而放棄了更為尊貴的“天爵”,是因小而失大。所以,孟子提醒我們,我們更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道德的堅守和培養上,而不是一味地追逐財富、權力等外在事物。這樣在任何環境下,我們都有能力過上美好生活。
道德與生活意義
雖然孔孟也說,擁有了美德,外在之物會自然隨之而來。但是孔孟從沒有將追求外在之物視為生活的終極目的。相反,這些外在之物只是成就道德人格的手段,擁有它們將更有利于人們去做道德之事,成道德之人,過上道德的生活。
孔子提倡人們組建家庭,生兒育女,是因為家庭為人們提供了培養孝悌美德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成為兒女、父母、夫婦等角色;孔子鼓勵學生“學而優則仕”,是因為學生獲得一定的政治權力,才能有機會在更廣泛的社會中推行“仁道”;財富充裕,能為美德的養成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壽命更長,有足夠的時間將自我的道德發展得更為成熟和完善。所以,外在之物是成就道德生活的手段。
孔孟堅信,每個人都具有實現美好生活的潛能。阻礙我們過上美好生活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身。冉求對孔子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回應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論語·雍也》)孔子還感慨道:“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大多數人可能也有道德欲望,但這些欲望的力量往往不如他們對財富、地位、美色的追求來得強烈,導致他們難以持久地堅持道德。所以,美好生活的實現需要我們“克己復禮”,以道德而不是欲望來引導行動。
綜上所述,孔孟對“美好生活”的這些洞見,為豐富和發展當代美好生活理念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中國智慧,極富啟發意義。它引發我們對以往所持有的“美好生活”信念進行反思:為了過上美好生活,我們一定要拼命地去追求財富、權力、名譽這些外在之物嗎,沒有這些,我們就一定不會幸福嗎?它也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能夠安于道德之樂,那么我們的生活質量可能會更高;如果我們將道德的追求擺在生活的首位,那么我們將更有能力抵御不可控的偶然性因素對生活的影響;如果用外在之物去成就道德生活,隨著道德的成熟,我們的人生會更加“從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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