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青少年拒絕上學的現象日益普遍，《三聯生活周刊》自制的家庭治療紀錄片《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學》就對這個問題展開了一系列討論，希望能幫助陷入困境中的家庭打開家門，擺脫恥感，說出心中的隱痛。

而日本的“8050問題”（80歲父母撫養50歲無業子女）則揭示了社會邊緣化群體的生存困境。從社會學和心理學視角看，兩者雖處于不同人生階段，但存在深層的結構性關聯，且可能形成代際傳遞的風險鏈條。

在養育子女時，恐怕沒多少人預料到孩子會陷入蟄居狀態。因此，他們無法很好地理解眼前的事態。等回過神來，暫時不上學或不上班的子女已經在家里待了數月甚至數年，很少會及時意識到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蟄居族”。父母感到不安，但也覺得子女“只是稍事休息”，他們原地等待，期待子女能夠有所行動。

周圍的人也覺得，“如果父母能嚴厲對待子女，他們總會回到學校或工作崗位上的”。然而，采用訓斥激勵態度的師長反而往往會讓子女自我封閉，失去和子女的連接點。

很多父母在發現無論怎樣子女都不為所動時，只能自我責備，也有很多家庭以此反省育兒方式：“也許是自己把孩子逼到了蟄居的地步。”

同時，在這種情況下，父母也自然會想“孩子很可憐”“我想等孩子自己開始行動”“先隨他去吧”。

即使想找人聊聊子女，父母面前也矗立著一堵“高墻”。一想到找人咨詢、接受家庭訪問會暴露“家丑”，就會產生抵觸情緒，索性“就這樣吧”。但父母也并非放任不管，許多人會在子女年幼的時候經常去窗口咨詢。但是，蟄居問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咨詢的父母受到專家說教，也會受到傷害。久而久之，父母就會對向外界咨詢感到猶豫。

在蟄居援助體制尚不健全的21世紀初，面對蟄居的子女，父母們像迷路般在困惑和不安中摸索著前進。

社會學視角：社會結構與代際困境的共振

經濟轉型與就業壓力

日本“8050問題”的根源可追溯至泡沫經濟破裂后的“就業冰河期”，導致一代人成為終身非正式雇員，最終陷入貧困和孤立。中國當前也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就業競爭加劇的問題，尤其是“35歲職場危機”和“996文化”對中年人造成的壓力，可能迫使部分群體在失業后長期依賴家庭資源。若青少年拒學問題未被及時干預，其未來可能因學歷或技能不足而難以就業，最終成為家庭經濟負擔的“中年蟄居者”。

家庭結構的脆弱性

中日家庭均存在“過度保護”與“依賴共生”的特征。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對子女的過度投入可能削弱其獨立能力。例如，拒學兒童常因家庭溺愛或高壓控制而選擇逃避學校，形成“家庭避風港”依賴。若這種模式延續至成年，可能演變為日本式的“雙親養老+中年失業”雙重壓力。

另一方面，即使子女成人，父母仍然習慣照顧子女。同是東亞國家，有的地區老人和子女相互幫助，比如韓國；有的地區傾向子女照顧老人，比如中國。而在日本，則更傾向于老人照顧子女。

社會支持系統的缺失

日本“8050”家庭因社會孤立難以求助，中國拒學家庭則常因“家丑不外揚”觀念延誤干預。例如，北京、佛山等多地開設的“拒絕上學門診”雖提供了專業支持，但多數家庭仍將問題歸因于個人意志薄弱，而非系統性社會支持不足。

人們往往認為自立就是不依靠任何人生活。“不愿給別人添麻煩”的想法，會把依賴對象局限在家庭內部，不久可能會導致整個家庭陷入孤立。確實，當家人一起奮斗時，也許會覺得正在走向“自立”，但家人也會迎來年齡的增長和體力的極限。家中可依靠的人若有減少，某個家人的負擔就會增大，原本是要實現“自立”，卻對特定的人產生了更強的依賴。或許，應該更早地尋找家庭以外的依賴。

心理學視角：從拒學到社會性退縮的演化路徑

焦慮與回避機制的強化

拒學兒童常因學業壓力、人際沖突或家庭矛盾產生焦慮，進而通過“回避行為”緩解痛苦。心理學研究發現，長期拒學會導致社交能力退化，形成“學校恐怖癥”或“社會性死亡”狀態，與日本蟄居族的心理特征高度相似。例如，上海某小學研究中，拒學兒童表現出對學校環境的非理性恐懼，甚至伴隨軀體化癥狀（如頭痛、腹痛）。

就像人們常說的“優等生的窒息”一樣，受到周圍高度評價的人，有時會突然無法再上學或上班。另外，拒學或蟄居者本人諸如“別人會怎么看我”的焦慮會加劇，進而懼怕與他人交往。

自我價值感的崩塌

東亞社會普遍以“成績”和“職業”定義個人價值。拒學青少年因學業失敗或社交挫敗，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形成“習得性無助”。日本蟄居族正是因長期失業與社會評價壓力，最終喪失重返社會的動力。

蟄居者本人并非不懂義務教育和社會貢獻的必要性。即使他們的大腦能夠理解，也不知道如何步入下一個階段。蟄居者本人既會在心理層面遭受消極情緒的折磨，也會在生理層面承受精神疾病的困擾。中國青少年若長期處于拒學狀態，可能復制這一心理軌跡。

家庭互動的惡性循環

拒學問題常與家庭功能失調相互強化。例如，父母過度干預或情感忽視會加劇孩子的逃避傾向，而孩子的拒學行為又引發家庭焦慮，形成“共生沉淪”模式。這與日本“8050”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相互依賴、共同封閉的狀態如出一轍。

有蟄居子女的父母，會被熟人或親戚明里暗里地評判：“是父母靠不住所以孩子才太驕縱。”于是這些父母打起精神用強硬的態度對待子女，反而會使子女更加消沉，陷入蟄居狀態的惡性循環中。

精神科醫生向父母們建議，不要把自己的不安和焦慮發泄在子女身上，而是要作為子女身邊的援助者，以穩定的心理狀態和他們接觸。

風險預警：中國會否重演“8050”危機？

社會性孤立并非與己無關。如今，無論是獨自生活，還是與父母同住，以高齡人群為核心的孤立不再只是一部分人的問題。 從圖表2-5可以看出，無論是40~50歲的單身和父母同住的人，還是65歲以上的老人，數量都有所增加，都面臨著孤立的風險。

單身者面臨的風險是“孤獨死”。在2012年內閣府對65歲以上獨居人群的調查中，切身感到會無人照料、死后才被人發現（“孤獨死”）的人群占比升至 45.5%。

另外，與父母同住的人群里還包括無業和蟄居人群。一旦父母生病或去世，家里失去了主心骨，親子就會面臨“共同倒下”的風險。為了照顧父母而離職的人，與社會脫軌越久，就越害怕和外人接觸，他們可能會面臨同樣的狀況。父母去世后，子女們很可能成為獨居者，陷入孤立。如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里，社會孤立絕非與己無關。

警惕“未完成的成人化”陷阱

中國青少年拒學現象與日本“8050問題”共享著相似的東亞社會基因——高壓競爭、家庭捆綁與價值單一化。若放任青少年從“拒學”滑向“社會性退縮”，可能催生新一代蟄居族。然而，中國的優勢在于更早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開始系統性干預。未來的關鍵在于，能否將個體的心理修復與社會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避免重蹈鄰國的覆轍。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反思：當我們談論“拒絕上學”“拒絕工作”時，本質上是在追問——我們的教育和社會，是否正在剝奪人“成為完整的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