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志軒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導讀】近日發布的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投資于人”，這意味著居民就業、消費、養老、生育等領域，在宏觀政策中的權重會進一步加大，民生領域的資金流動有望加速；另一方面，報告中對科技、民企的關注明顯提高，這與217民企座談會的精神一脈相承。綜合來看，未來的經濟重心在居民社會福祉、企業創新活力方面的投入，與國內外的經濟社會形勢變化，以及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趨勢息息相關。

作者指出，在當代世界體系中，后發國家若想突破低水平發展陷阱，必須接入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走上工業化、社會化生產的道路，接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也因此，后發國家接納“資本”作為基本的生產組織方式幾乎是一種客觀強制。然而，資本不等于資本主義，一個廣泛存在著“資本”的經濟體系和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之間是有差別的。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歷史化的、現實化的理解與闡釋這種差別？

作者指出，資本要想從生產單元演變為支配性社會權力，需控制三大戰略節點：(1)核心循環節點控制。通過壟斷金融、能源等經濟命脈，形成對社會再生產的結構性支配。(2)對信用關系的控制和對土地等自然環境的所有權。資本借由信用得以在陸地上奔馳流動，并進一步通過價格獲得在整個社會經濟范圍內支配勞動、配置資源的能力，并借此獲得重塑整個宏觀經濟形態的能力。此外，通過將以土地為代表的“不可再生產的生產要素”的“資本化”，資本的邏輯得以不斷地延伸，把一切都納入資本增殖的邏輯和過程中。(3)競爭性的政治環境。政治系統的競爭性是資本權力能否擴展的關鍵。對于一個國家內部而言，政治系統越是無法整合，各種政治力量越是相互競爭，那么不論這些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利益來自何處，都會使其相對于資本形成妥協。

但在中國，盡管資本是普遍存在的生產組織形式，但是資本的權力始終未能躍出狹義的生產領域。在資本權力擴張的后續節點上均受到相應的制度規約，使得資本的目的不會上升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目的。這包括：資本循環的大部分核心節點是由國有經濟控制的；國家通過多個維度實現對金融系統的有效調控；土地的國家和集體所有；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本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出發，抓住資本這個市場經濟的核心范疇展開分析，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討論具有一定的開創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2月刊，原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

▍引言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問題的討論，幾乎貫穿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整個過程。近年來，這一討論隨著黨中央對資本問題在理論和政策上的重視而逐漸繁榮起來。在當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普遍存在著包括國有資本、私人資本、外國資本等在內的各種類型的資本。這些資本以自身的方式實現對雇傭勞動和生產資料的結合；不斷在貨幣、生產要素和商品之間實現形態變化，在這種運動中串聯起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已經成為理解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范疇。任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嚴肅討論，都已經不可能繞開這個范疇了。

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界，對資本問題的討論受到這樣一個理論張力的牽引——在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資本范疇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內容，也蘊含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性。那么，在當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在資本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范疇，并且廣泛地影響著社會生產的情況下，應該如何理解資本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關系，或者說為什么社會主義中國需要如此龐大復雜的資本運動？

由于資本的運動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的，所以在討論資本存在性之前，首先需要討論商品貨幣關系以及市場經濟的存在性。在這一點上，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學者基本上達成了共識。論證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經濟存在性的文獻汗牛充棟，提供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理論。在本文看來，這些不同的角度實際上都統一在商品背后的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運動當中。商品貨幣關系從本質上來說是依靠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來協調社會分工的系統，生產者的生產過程是廣泛的社會分工的一環，因此是一種社會勞動；但是生產過程中的決策卻是根據生產者自身的信息和利益進行的，因此是一種私人勞動。如果生產者的商品得以在市場上交換，說明其勞動確實為社會其他部分所需要，其勞動的社會性被承認，從而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實現了統一；而如果商品不能順利銷售，則說明這種私人勞動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從而無法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由此，我們可以考慮一種“反證法”：如果市場經濟不再主導經濟運行，那么從邏輯上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社會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不占據主導地位，即不存在大規模的社會分工，這種情況的典型形態是自然經濟；另一種則是不同生產單位和勞動者的勞動可以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即勞動者的勞動在一開始就表現為社會的需要，當代社會中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逐漸從個人需要和個人消費轉向公共需要和公共消費，體現的是直接的社會勞動逐漸增加的性質。但是，無論如何，在當前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下，直接的社會勞動雖然其范圍在不斷地擴大，但仍然僅僅是社會勞動中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這樣，市場經濟或者說以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為基礎的社會分工協調方式，就仍然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從產權、信息、不確定性等各種角度論證市場經濟的普遍性，實際上都是上述理由在某一個具體方面的特例。

論證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經濟的存在性是相對成熟和完善的理論觀點，但是再向前一步論證資本的存在性就變得復雜起來。當前關于資本存在性的論證較常見的思路至少有以下幾種：一是區分資本社會關系的方面和物的方面，強調資本物的方面在不同社會的共性；二是從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的共性入手，強調其價值增殖、資本積累等方面的共性，而這些共性在當前階段是可以利用的；三是強調生產力條件的約束，認為當前時代仍然處在資本這種生產關系所對應的生產力基礎之中。這些研究無疑拓展了關于資本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關系的理解，但是仍有幾點值得指出。

首先，資本本身是一種生產關系，任何物的方面僅僅是其物質形態，并不是使資本區分于其他范疇的根本特征。對此馬克思曾有一個經典的比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將資本視作一種物或者人和物的關系，都有忽視資本所代表的特定生產關系及其歷史性，而將其永恒化的可能。???

其次，如《資本論》第三卷所揭示的那樣，資本復雜的性質直接蘊含于資本這個范疇內部，資本運動總公式自身邏輯的展開形成了資本從一般到特殊的整個過程。換言之，資本的性質和運動已經包含在資本最簡單的形態中，只是這些性質和運動需要一步步地展現出來。如果從不同類型資本的共性入手，并不容易把握資本的一般性應當位于何種抽象層次上。或者說，在資本從最簡單的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一規定性逐漸具體化發展成現實中復雜的資本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很難辨識到底哪些是資本跨越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一般屬性，哪些又是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實際上，由于這種困難，在學術界探討公有資本的時候也總是采取其他策略，引入國家等外在于資本的因素，以討論公有資本的具體性質。在引入外部因素后，一些私人資本本來具有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或者不再顯現出來。在這種探討策略下，用于理論探討的資本的“原型”或者“一般形態”恰恰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能夠完整展現自身邏輯的資本！這意味著，盡管從不同資本的共性入手，其邏輯應當是從資本一般到資本主義資本的特殊和社會主義資本的特殊，就像從帆船的一般到大帆船和小帆船的特殊，但是實際上展現的卻是帆船和裝了蒸汽機的帆船。

最后，某種生產關系的存在歸根結底的基礎當然是生產力，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但是，要將某一個時期的生產力和某種具體的生產關系聯系起來，我們仍然需要一種中介過程以便于對具體的現實進行分析。否則，我們并不容易分析清楚當前的生產力基礎，到底是以何種方式決定了資本存在的必然性。

▍元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的存在性

在這個部分，筆者試圖給出另一種資本存在性的論證，這種論證實際上就是為上一部分當中基于生產力的觀點找到一種中介狀態。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引入由意大利學者加布里埃爾和巴西學者賈布爾提出的“元生產方式”概念。元生產方式不是一種具體的生產方式，而是一種基本的經濟結構，制約著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內的各種生產方式，體現著當前生產力的一般性制約。或者說，元生產方式所包含的內容不足以構成一個單獨的、具體的生產方式，卻是所有具體生產方式所必須具有的特征，這些特征來自當前生產力水平所導致的某種必然性，因此這些特征也就構成了從生產力到具體的生產關系之間的某種中介。

在加布里埃爾和賈布爾那里，這些制約包括商品貨幣關系、價值規律和支配性的市場、剩余產品的占有和積累以及宏觀上生產性部門和非生產性部門的存在和互相補充。但是本文認為，還有一種元生產方式的基本要素未被引入，這種要素是經濟的全球化或者說生產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工。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中，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來自生產社會化的發展。生產者在生產過程內部及生產過程之間規模更大、范圍更廣和更加緊密的聯系，是生產社會化的基本表現，也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經濟的全球化本身是由資本主義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體現著資本積累的規律，不斷地制造著不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對全球化的不同參與者形成了差異化的效應——其具體形式已經被包括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內的不發達理論所充分闡述，并被資本主義出現以來的歷史經驗所佐證。但是經濟全球化在一般意義上來說，仍然是生產社會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一種表現形式，體現著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分工協作水平的提高，是提高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種以高水平生產社會化為基礎的全球化，就是當前不同的生產方式都需要面對的元生產方式的重要要素。因為從本質上來說，這就像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一樣，也是社會生產協調過程的一個側面。

這種經濟全球化的二重性對于一個后發國家而言意味著這樣一種處境：如果它拒絕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那么同樣也就將自身從高水平的生產社會化當中排除出去了。這對于一個發展起點很低的國家來說，相當于拒斥了一種基本的生產力進步來源，是無法長期維持的。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后發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脫鉤，可以成為一種獲得獨立地位和政策空間、減少世界體系對自身塑造乃至重塑本國經濟結構的策略，但是這僅僅在一定時期內是可能的，不可能成為一種長期的“道路”。因此，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幾乎是一種“外在的強制”。

一旦我們將經濟的全球化引入元生產方式的分析中，就會發現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了一種外部的強制，讓資本在后發國家的存在成為一種必然。上述元生產方式意味著一個國家必須介入國際分工和競爭中，參與由世界體系中的中心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運作邏輯會表現為一種外部強制，本國的商品貨幣關系必然會被塑造為以利潤率或者說價值增殖為中心的資本關系。

其中的核心邏輯在于，現階段擴大再生產和生產率的提高依然以剩余產品的占有和使用為基礎。在商品貨幣關系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這種剩余產品的使用和占有會表現為對價值尤其是剩余價值的占有和使用。而在面對世界體系中其他國家的競爭時，利用剩余產品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就和在國際市場上保持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和積累聯系了起來，從而導致價值增殖成為本國生產主體必然的目標。較高的利潤率能夠幫助企業購買更多的生產資料，獲得生產率上的進步，乃至獲得并留住其他國家的投資。至于利潤率是來自企業相對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價值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還是來自國內較低的勞動力價值，反倒沒那么重要。

這種外部的強制可以類比于單個資本的運動邏輯。國內市場中單個資本自身可能存在各種各樣的目的，但是市場競爭的強制必然讓它關注利潤率和資本積累。因為不關注上述目標的資本會在競爭的強制中被淘汰，只有關注利潤率和積累的資本才能留存下來，而這些留存下來的資本也會成為其他新進入市場資本的外部強制。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外部的強制并不僅僅會對參與國際循環的企業起作用，而是對后發經濟體起著普遍的作用。一方面，參與國際循環的企業會如上文所述，在國內市場上對不參與國際循環的企業形成一種競爭的強制，這種強制可能來自積累速度、勞動力和信用獲取等多個方面；另一方面，后發國家追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發達國家的模仿和學習，而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是和具體的生產力相聯系的。因此，學習和趕超的過程總是伴隨著資本生產關系對具體生產過程的塑造。而且，這種外部的強制也絕不是只能表現為一種被動的選擇，也可以是政策基于不同原因的主動適應。

總之，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在國內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塑造下，轉變為了如何在世界市場上提高價值實現水平、實現價值增殖。這就意味著資本成為一種必然被采取的、普遍的生產方式。生產力借助了全球化或者說世界范圍內的生產社會化這一中介，不斷地在后發國家再生產出資本這一范疇。

如果這一論點成立，那么其背后的一個含義是：既然后發國家的資本來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強制，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資本像商品貨幣關系那樣，是跨越社會形態的某種一般性的范疇，而是帶有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假設某種跨越社會形態的“資本一般”固然在理論上是關鍵的，但是我們所實際面對的，是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為大背景的實際運動著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指望資本在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直接表現出某種根本性的不同。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資本作為盛行的乃至普遍的生產組織形式，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形式意味著什么；或者說，當中國的社會經濟形式將長期和資本共存，那么社會主義的性質如何影響資本的行為規律，就不能從資本自身的性質中去尋找，而應當從外在于資本的生產關系中去尋找。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樣，理論界在分析中國資本的性質和運動過程的特殊性時，實際上大體采取的是外部經濟關系對資本進行了某種類型“改造”的理論進路。而如何理解這種“改造”也將是后文的核心。

▍資本權力是如何擴展的

在上文中，我們提到，資本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其在中國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世界范圍內的生產社會化帶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對后發國家的強制。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資本運動本身是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大背景的，不能直接認為這個背景下的資本——不論其來源和所有者——直接具有某種社會主義性質。要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資本的特殊性，以及其背后的中國社會經濟形式的獨特性，需要從資本之外尋找。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首先說明的是，一個廣泛存在著“資本”的經濟體系和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之間是有差別的。對于什么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宏大而紛繁復雜的問題，牽涉到許多經濟學流派在思想史上的糾葛。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是一種有機的社會系統。有機系統的性質并非簡單的個體的加總，單個資本的疊加并不能直接推導出資本主義這個系統的性質，就像單個人的疊加無法推導出社會組織，單個鐵原子的性質無法推導出鋼鐵機器的性質一樣。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經濟體的生產目的和運動規律服從于資本的目的和運動規律。這意味著資本能否順利增殖成為經濟能否順利運行的前提，資本運動的困難將導致社會經濟運行的困難，社會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也服務于這種資本的運動和再生產。更直接地說，這實際上意味著資本的權力形成了對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的支配。因此，要理解資本如何過渡到資本主義，就需要了解資本的權力是如何得以實現對社會總體的支配的。

資本的權力不是一種能直接從微觀角度直觀理解的權力，其來源是隱藏在社會經濟結構當中的。資本的權力最直觀的來源是其對貨幣權力的運用，由于貨幣本身充當一般等價物，這讓它成為抽象勞動、社會勞動的代表，因此貨幣實際上成為承認和支配無差別人類勞動的權力。當原始積累讓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分離，資本實現了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資本對勞動者的支配就形成了。而當資本通過機器大工業獲得了自身穩定的生產力基礎——在這種條件下生產組織形式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并導致了勞動的生產力以資本的生產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實現了勞動對資本從“形式隸屬”到“實質隸屬”的過渡，資本的權力就進一步擴張了。以上也是關于資本權力的研究最常討論的內容。

但是，如果我們沿著資本發展的邏輯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這些內容仍然主要是狹義的生產過程中的權力。資本要想主導整個經濟活動，需要生產、分配、交換等領域一系列權力的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權力“閉環”。結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等受到馬克思深刻影響的理論的分析，就可以發現，要形成這樣一套完整的體系，至少還需要三個方面的核心節點。

一是對資本循環核心節點的控制。資本要在運動中實現增殖，需要不斷地實現資本在不同形態之間的循環；而要實現資本在形態上的轉換，就需要和外部的主體進行商品和貨幣的交換。不同資本和其他生產主體之間的商品貨幣交換構成了一個價值循環的網絡。如果這個網絡結構是均勻的，每個資本循環所連接的其他資本循環的數量和規模是差不多的，那么每個資本能對其他資本產生的影響就是有限的。但是，現實情況是，由于生產社會化水平在有些領域不斷地提高，資本間的競爭也在不斷加劇資本的集中，因此資本循環的網絡結構并非均勻的，而是存在著一部分具有高度中心性的節點。這些節點和廣泛的資本進行著商品和貨幣的交換，因此其自身就成為這些資本乃至整個資本循環網絡運行的基礎。

在現實中，資本循環核心節點的一個典型是金融部門。對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而言，在資本循環的購買階段，它們需要從金融部門獲取貨幣，而在銷售階段又需要將貨幣提供給金融部門。無論這些貨幣是金融部門提供的信用還是實體資本自有的貨幣，均是如此。而不同的金融企業又通過彼此的信用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樣一來，整個金融部門作為一個整體就成為資本循環的核心節點。另一個比較典型的部門是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部門，幾乎所有資本在循環的過程中都需要和這些部門進行商品交換。當然，由此向外拓展，生產經營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網絡結構或平臺的企業，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核心節點的性質。

由于一部分資本循環具有這種核心節點的性質并成為整個資本循環網絡運行的基礎，因此，只有資本充分掌握這些核心節點，才能夠“用它自己的雙腳站立”，獨立地維持資本的運動過程。

二是對信用關系的控制和對土地等自然環境的所有權。前文當中，我們已經討論了作為資本循環核心節點的金融部門，但是除此之外，金融背后的信用關系在資本權力的擴張過程中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信用讓處在循環過程中暫時停滯的貨幣資本可以被轉移到其他資本循環過程中，加快其周轉速度。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得以在不同部門、不同空間和不同主體之間流動。而這種自由的流動意味著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范圍內支配勞動、配置資源的能力。離開信用，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沉重的肉身”將會使得資本的流動性大打折扣。這種自由流動所帶來的權力，可以從生產價格的形成這一過程得到充分的觀察。資本正是通過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實現了利潤的平均化和生產價格的形成。生產價格的形成并不僅僅是價值實現對價值生產的偏離或者說一套新的價格系統的形成。生產價格形成的過程中，資本通過在不同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既調節著社會產品的供給，也調節著貨幣在部門之間的分配和由此產生的需求。可以說，生產價格的形成實際上意味著資本具備了重塑整個宏觀經濟形態的能力。而現實中要實現利潤的平均化，信用是必不可少的。

信用發展的另一個直接結果是生息資本的產生。而生息資本的產生導致資本增殖的真正來源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加劇了資本能夠自行實現增殖的幻象，并最終帶來了“虛擬資本”這一資本拜物教的最深刻代表。當這一概念出現之后，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資本終于獲得了最迷惑的形式，讓人們將資本作為一種永恒的、物的關系加以討論，將人類社會的各種社會關系都以資本的視角加以透視，并產生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乃至生態資本之類光怪陸離的概念。可以看到，信用不僅帶來了資本重塑宏觀經濟的能力，也讓資本拜物教達到了頂峰，產生了以資本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幻想，讓資本的邏輯“抓住了人們的頭腦”。

在虛擬資本產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和由此帶來的地租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相比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所有權而言，一個明顯的特征是盡管其仍然表現為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但不再成為組織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主導者，僅僅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在這個意義上，土地所有權成為有價證券那樣的虛擬資本。由于地租的一個基礎是對土地、自然資源等不可再生產的生產要素的占有，當虛擬資本的邏輯延伸到土地所有權領域，就完成了對不可再生產的生產要素的“資本化”。進一步來說，由于不可再生產的生產要素本身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的一部分，這就導致資本的邏輯得以不斷地延伸，將這些因素納入資本增殖的過程中，為資本增殖服務，從而讓大到地理空間小到人體基因等因素成為資本獲取租金的手段。租金和虛擬資本的邏輯相互配合，也成了當代紛繁復雜的投機活動的基礎。

三是競爭性的政治環境。很容易看出，前文描述資本權力的擴張過程，實際上是沿著《資本論》的邏輯順序展開的。傳統的觀點集中于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對資本核心節點的控制關注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而對信用關系和土地所有權的控制則主要關注資本的分配過程。因此，在已有的論述中，資本權力的擴張和資本自身邏輯的展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但是對于一個具體的社會而言，并不是僅僅有資本的運動，如馬克思的六冊計劃所提示的那樣，也包含著勞動者、地產、國家等其他非資本的范疇，其存在著與資本并不相同的運行邏輯。僅僅分析資本自身邏輯的展開是不夠的，還需要分析其他范疇自身的運動會如何影響資本。在各種非資本的范疇中，國家是尤其重要的。在資本權力不斷展開的過程中，勞動者和地產都被塑造為資本運動中的一部分，但國家不僅沒有作為資本的一部分，而且在維持資本再生產正常進行的過程中，經常性地以經濟總體調節者的身份出現。本文贊同荷蘭政治經濟學家羅騰的觀點，認為前資本主義生產單位的解體帶來了企業和家庭的分化，在這個分化的基礎上產生了資本和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對于資本權力的擴展，國家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

國家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會和資本在許多層面產生聯系和互動。本文認為在眾多的維度當中，政治系統的競爭性是資本權力能否擴展的關鍵。所謂政治系統的競爭性，指的是政治系統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為互相競爭的子系統。這一觀點的核心來自世界體系理論學者對資本主義產生過程的討論。世界體系理論學者強調，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出現，一個重要的基礎是存在 “國家間系統”。這些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相互競爭，因此不足以形成一個政治上整合的整體以實現對資本的控制。自由流動的資本成為不同政治實體的爭取對象，從而被讓渡更多的權力。這使得資本足以從社會政治生活的約束中逐漸“脫嵌”，主導不同國家的政治過程。這一過程在今天仍然以各種方式在國際經濟領域表現出來。例如著名的國際經濟不可能三角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三者不能同時成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當資本得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其流動所產生的結果將足以導致國家的貨幣政策空間縮減。

由這個觀點進一步引申，不僅不同的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實體之間的相互競爭會導致資本權力的擴張，對于一個國家內部而言，政治系統越是無法整合，各種政治力量越是相互競爭，那么不論這些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利益來自何處，都會使其相對于資本形成妥協。例如，在西方多黨制的條件下，不同政黨為了獲得執政的地位，需要爭取比其他黨派更多的支持，在這個過程中，不論這個政黨是否代表某部分資產階級的利益，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向資本讓渡一部分權力。

▍資本權力的制約與社會主義的“普照的光”

在已有的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問題的討論中，許多學者都認為資本會由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種“普照的光”而改變其行為規律。通過第三部分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資本的權力如何從生產過程中逐漸擴張，最終使經濟和社會政治活動逐漸圍繞資本的目的運行。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在中國的運動與資本主義國家有何不同也就呼之欲出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這種“普照的光”是如何“照射”到資本之上的。

在中國，盡管資本是普遍存在的生產組織形式，雇傭勞動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資本的權力始終未能躍出狹義的生產領域。在資本權力擴張的后續節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有相應的制度安排，使得資本的目的不會上升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目的。

第一，資本循環的大部分核心節點是由國有經濟控制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思路，是讓國有經濟更多著力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而這些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是與資本循環的核心節點相重合的。國有資本實際上是將國家的治理方式內嵌到資本當中，從而改變這部分資本的性質，通過國家和企業的關系，協調資本和資本的關系以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當國有資本掌握著資本循環的核心節點時，國有資本就能夠更大程度上發揮主導經濟活動的作用，撬動更大范圍的資本循環發生改變。例如，為了實現西部地區的發展，國家在西部交通不便的地區布局了大量的交通基礎設施，有數量龐大的私人資本作為生產上的某個環節參與了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私人資本仍然是以價值增殖為目標的，但是由于工程本身是由國家政策基于區域平衡發展的目的而設立的，由政府和國有企業進行投資和總體建設資金的回籠，每個私人資本局部的資本循環其實嵌套在國有資本具有更多元化目標的、更大的資本循環之中。因此這些私人資本的局部目的并不具有總體的性質，而是服從于國有資本的整體目的。

第二，國家通過多個維度實現對金融系統的有效調控。前文已經提到了信用對于資本權力擴張的多方面作用，一言以蔽之，在貨幣是支配無差別人類勞動的最主要權力的情況下，配置貨幣的機構實際上就成了社會分工的“指揮部”。在中國，國家對金融的控制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部門中，國有經濟在數量、比重和競爭力上占據著主體的地位；二是中國政府對金融系統具有更多維、更復雜的調控政策體系，這些體系不僅包含傳統的總量政策，更包含了大量結構化的、具有高度針對性的政策，使得國家能夠通過金融活動調控產業、區域乃至能源結構，實現更復雜的目標。由于國家治理系統嵌入國有資本中，中國對金融系統的監管政策更加復合，能夠實現從制度、信息到人事的多方面監管。同時，不斷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虛擬資本所產生的拜物教的祛魅，將金融活動還原為實現經濟發展有效協調社會分工的工具。

第三，土地的國家和集體所有。中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主要由國家和集體所有，并根據土地不同生產用途的特點，形成了具體的土地經營方式。這樣一方面，可以始終將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置于社會整體的調控之下，調控人和自然之間最基礎的物質變換過程，探索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地理空間形態。（有相當多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已經表明，資本所主導的人和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導致了一種物質循環的“新陳代謝斷裂”，這是當前人類社會生態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地理空間也更多地由資本形塑，形成了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地理空間。）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地租掌握在國家手中，從而實現剩余價值的社會占有，提高剩余價值在社會范圍內的使用效率，同時防止地租帶來的經濟“食利化”。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能夠實現國家治理各個環節的協調和統一。黨不僅僅實現了上層建筑的整合，實際上也是組織協調社會分工和協作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身是經濟基礎的重要部分。中國共產黨將政治經濟系統整合在一起，在這個系統中，社會的總體性和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由中國共產黨這個主體體現，從而確保前述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性質，并讓資本嵌入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不是“脫嵌”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統治性力量。

綜上，盡管資本在現階段是普遍的生產組織方式，并且資本的運動規律仍然面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強制，但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包括國有經濟體系、土地公有制、對金融活動的控制等一系列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安排，能夠讓資本嵌入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受到這些經濟制度安排的約束，從而改變資本運動過程，減少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消極因素而充分利用其積極因素。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普照的光”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照射”在資本之上的。

在文章的最后，有三點值得特別強調一下。首先，盡管上述制度安排實際上實現了規制引導資本的作用，但是并不意味著這些制度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是為了制約資本而設立或者保留的。這些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引導駕馭資本僅僅是這些制度的一種客觀結果。其次，既然上述引導駕馭資本的方式是歷史過程的結果，那就意味著這并非歷史演化過程中對資本形成制約的唯一可行方式。這些制度也并不對應于引導規制資本的某種政策，而是這些制度所形成的社會權力結構使得制約資本成為可能，是更為具體的規范引導資本政策的深層基礎。最后，資本本身有不斷增殖并且破除增殖過程中障礙的趨勢，因此這些制度安排和資本的關系也不是一種完全穩定的關系，而是處在一種矛盾運動之中。這種矛盾運動實際上也成為經濟結構變化的一種動力，是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一條線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2月刊，原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