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青年應被涵養而非消耗

——答牛津中國論壇線上采訪

問：您的研究中常以具象化的比喻作為切入點（“蟻族”“工蜂”“時間的暴政”），“暴政”這個詞語的選擇尤為有趣，將時間對青年的影響比作“暴政”背后有什么原因？

答：我將時間比作“暴政”，因為在一個高度加速的社會中，時間幾乎被視為最寶貴的資源，且不斷被逼迫用來換取經濟或職業上的成果。尤其是在職場、教育等領域，時間被抽象化為一種不斷追趕、迫使人們以極高的速度生活的力量。無論是加班文化、即時送達，還是高校中的“非升即走”，都讓時間成為了一種高壓的管理工具，約束了人的自由與選擇，讓青年在生存壓力中常常感到無法喘息。所謂“暴政”正是源于這種無情的時間管理，它并不關注個體的需求和感受，而是單純地驅動個體不斷向前。

通過這個比喻，我想表達的是，時間的匱乏讓人無法自如地調控自己的生活節奏，成為一個被支配的對象。在競速式的社會競爭中，時間不再是自由的、可支配的，它成為一種被強迫遵循的規則，這種壓迫感幾乎可以比擬暴政。

問：您在2009年發表的《蟻族》引起了廣泛熱議，在那時您就觀察到了高知人群所面臨的實際就業問題；在近20年的社會變遷后，“蟻族”所揭示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還仍然存在？

答：“蟻族”是我2009年提出的社會學概念，也是我提出的第一個社會學概念。“蟻族”一經問世，即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現在看來，“蟻族”一詞仍有社會學意義，其所反映的不僅僅是一個群體的困境，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問題。

十五年來，“蟻族”逐漸從一個單純的社會話題演變成一個象征性、符號性的議題，內蘊著中國青年對階層流動的渴望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業問題始終是中國政府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而今，用人單位對學校背景的過度重視和勞動市場的“非正式雇傭”趨勢，使許多年輕人即便擁有不錯的教育背景，卻依然在不穩定的職業狀態中掙扎。日本在這方面的教訓給我們以很大啟示。平成時代未能成為正式員工的日本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不安、只能勉強度日，在自身發展面臨不確定的情況下，他們不僅無心結婚生子，甚至無法與他人建立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而年輕人一旦陷人失業或無業狀態，幾乎意味著將處于焦慮狀態，引發后續心理問題。即使有幸成為正式員工，不斷減少的正式員工名額也意味著比之前承擔更多的工作任務，還要面臨隨時可能被非正式員工取代的潛在威脅，因而長期處于高強度勞動和超負荷工作壓力之下。

問：您追蹤青年群體近20年，最初研究的“蟻族”可能也有一些如今已步入中年，而新一代的青年也面臨“內卷”、“就業難”、“脫不掉孔乙己長衫”等困境。您認為兩代青年所面臨的困境有哪些異同？

答：2000年代的“蟻族”和如今的青年面臨的困境是交織的。早期的“蟻族”更多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的過渡問題，而今天的青年則處在一個數字化、平臺化、信息化的社會環境之中。在2000年代，青年人的焦慮更多來源于傳統行業中就業機會的緊張、教育與職場經驗的脫節，而今天的青年是在平臺經濟興起的背景下，不得不應對“快節奏、高效率”的工作模式，甚至陷入了“24小時在線”的困境。

平臺經濟的興起為新一代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和靈活性。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更強的時間壓迫和工作的不確定性。兩代人的奮斗焦慮都是基于一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但后者的焦慮或許更加根植于經濟模式的變化。

問：您在《時間的暴政》中指出，平臺經濟下的騎手、碼農等群體被“加速社會”異化，而高校青年教師也因“非升即走”制度陷入焦慮。這些看似分散的群體困境似乎存在某種共同根源，為什么對時間的匱乏感會成為一個具有如此普遍性的問題？

答：時間的匱乏感并非單一根源所致。時間匱乏感的普遍性背后，其實是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與社會價值觀的演變。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劇了資源的爭奪，尤其是在教育、工作、住房等領域。時間的價值和人的生產力越來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個體在社會競爭中變得越來越無力。

東亞文化中的“功利主義”和“效率優先”思想加劇了這種時間壓迫，因為這些文化框架促使人們將時間視為一項生產性工具，必須不斷用時間來換取成就和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不僅在面對生存壓力時感受到時間的緊迫，也在社會文化中被鼓勵要追求“更多、更快、更好”。而這種根植于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這種普遍性的時間匱乏感。

問：我們也注意到一種矛盾現象：許多青年一面深陷加速化的生存焦慮，一面又通過‘熱愛奮斗’的敘事主動擁抱這種節奏，我們該如何理解青年的“自愿加速"?

答：這種“自愿加速”往往是在一個隱形的社會規范框架下進行的。個體看似是在主動選擇加速的生活節奏，實際上，他們是在無形的社會壓力作用下做出這種選擇。社交媒體上的宣傳案例以及父母和社會的期望，都在默默地塑造著年輕人對于“成功”的定義。當個體將某個“目標”視為自我實現的一部分時，實際上他們可能已經被置身于一個不斷加速的社會機器中，而這種加速并不一定對個人的幸福和發展有益。

最具諷刺性的是，青年人往往以為“目標達成”是自我實現的過程，但殊不知，這種“趕工游戲”可能已經被商業利益和社會權力所利用，成為對個體的隱性規訓。因此，雖然看似是一種選擇，但往往是由外部力量推動的。

問：您指出我們要警惕將“奮斗”異化為對青年的剝削，但對于很多青年平臺經濟大的剝削似乎也是相對最好的選擇。現有制度下，青年是否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答：在現有制度下，許多青年面臨的選擇確實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平臺經濟或許是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最好的選擇，尤其是在就業市場嚴重競爭的背景下。這里的“剝削”不僅僅指直接的經濟壓迫，更包括了心理層面的影響——對個人時間、精力和創造力的過度消耗。但這是一個沒有太多選擇的困境，因為個體對抗系統性問題是很難的，甚至是無解的。全社會都“卷”，你不“卷”，在很多情況下，你就要被淘汰。很多青年往往是在生存的壓力下做出的選擇。這也暴露了當前社會存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即沒有為個體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和更公平的資源分配，這也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面臨的共性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受影響最深、利益受損最大的往往是青年群體。

我們注意到，中國政府一直在為改善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作出努力，2017年，中國首部《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的出臺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當然，作為個體我們也要意識到，雖然當下的選擇可能是最現實的，甚或是無奈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追求更有意義，更具松弛感的生活方式。

問：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年輕人應該重建附近，找到對生活的掌控感，您認為這種理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值得追求的？年輕人在逃離時間的“宰制”時會遇到哪些困難？

答：在現有的加速化社會中，青年們如何重建“附近”和生活的掌控感，的確是一個艱難的、有挑戰的任務。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常常讓人感到失控，尤其是對于年輕人來說，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角色往往是在競爭壓力下逐漸喪失的。然而，重建這種掌控感并非不可能。

通過重新定義自己的生活目標、建立更加健康和有意義的社會聯系、以及關注個人的心理健康，青年人可以重新找回生活的節奏和目標。盡管這些目標有時與社會期待和周圍人對你的要求有所沖突，但依然值得追求，通過這些方式，年輕人可以獲得更持久的幸福感和自我實現感，從而找尋到更有意義的人生。

問：您在研究中始終呼吁“青年應被涵養而非消耗”。若請您對2025年的中國青年說一句話，您最想傳遞怎樣的信念？

答：我想告訴2025年的中國青年：不要讓外界的喧囂和成功的標準來定義你的人生。真正的成功是內心的安寧與滿足，而不僅僅是外在的成就和財富。不要讓異化的“奮斗觀”成為你生命的唯一目的。真正的奮斗，不是為了迎合社會的期望，而是為了找到你內心的熱情和生活的意義。

我認為，真正的奮斗是幸福的，幸福才是衡量奮斗價值的唯一標準。你們有能力創造一個更加符合自己價值和節奏的生活，別讓加速的社會將你們吞噬。青年應當被涵養，而非消耗。青年的價值在于獨特性，而非迎合一個標準化的成功模型。要勇敢追尋自己的內心，成為你們想成為的人，過一個更加充實和有意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